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 次 更新时间:2021-11-22 1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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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 (进入专栏)  
还不如不雇。

   对于劳动力难题,农民的解决之道是依靠亲戚、邻里、熟人及其扩展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并不完全是一种市场雇佣关系,其要害在于背后支撑的伦理,用农民的话来说,叫作“帮忙”“不好意思”,“人情”在雇人和保证劳动质量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经营大棚的农民都有一个“电话本”,上面记载着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及朋友介绍的劳动力,他们不断地用“素质”这种带有伦理色彩的标准相互“筛选”,解决了纯粹依靠经济雇佣关系难以解决的问题。很显然,龙头公司若直接经营则无法利用这样传统的社会资源,而且会遇到劳动力质量控制的难题。

   河北白沟的一个箱包企业响应政府的脱贫号召,在古嘉村建了一个“扶贫车间”,就是把箱包生产的缝纫环节搬了过来,给村里的留守妇女一个在本地务工的机会。这个车间在刚搬来的前两年完全不能盈利,主要的困难就是劳动力管理。据经理介绍,这里的妇女劳动纪律差,没到下班时间会突然就走,干活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而且还不能用城市企业管理的办法约束她们,她们会把对她们的管理理解成“看不起人”,如果被扣、被罚了钱就可能赌气不来了,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的妇女。在我们调查的时段,企业刚刚扭亏为盈,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这个“车间”在村里“扎了根”。经理告诉我们,这些妇女不但是劳动力,也是家里的媳妇、孩子的母亲,她们不外出务工,当然是以家务为重。所以扶贫车间的工作要与她们的状态相适应,时间上要灵活,管理上要给她们留“面子”,而作为回报,她们就会为企业考虑。

   古嘉村的案例展现了产业发展中国家与农民的“对接”过程。在香菇种植中,把经营环节留给了家庭,家庭帮助解决了乡村产业中的劳动力难题;在扶贫车间里,在生产过程中把劳动力同时看成“家庭成员”,灵活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把车间变成了农民家庭的“作坊”,而农民对此的回报就是不把企业“当外人”,劳动起来更加用心。这种“对接”是以“家”为核心,以家庭伦理为支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国与家的“对接”。如果产业发展不注意“对接”,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湖南省江华县的野竹村是226户1016人的村庄。这个村庄位于大山北麓,属于喀斯特地貌,地表水匮乏,人均耕地1亩。2014年的贫困发生率为33%。我们在2018年和2020年先后两次调查过这个村庄,2020年调查时该村已完全脱贫。与大部分贫困村相似,基础设施和外出务工在脱贫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全村463个劳动力中就有约300人外出务工,这也造成了留村劳动力的稀缺。改善野竹村状况的另外一大因素是政府的招商引资。2016年,一位外来的企业家集中流转本村1700多亩土地,建起了一个水蜜桃种植园。这个种植园是集中经营模式,投资、技术、生产、销售都是企业化管理,主要雇用本村和邻近村庄的劳动力进行生产。据企业老板估算,每年种植园用工在1.2万到1.4万个,每个工70元。这样粗算下来,村里剩余的100多个劳动力平均会有超过5000元的人均收入。企业老板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带动脱贫方面的荣誉。但是,我们在更加深入的调查之后发现,问题并不像算账这么简单。

   2018年是桃树的首次挂果年。按照投资时的估计,每斤桃子售价约6元,首次挂果可产60万斤左右,300多万元的收入能够补偿前三年近1000万元投入的三分之一。但是实际上最终只以每斤2元的价格售出了不到30万斤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桃子成熟后发生了连续不断、难以制止的盗采现象。据说是周围村庄的村民所为,而且都是夜里来偷,监管成本很高。除了盗采,企业老板的另一个苦恼是劳动力问题。一是劳动力组织困难。村里的劳动力本来就少,多为老人妇女,这些人劳动纪律和时间观念很差,中间“说走就走”“说不干就不干”。二是劳动监督困难。桃园的劳动主要是除草、施肥、浇水、打药、剪枝、套袋和采摘,其中剪枝是既需要技术又需要用心的活。虽然进行了培训,但是农民剪枝并不认真,剪得慢的磨洋工,剪得快的又把好枝剪掉。对此并没有好办法,不但不能解雇他们,甚至还不能“得罪”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是本地成本较低的劳动力。

