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波: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百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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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波  
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⑤至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与外国90多个共产党或工人党建立了联系并开展友好交往。⑥

   中国共产党人不只是民族主义者,也有着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与苏联共产党一道帮助越南劳动党、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制定民族解放斗争的纲领、政策和方针,并协助日本共产党解决内部纠纷。在自身百废待兴之际,中国有力支援了越南抗法斗争,出兵援朝反抗美国侵略,谱写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壮丽篇章。另一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有义务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这样中国革命胜利才更有意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与南非共产党和法国海外省留尼汪共产党有了初步的接触和交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府或民间渠道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的反帝、反殖运动,许多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把中国视为重要的支持力量,纷纷来华寻求物质和道义支持,接受政治和军事培训。例如,中国共产党对几内亚比绍—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等政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提供了经济、军事援助以及道义支持。中国共产党把非洲视为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走进非洲,极大拓展了在第三世界的外交空间,为中国共产党加强与广大民族主义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团结合作创造了条件。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理论基础,它把中国的命运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命运紧密连接在了一起。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间组织开展的。在建立正式的党际联系方面,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未有实质性进展,这一局面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根本改变。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曾遭遇两次重大挫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产生严重分歧,迅速演变为两党大论战,导致两党、两国关系最终破裂,进而引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分裂。这一时期,为批判苏共大党干涉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政党对外交往方针。党的对外工作所经历的第二次挫折,来自“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大多数老资格的共产党断绝往来,此前有党际交往的89个外国共产党中的78个陆续与中国中断了关系。⑧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做法需要得到根本调整。

   (三)1979-2012年的转型与拓展

   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冷战逐步缓和,国内十年“文革”结束。邓小平同志敏锐把握国内国际大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以及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总结党的对外工作经验教训,对党的对外工作方针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形成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并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随后,党际交往四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所有愿与中国交往的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随着党际交往理论的重大突破,党的对外交往得到迅速调整和恢复,并出现开拓性发展。以政党外交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以党际关系促进国家间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主旋律。

   在短短几年内,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迈出了四“大步”:其一,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恢复正常党际关系。以1977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访华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先后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波兰统一工人党、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等恢复了关系。⑨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实现正常化。其二,开拓了对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工作的新局面。1977年12月,党中央批准了中联部和外交部《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正式开启对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外交工作。1978年5月,中联部邀请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干部代表团访问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名义公开邀请的第一个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仅在开展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交往的最初两年内,中国共产党就先后接待了索马里、坦桑尼亚、几内亚、赞比亚、塞拉利昂、多哥、塞内加尔、布隆迪、扎伊尔、贝宁十国共11批民族主义执政党代表团访华。1979年12月至1980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接受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邀请,以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率团)名义访问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十国。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拉美、西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也开展了党际交往,并在80年代中期逐步拓展到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到20世纪80年代末,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数量达到110多个。⑩其三,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社会党和其他类型政党的交往。1980年,中联部向中央上呈了《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此后几年,中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等40余个社会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邀请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等访华,极大地扩展了中共对外交往的范围。其四,大力推进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1981年,中联部促成搭建的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开展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重要窗口和桥梁。(11)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了全面制裁和孤立。面对国际环境的剧变,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2)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致力于发展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此,中国共产党把政党外交作为打破制裁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与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接触,推动自民党总裁、时任首相海部俊树及时调整对华政策,改变中日关系的停滞状态,并在1990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制裁中国,为打破外部世界对华孤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欧洲方面,中国共产党以愿意对华友好的政党、政治组织和友好人士为突破口,先后邀请意大利社会党人士耶玛、社会党国际秘书长助理塞德曼、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总书记朱佩等访华,及时化解了西方对中国制裁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不仅稳住了对外交往大局,还显著拓展了政党外交新局面,充分显示了新型政党外交原则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还妥善应对了苏东剧变和发展中国家多党制变革的新态势。一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迅速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农业党、统一俄罗斯党等建立了良好关系,与白俄罗斯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等50多个新成立的各类政党进行了联系和接触;二是沉着应对非洲、拉美等地区掀起的多党民主浪潮,先后与多个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开展联系和交往,开拓了政党外交的新局面。以非洲为例,1991年7月,应塞内加尔社会党、布基纳法索人民阵线、布隆迪乌普罗那党和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率团访问上述四国,在非洲政党政治急剧变化的背景下进一步拓展了与非洲政党的广泛交流,打开了对非政党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工作以来,出访该地区的最高级别代表团。(13)截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与非洲近50个国家1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党际交往关系。(1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注重内容和形式创新。一是逐步搭建了多个双边和区域性政党对话机制,如2003年开始的“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2004年建立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2007年起步的“中俄政党论坛”和“中英政党对话”、2009年开始的“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2010年搭建的“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和“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二是通过政党外交渠道宣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阐述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在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断抬头的情况下,政党外交注重通过政治对话驳斥西方顽固势力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努力打破西方国家长期垄断的话语霸权。三是注重“政党外交搭台、经贸人文唱戏”。2010年,中联部、农业部会同非洲国家执政党共同举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通过中非合作聚力非洲的农业与减贫。2011年,中国共产党会同非洲国家政党共同举办机制化的“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通过青年交流传承和巩固中非友谊。

   (四)2013年至今的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全面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到全面提升。国际形势也在加速演变,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显著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的视野和格局显著拓展,既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有力保障,又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责任期待,更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对自身世界角色的理论自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局出发,科学界定政党外交的基本定位和属性,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新时代政党关系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推动党的对外工作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截至2019年9月,中国共产党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5)

   一是科学界定政党外交的基本定位和属性。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擘画党的对外工作,思考政党外交的地位、属性和价值。党的对外工作已经成为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开展政党外交由此具有双重定位,既要与国家总体外交紧密配合、相辅相成,又要突出党的特点和属性,在党言党、在党为党,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开展政党外交的显著特征。

   二是从两个大局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工作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大局看,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全面推进,政党外交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全局,主动塑造和用好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从国际大局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在增进世界人民共同福祉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自身14亿人口的减贫和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而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还不断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这是对世界的又一重大贡献。例如,2020年6月10日,中国同南非两国执政党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南执政党的探索与实践”为主题举行视频研讨会,就共同抗击疫情、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以及脱贫攻坚等交流经验做法。(16)

三是提出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时代命题。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17)新型政党关系的重要理论意义有二:一是提出了新时代政党交往的历史使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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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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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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