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婕:拾遗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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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婕  

  

   阿多诺借助心理机制方法调查观众的感受,以揭示节目结构设置的外显信息和暗藏的信息(包括有意识信息和无意识的信息投射),从而对节目产生的效果进行判断,指出电视节目中暗藏的信息以“伪现实主义”目标出现,表面上容易让观众接受,成为引导观众反应的关键。以五十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我爱露西》(I Love Lucy)为例来看,有美国电视史专家从文化角度评述电视剧中主角个人形象成为“二战”后美国观众为之效仿的对象,角色反映出数百万美国人的矛盾心理,电视节目对大众和社会带来了影响。当时阿多诺所见的多数电视节目都如《我爱露西》一样,播出后带来深层的社会影响,出现了“着眼于制造至少是复制那种沾沾自喜,思想上的轻信以符合极权主义的信条,即使节目明显地表现出反极权主义”[4]。阿多诺通过对电视节目设计出的多层结构进行研判,发现电视节目内容预先被设计的“隐藏的信息”不易被察觉,指出节目制作者暗示手段达到操纵观众的目的。在其看来,“文化工业”环境下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遵循老经验规则,是已确立模式的电视人机制,对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内容叙事、人物设置等方面进行分析,是高于任何艺术分析的。

  

   (三)“专横”的电视心理机制

  

   在阿多诺看来,电视节目制作人预设了对观众产生心理影响的机制,是一种“专横”的机制,因此,需要对具体电视节目预先设定的内容考察,以了解不同的节目、节目类型隐含的意义以及节目产生的效果。阿多诺认为电视节目的镜头、人物形象等方面的设置,获得预示发生的场景和观众的心理,可能产生对故事发展的预测,这是先前经验的光环效果作用于电视节目。因此,观众看电视容易被引导,得到某种心理暗示,这是电视机制模糊了影像画面和现实生活的界限,产生的影响超出制作中预先设定的理念主旨,呈现出一种“伪现实主义”的特征。回顾“二战”后美国电视发展情况,哥伦比亚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洞察到电视融入大众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文化商品的消费习惯,导致“人们的电视使用率却没有显示出下降的迹象……虽在第二天早上已悔恨自己的行为,然而当夜幕降临时却又忍不住一切依旧”[13],拉扎斯菲尔德在研究中揭示出电视的致瘾性,表述对全国观众的电视依赖症的担心。这正如阿多诺所意识到电视的影响效果,不仅对大众家庭生活带来变化,甚至导致大众的审美趣味降低。阿多诺将美国观众对于电视节目的追捧视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服从,这重塑了大众的日常生活模式,为社会带来深刻影响。

  

   (四)电视“假人格化”的陈规方式

  

   阿多诺通过对法西斯独裁者的电视剧进行深入分析,借助反向精神分析法判断观众机械化地接收所看的画面内容,阐述电视呈现出看待事物的陈规方式和伪现实主义的特征。他描述电视画面呈现出独裁者的个人形象:

  

   “这个独裁者只是一个恶毒、自负和怯懦的男人,他看上去行动极端愚笨,没有显示出什么专政的客观发展史,这产生了这样一张印象极权主义来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个性骚动,并被观众应当认可的形象的忠诚、勇敢和热情所打动。”[4]

  

   在其看来,电视剧中人物形象所规制出的“假人格化”会反射到现实生活中,而观众不会去鉴别电视画面中被设置的元素,不会对电视产生怀疑。可见,电视制作者设置内容,容易让观众产生所见即所得的感受并与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阿多诺的批评指出电视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表达了对观众看电视受到影响的担忧。在当时政治动因和经济刺激的情况下,其看到的是,美国大众文化与法西斯的统治间存在某种“同构关系”,美国电视的描述总是有意无意地与法西斯发生勾连。为此,阿多诺提出深层思考电视文化与教化的问题,希望大众能够有意识地看待不同层面上电视隐含的心理机制作用,避免成为盲目积极的消费者,但其矛盾的心理也表示了展望电视未来的发展,应该具备某种精神。

  

   四、阿多诺电视研究的理论贡献

  

   阿多诺从电视本体、电视节目结构、电视观众与电视文化现象等方面对五十年代美国电视发展进行研究,揭露了电视作为商业媒介在维护霸权方面起到作用。阿多诺的电视批评带有思辨色彩,重视资本主义社会电视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用科学的研究法分析电视以及电视产生的文化现象,这对于后世的电视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电视理论和批评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其理论的提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现实意义。

  

   (一)阿多诺开创性地对电视的实证研究

  

   在美国电视文化刚刚出现时,其所见正是视觉文化开始走向兴盛发展的时代,阿多诺对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发展感到震惊,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中对电视的思考和定位,无疑具有先锋性和超前性,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媒介技术、文化工业和经济的相关关系,也得到实验的证实,这对于分析电视文化非常有用。可以说,阿多诺将辩证的思维贯穿于考察电视的始终,深入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环境下电视节目的结构与制作,尤其是其提出的电视人机制,揭开了笼罩在工业文化产品上厚重的面纱及其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是立足于科学基础上的实证剖析,对于现代电视理论研究来说并没有过时。

  

   (二)阿多诺的电视批评触及受众研究

  