   野竹村和古嘉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相反相成地说明了劳动力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包括劳动力数量少、质量不好、组织难、监督难,这与以前发展乡村产业是为剩余劳动力找出路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脱贫实践中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方式才体现出新时期、新情况下鲜明的中国特色。

   乡村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但比城市产业具有更强的季节性和波动性。作为人多地少、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状态的中国农村,农民发展出“半工半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乡村产业的这种特点密切相关(黄宗智,2020)。如野竹村的水蜜桃种植园,每年的1万多个用工在时间上分布是极不均匀的,大部分用工都属于“短工”性质。在农业监督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短工”的组织尤为困难。这就是大部分追求规模或追求生产环节统一化的种养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反过来看,乡村产业之所以维持在以家庭经营和合作经营为主的状态,是由于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与此相配合的社会关系结构,学者们将此称为产业的“社会基础”(朱启臻,2018;付伟,2019)。国家资金和企业资本下乡面对的并不是原子化的劳动力,而是生产和生活都以家庭为中心的留守农民。企业资本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试图以城市产业和规模经济的管理方式来改造乡村产业的努力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国家以扶贫为目的,尤其是以那些留守的贫困农户为对象,引导企业资本经营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而将中游的生产环节留给农民进行家庭经营。我们看到,国家不是挟资本之力,通过夷平农村既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来发展“现代”产业,而是以家庭经营为核心来与农民小心翼翼地“对接”。这种“小心翼翼”是家国关系的最好体现:一方面,最强势的国家面对最弱势的贫穷小农,其基本的态度是“视民如伤”而不是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国家力量必须尊重农村深厚的“社会基础”,否则也会碰壁受阻。

   产业扶贫发展出了许多国家与农民的互动与合作的形式。上述两个例子是两类,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还有另外的许多形式,如“合作社主导型”“能人带动型”“散户补贴型”,等等。这些形式显示出脱贫攻坚中产业发展的“因地制宜”性质,但是其成功的形态大都是以农户家庭经营为核心,国家和社会力量处理资本、技术、市场等产业链上下端农民无能为力的环节。其中特别能体现国家和农民这种关系的是政府补贴下的散户经营型。这种类型变化多端,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生力村是个典型。

   这个村的产业被地方政府叫做“菜单式扶贫”,具体内容是“八种八养”。政府对八种农作物和八种畜禽制定了详细的补贴底限、标准和最高限额,贫困户可以根据家庭的具体情况照单“点菜”。截至2020年7月,村里6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除了外出务工及完全无劳动能力的10户外全部参加了“点菜”。贫困户王贵财家里只有自己和患病的老伴,他2017年从“菜单”里选择了养羊,当年就赚了1万元。但由于腿脚不便,又要照看病人,2018年改成了养牛。他用贷款+补贴的方式,第一年负债2.2万元,第二年净收入2000元,到2020年就收入1.6万元,养牛的效益迅速显露出来。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政府补贴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根据贫困户的情况有所调整。比如肉牛养殖补贴,最初的规定是只有当年新购置的牛才可以计数,“旧牛”不能享受每头1500元的补贴。贫困户资金缺乏,有些户就每年都卖旧牛、买新牛。2020年,政府做出调整,规定只要是基础母牛就能够年年获得补贴。这样产业发展不但做到了因地制宜,在村子里也做到了因“户”制宜。

   国家与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对接”不仅表现在产业的经营中,还涉及更深层次的精神或伦理层面。我们在案例中看到,农民会表现出一些比较“落后”的特征,比如缺乏契约精神、缺乏劳动纪律和责任意识、偷懒甚至偷东西,这些会被看成一种“精神贫困”。事实上,有些国际扶贫组织在中国的扶贫重点针对的就是农民的这些问题,甚至会把改造农民的思想和意识作为进行扶贫的前提条件(孙飞宇等,2016)。但这些“落后”的特征真的是农民的“精神贫困”吗?

