李振宏 苏小利:“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说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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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苏小利  
特别是孟子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总能轻易起到混淆是非的作用。所以,对这句话要约略辩之。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把这段话引得稍微完整一些,以便了解其真实语境,而不至于简单地望文生义。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16)

  

   如何看待这个民贵君轻理论?它能说明在君民关系中,民重于君吗?能说明把老百姓的地位置于国君的位置之上吗?非也!

  

   在这段话中,“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揭开了民贵君轻的谜底。也就是说,孟子这段话是站在天子的立场上讲问题的,意为只有把老百姓放在重要的地位,重视民的利益,赢得民心,才可能贵为天子,坐稳天子之位。这是说给天子或国君们听的。这段话后几句,说得很明白。如果诸侯危及国家,那就改立诸侯,废其爵位;如果把祭祀之事做到了尽善尽美,却还要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在孟子这里,诸侯可以废其爵位,土谷之神也可以改立,唯一不能变的就是天子之位。只要天子能够得乎丘民之心,就可以坐稳天子之位。这段话的立脚点依然是天子而非民众,是告诉国君如何才能坐稳天子之位,和所谓的“民主”似乎没什么关系。

  

   古人关于这段话的释义,有一个说法没有引起注意。关于这段话,孙奭疏曰:

  

   “孟子曰”至“则变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为贵,不可贱之者也,社稷次之于民,而君比于民,犹以为轻者。如此者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乐其政,则为天子,以有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则为诸侯,以有其国;得乎诸侯之心,以为大夫,有其家。如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而以危之,则变更立置其贤君,是社稷有重于君也;牺牲既成以肥腯,粢盛既成以精絜,祭祀又及春秋祈报之时,然而其国尚有旱干水溢之灾,则社稷无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于民者为之也,是民又有贵于社稷也。(17)

  

   朱熹《孟子集注》曰: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

  

   诸侯无道,将使社稷为人所灭,则当更立贤君。是君轻于社稷也。

  

   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毁其坛壝而更置之。(18)

  

   从孙奭到朱熹,他们都认为孟子这段话中的“君”并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国家权力的最高拥有者,不能理解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甚至高于执掌最高权力的“天子”。孟子所言的“君”仅仅是指诸侯国之国君,是诸侯而已,是“天子、诸侯、大夫”贵族系统中的第二个阶层,非当时政治体制中的至尊之位,不是我们一般所谈论的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中的“君”。而一般观念中所言的国君,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中的“君”,则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春秋战国时所谓的“天子”,而这样的“君”是否适应“民贵君轻”的概念呢?孟子并没有表达这样的观念。

  

   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诸侯之位由天子所授予,是世俗之位,如果他的作为严重伤害到老百姓的利益,而危胁到诸侯国的存亡,天子可以废其爵位,更立新的诸侯。而天子之位不是世俗之位,是天的授予,天子之位无人能变更,因此也无法轻率地讨论天子与民众的地位究竟谁重于谁的问题。《孟子·万章上》中有一段关于天子禅让问题的对话: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19)

  

   这段话中虽然也表达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重民思想,强调天会视民情而考虑天子之位的授予问题,但也明确强调了天子之位来自于天的神圣性。孟子一再强调“天与之”,天子之位是天命之所授,非人力所决定。那么,在这一思想系统中,能不能简单地谈论“天子之位”的轻重问题呢?所谓的“民贵君轻”说法中,显然是不能把理论上获有“天命”、实际上坐拥天下权力独断性、神圣性的天子包含其中的。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引出民众是国家政治主体的做法是轻率且没有根据的。

  

   但在学术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基本的思想关系,硬是要从所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和所谓的“民贵君轻”中引出一套“人民为政治主体”的说辞,把古代思想现代化。比如一本《中国民本思想史》著作中写道:

  

   儒家民本思想之第一义是以人民为政治之主体,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即人民)之天下也”。中国政治思想中,虽亦讲神、讲国、讲君,但“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故君主之地位虽崇高无比,但与天下百姓对照之下,他的重要性与神圣性便相对地跌落到人民的下面去了。所以孟子要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梨洲要说:“天下为主,君为客”了,而人民既为政治之主体,于是“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之思想遂亦发生,皇帝虽可贵,但人命更宜宝爱,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种以人民为政治之目的、政治之主体的观念,实为儒家民本思想之基调,其他观念皆由此引伸而出。(20)

  

   相信这样的看法既无法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也完全不符合中国人对历史的感知。什么国和君都是虚位,而民才是实体;什么君主地位的神圣性和重要性跌落到人民的下面去了;什么以人民为政治之目的、政治之主体,是儒家民本思想之基调;什么“天下”二字可以直接标注为“人民”云云,这在以皇权专制为政治核心的古代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

  

   分析证明,古代民本、重民思想的立脚点在君而不在民,它只是强调民是天子、君主所必须利用的基本力量。作为民本思想的一种标志性提法的“立君为民”说,并不蕴含当今人们所理解的民主性的成分,更不可能从中引申出民主、民权、民享的思想要素。而对于民本思想的思想属性,张分田用一部七十万字的学术巨著,挖掘了它的深刻本质:

  

   从理论特质、制度设计、政治实践和发展历程看,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主要根据是:从理论特质看,民本思想始终没有明确提出“治权在民”的思想;从制度设计看,民本思想与中华帝制具有高度的匹配性;从政治实践看,民本思想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君主政治;从发展历程看,民本思想既没有推出民主共和政治,也没有自发地导出民主思想。就最基本的核心理念而言,民本思想不属于民主思想范畴,而属于专制主义范畴。(21)

  

   这是被厚重的研究实践所证实的结论,是对中国古代统治思想详尽考察后的理论总结,笔者不复赘言。

  

   第三种情形是,认为国君应该出以公心,是贵公思想的表达。

  

   《商君书·修权》篇:“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22)

  

   《六韬·文韬·文师》: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23)

  

   《汉书·谷永传》:“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24)

  

   这些语境中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主要是突出两个字,一个是“共”字,希望天子与天下人共天下,“同天下之利”,不把天下看作是自己的一己之私;一个是“公”字,强调要有公正公平之心,以公心去对待天下事物。两个字有联系又有区别,最重要的是后者,反映的是一种贵公思想。《吕氏春秋·贵公》篇的表达最为清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25)

  

   很显然,《吕氏春秋》讲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是强调天子或国君应该以公心处理天下事务,强调国家权力为公众所用,不私一物,不阿一人。“公则天下平矣”是这类思想言论的核心。

  

   强调社会公正,是先秦时期一种很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晏子春秋·外篇上》中,晏子对齐景公的一段话,即是讲社会公正问题。晏子说:

  

   臣愿有请于君:由君之意,自乐之心,推而与百姓同之,则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营内好,私使财货,偏有所聚。菽粟币帛,腐于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万国,则桀纣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婴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则汤武可为也。一殣何足恤哉!(26)

  

   晏子告诉齐景公,国君不能把恩惠普遍地施于老百姓,不能以公心对待天下万国,是夏桀和商纣王灭亡的根本原因。国人的众叛亲离,根源在于国君过于偏心,“公心不周乎万国”。他希望齐景公能够扩大、推广自己的美德,公心布于天下,成为像成汤和周武王那样的圣君。很显然,晏子所讲的就是一个要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墨子尚贤,而其人才选拔的主张,也强调的是社会公正问题: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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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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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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