   阿多诺研究提出电视画面容易让观众盲目积极地消费电视,且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其洞察到电视文化中受意识形态控制的一面,重视观众个人角色的变化。同一时期,哥伦比亚学派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采纳实证方法研究大众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来。拉扎斯菲尔德从媒介分类和受众反应两个向度上重视效果研究,在其1948年第一篇论文中,论述将受众的反应分为即刻的、短期的、长期的或制度性的,由此产生4×4=16种效果类型,进一步指出简单的效果产生的是复杂的问题,大众媒介可以影响个人的知识、态度、观点和行为,其认为受众的个人态度和行为受媒介影响而短期改变[14]。哥伦比亚学派代表人物赫佐格曾坦言若要确证媒介对受众长期的、累加的制度性、结构性的影响是有一定难度的,难以被确定。可见,哥伦比亚学派成员采纳实证方法聚焦对受众影响的考察,奠定的效果范式是主导,但他们的研究中欠缺对社会结构、制度影响、个体等方面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从另一角度补缺的[15]。在此,笔者认为阿多诺更为积极地探索电视对观众产生的影响与观众个人角色的变化,虽然在批评论述中忽视了观众的个体差异,但其采取的研究方法填补了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之间的鸿沟。阿多诺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框架中表现出对电视和大众文化现象的重视,主张系统地调查研究电视节目结构、传播的内容,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分析电视产生的社会影响。在这样的思维中,融入了不可缺少的艺术思维,这有助于对电视批评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可被视为电视文化研究较早涉及电视与受众的研究。

  

   (三)阿多诺对电视与人的社会化、电视文化与教化的思考涉及有限效果论思想

  

   追溯1929年美国电影研究评议会在佩恩基金会的资助下历时三年的研究,学者们采用实证科学方法测量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规划完成13项角度不同的研究,其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布鲁默的研究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其“探测性”研究采用较详尽、主观分析取向的方法,获得丰富透彻的结果,研究发现同一部电影对于不同的观众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布鲁默看来,电影的内容多样,价值取向也各有不同,因为受众的理解千差万别。国内研究者论述布鲁默的电影影响研究,指出其注意到受众的差异与原有的态度、信息、生活经历有关,人口特征是产生观众欣赏差异的重要因素,对于不同年龄或者受不同教育程度的观众来说,可能有着相当明显不同的含义[16]。换言之,布鲁默注意到受众教育背景与观看的电影影响有关系。国内研究者指出,这一在30年后才被公认的受众差异论,其实早在布鲁默的电影研究中就被提出,“电影的影响并不单纯建立在其内容之上,而且还建立在观众的感觉与气质之上……有时观众解读同一影片获得的意义完全相反”[16],其观点在后来的各种研究中不断被反复验证。诚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视在观众社会化的进程中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阿多诺表达对观众看电视受影响的担忧,也指向展望电视未来的发展趋势。

  

   五、时代烙印下的多元视角与今日电视批评

  

   在此,笔者对阿多诺的电视批评的理论解读,以电视发展史知识为参考,进而论证阿多诺选择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将观众当作媒介消费者且处于被动位置,在其研究中整合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实证分析与文化研究在批判社会理论中的应用,审视电视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作为西方电视理论、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理应受到学界的关注。今天看来,电视这一现代媒介作为学术灵感不断刺激着学术研究,其中美国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在电视时代可谓一次飞跃,而阿多诺的电视研究既有明显的局限性,其高呼电视是“文化工业”的产物,看不到电视媒介文化中进步的力量和革命潜力,也没有提出科学的电视理论体系和研究电视的科学方法,让电视理论知识普及。但重要的是,阿多诺对电视节目创作、节目效果影响与大众文化关系的思考,对于电视理论与批评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不少学者们意识到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被不同程度地吸纳和传承,这其中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文化研究最引人关注,在全球化新语境下,继续对当代技术化和媒介化社会开展批判的思考,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可以说,今日的“批判理论”在全方面吸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等理论,以多重视野审视在全球语境中当今社会的各种问题[17]。那么,重新追忆梳理阿多诺电视研究这一范畴,是因为今日无处不在的文化工业媒体已经控制了一切,如西方学者拉尔斯·伦斯曼(Lars Rensman)指出的:“今天,文化工业媒体把最为细微的感情波动感和最为隐秘的切身领域都陈列出来、予以标准化处理、无限地投放市场、或者说加以消费。”[17]而我国学者进一步预示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在一個如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世界”正逐渐成为事实,即在一个由现实、技术和媒介交织的“仿真世界”里,真实与虚拟已经难以辨别,如杰里·夏皮罗(Jeremy Shapiro)在《数字模拟社会的理论基础与历史基础》中所认为的:在数字时代,借助于计算机模拟世界已经成为经常的事情,以战争为例探讨模拟与现实的关系,人们已经很难区分二者的界限,这也不仅仅是战争,对人们而言,通过经常性的使用,模拟和虚拟的现实性就成为“真实性”的现实,从这种现实性立场出发,人们会把日常的或非模拟的现实性体验为偏差、迷误、玷污、错误或令人恼火的事情[17]。可见,今天的传媒文化产业已经从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的雷同性、同一性、伪现实主义、假人格化、复制性的文化工业,发展成为模拟性、虚拟性和超现实性的当代的媒介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新体验、新感受和新文化。

  

那么阿多诺的电视批评,我们应该在深入其理论大厦的架构内部进行消化理解之后,考虑如何借鉴,甚至创造性地转化他对电视与大众文化的批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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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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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庆社会科学 202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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