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红: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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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  
答案是:根据国家有关人工智能技术指向明确、政策导向直接的纲领性文件的规定,人工智能法学是由“人工智能+法学”交叉融合而成的独立新型学科。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就已经提及智能制造,并提出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的目标。从内容上看,《中国制造2025》是在全球制造业发生重大调整的环境下所作出的应对之策,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现代化、智能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工智能与其他领域交叉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制造2025》中并未得到凸显,但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应用领域的广度在该份文件中已经得以显现。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人工智能作为其主要的十一项行动之一,并明确指出促进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推广应用。人工智能开始由服务制造业向服务社会过渡,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广度开始由政策规划向底层实践转变。得益于顶层规划的设计,2015年之后,人工智能开始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进行交叉融合发展,智慧司法、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智慧+X”的交叉场景应用相继涌现。随着人工智能与其他领域交叉融合发展的实践积累与经验沉淀,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建设人工智能学科”作为重点任务发展,并首次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鼓励高校在原有基础上拓宽人工智能专业教育内容,形成‘人工智能+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重视人工智能与……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印发意味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由服务制造业向服务社会的转变,人工智能不仅实现技术本身的发展,也促使了技术与司法领域的交叉融合。在此基础上,顶层政策直接提出法学教育要形成“人工智能+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学科布局。所以,“人工智能+法学”交叉融合而成的“人工智能法学”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框架中技术指向最明确、政策导向最直接的身份定位。事实上,正是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的这一年,“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总量超过了以往十年的总和,也由此开始,“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逐年翻倍增长,这些研究已經不能单纯归入当前的各部门法。

  

   要摆脱“人工智能法学”不是“人工智能+部门法学”以及不是“(计算)数据信息+法学”的研究思路,必须直面“人工智能法学”可否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一问题?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人工智能法学在技术上已实现服务制造业向服务社会进而服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转变。在政策上,人工智能法学是创新型技术研究与法学研究的融合发展之时代所需。人工智能法学是由“人工智能+法学”交叉融合而成的独立新型学科,新一代人工智能法学在学科属性的定位、理论框架的建构、技术与业务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转换等整体推进,将极大提升智能社会的法治化水平,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 〕

  

   二、问需: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之问

  

   当前法学界在人工智能的概念下已经开启了各个领域的话题研究新模式,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但从技术视野上看,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并没有实现颠覆性的突破,假以人工智能之名而展开的学术研究难免存有“顺势包装、借壳上市”之意,这样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实则是虚假式繁荣,呈现出显著的泡沫化倾向。归根结底,虚假式、泡沫化的研究是对人工智能法学内涵把握错位的原因所致。事实上,对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回应不仅需要实现对身份之问的回答,还需要对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进行厘清,由“问名”进一步延伸至“问需”。

  

   问需,也就是内涵之问,需要在解决人工智能法学“我是谁”问题上的进一步追问,旨在解决人工智能法学“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法学到底需要研究什么领域?或者说,时代赋予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这可以从“两个维度、六大领域”展开。

  

   (一)维度之一:法治实践的智能化问题

  

   从技术与法学融合应用的历史维度上来看,法治实践的智能化并非是一个绝对的新鲜话题,相关问题的探讨从司法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就已经初现端倪。

  

   1996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全国法院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规划》之后,我国相继展开了司法信息化1.0、2.0以及3.0的建设。但或许是因为司法管理工作及管理者更易接受现代信息技术,司法审判管理领域成为早期信息化技术应用的主要切入点。〔8 〕在此过程中,电子化、网络化等一系列信息化技术主要被应用至司法管理领域。但司法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也受到技术应用的合法性、程序的正当性以及审判的公正性等方面的质疑。〔9 〕步入大数据智能时代,承继司法信息化的建设逻辑,依托先进的图(OCR)、文(NLP)、声 (语音识别)、像(视频解构)等技术促进诉讼服务、司法公开、审判执行、司法管理的智能化成为可能。〔10 〕人工智能技术的司法化应用已经不再拘泥于以往信息化建设中片段性、局部性的小场景运用,而是呈现出范围的全面性、功能的根本性、地位的关键性与态度的开放性等特征。〔11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不仅成为司法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中的技术支撑,而且还被赋予提升司法审判体系与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技术力量。由此,司法智能化建设问题也成为法治智能化建设的问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辅助法治建设的手段或工具被应用至智慧法治领域。