   在野竹村的案例中,农民偷盗的只是这个下乡企业种植园的桃子。在离种植园不远的地方,村支书自己也种了20亩同样的水蜜桃,就没有丢过一个。在有的学者研究的资本下乡种植玉米的案例中,农民也只是偷下乡企业的玉米,其他玉米谁也不会去动(徐宗阳,2017)。农民在外来资本的种植园中干活偷懒和不讲纪律,但是在各种帮工、换工以及本地有社会关系的雇佣劳动中则会尽心尽力。农民可能不是一个好“工人”,但是在家里可能是一个全力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好媳妇。农民不把与资本签过的订单合同当作一回事,但可能对朋友一诺千金。农民只是“内外有别”,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了不同的行动原则,这恰恰是一套高级的伦理原则,是建立在家庭本位之上、按照人伦关系向外拓展的行动伦理(周飞舟,2018)。农民一旦将其视为“内”,我们则会看到古嘉村那样零散而活跃的劳动组织形式;一旦将其视为“外”,我们则会看到野竹村那样看似整齐而实则无效的劳动组织形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农民改变和拓展其划分“内”与“外”的界限,而不是夷平或抹平这些内外的差别。

   3、真心帮扶:国与家的交融

   脱贫的“攻坚战”通过发展本地产业使留守的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而“坚中之坚”则是一些即使有了产业也不能脱贫的人。这包括两部分农户,一部分是没有劳动能力的“鳏寡孤独”,依靠国家政策“兜底”,能够保证其政策性收入达到贫困线以上;另一部分是有劳动能力但是因为懒惰等原因陷入贫困的农户,政策语言称之为“发展动力不足”,这是比例最小的一类人,也是落在“最后面”的一类人。这类人的脱贫不但标志着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也显示出大国治理中最深层、最细微的人心交流过程。

   河南省兰考县的度柴村位于黄河故道,土地盐碱度高,粮食长期低产。这个村共312户1298人,耕地面积998亩,人均不到1亩。由于地处中原,交通便利,与山区的贫困村相比,度柴村农民有外出务工的传统。2014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70户225人,贫困发生率17%,比山区村要低一些。2017年全村脱贫,2019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1万元,接近兰考县全县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度柴村之所以能迅速脱贫,除了国家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之外,最重要的也是找到了自己的支柱产业,即大棚蜜瓜种植,村民们称之为“甜蜜的事业”。从2016年到2020年,度柴村共建起了475个蜜瓜大棚。每个大棚占地1亩,建棚成本约1.4万元,年产两季蜜瓜。夫妻二人管理10个大棚,若尽量少雇工,则纯收入能达到15万元。蜜瓜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作物,从每年2月育苗下种到11月收获,大棚里每隔几天就需要用工,打杈、吊蔓、打药等,对技术要求不高,只要勤快、耐热就可以胜任,很适合妇女和老人打短工。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统筹安排下,村内形成了标准统一的短工市场,用工标准每小时7.5元,可以随来随去,不会耽误照顾家中的老弱病残。由于大棚很多,有零碎空闲时间的农民很容易找到务工机会。在我们看到的度柴村大棚合作社2019年的务工工资发放表中,在大棚里做零工得到收入的共有103人,其中贫困户有56人,非贫困户有47人,贫困户人均务工时间为81天,人均收入为4860元,非贫困户人均务工时间为55天,人均收入为3284元。两者对比,贫困户要比非贫困户多干一个月的大棚零工活,多1500元的务工收入。

这些数字显示出度柴村蜜瓜产业具有较强的“带贫性”。如我们上一节所讨论的,在像度柴村这样外出务工便利的村庄,若能够外出就能脱贫,但贫困户外出务工的能力较差。对于不能外出的农户,村里产业提供的这种零工、散工、短工机会越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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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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