  

   在智慧法治实践这一维度上,我国法治实践的智能化建设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应用范围的全面性、功能的根本性、地位的关键性等特点将导致司法场景面临特殊需求与固有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如,司法机关为了解决人案矛盾或提升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性,对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怀有特别高的热情,甚至部分低效的法律人工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是,现阶段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更多是一种技术的“平移”应用,过度强调技术在司法领域应用的全面性可能会对审判独立、司法公正、法律权威带来负面影响,大规模运用大数据侦查技术也可能会对司法被动性形成冲击,基于不同地区诉讼结果的智能化预测也有可能导致当事人管辖选择性诉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限度,中国智慧司法的建设能为世界司法改革带来何种启示等问题也成为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整体而言,在智慧法治实践这一维度上,人工智能被视为破解人案矛盾、提升裁判标准的关键力量,但作为手段和工具的智能化技术也可能会对司法本身固有的属性构成挑战,法治建设的智能化更容易导致法官主体丧失、司法公开过程裸露等问题, 〔12 〕而这些问题都有待理论研究者们予以探讨。

  

   (二)维度二:智能技术的法治化问题

  

   维度之二是智能技术的法治化问题。该维度关注的问题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引发的社会变革及其法律回应。智能技术的法治化是法治领域对智能技术发展及其引发的法律问题的制度化回应,也是社会治理面对人工智能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挑战而作出的内涵式探讨。

  

   随着大数据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的应用日益普及,应用的主体开始由高精尖等少数领域向一般社会大众延伸(包括大中型数据平台公司),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在改善交往模式、经营模式的同时,也在权益侵害上更加遍在、深入和隐蔽。如“大数据杀熟”引发的价格歧视、精准化智能推送导致的个人信息泄露、智能化深度伪造技术引发的信任危机、数据爬取引发的隐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技术本身走向失控,诱发“技术之恶”。更进一步,受智能技术应用范围的广泛性、领域的深入性等特征的影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进步将会导致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例如,无人驾驶汽车的归责难题、情感计算引发的伦理困境都可能超出了现有社会治理的框架,而构筑于工业社会的法律体系并不能实现对大数据智能时代所有问题的回应,法律应对的不足将可能导致“技术之乱”。因此,智能时代的法学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法治化框架内提供专门针对“治理智能技术”的理论更新和实践经验。

  

   需要注意的是,智能技术的法治化在明确人工智能法学内涵的同时,也需要警惕人工智能法学研究走向反智化道路,研究者应该提升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甄别能力。不可否认,大数据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已产生诸多革命性后果,并导致社会形成了双层空间—虚实同构、人机共处—智慧互动、算法主导—数字生态的时代特征, 〔13 〕但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现有法律治理框架已经完全失效。事实上,当前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神话”色彩,部分研究与当前技术水平显著脱节,过于超前。以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研究为例,尽管沙特阿拉伯曾在2017年10月授予表情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对当前的法律主体资格认定构成根本挑战,机器人索菲亚的表情并不是基于情感的共鸣或情绪的应急产生,而是基于海量数据拟合的概率结果。不管怎样,概率化的外在表情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对爱心、伤心、失望等情绪的替代,缺乏内在情绪或情感基础的索菲亚并不具有人性、尊严以及人格人之属性。而现代法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使人成为人,并尊敬他人为人, 〔14 〕对于缺乏人性、尊严以及人格的机器人而言,提倡赋予其法律主体的观点显然有悖于现代法的要义,偏离了学术研究的理性轨道。

  

   (三)六大领域:人工智能法学的核心问题

  

   从法治实践的智能化和智能技术的法治化两大维度出发,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可以演化出六个具体的核心领域:智慧法治的理论与实践、司法人工智能的领域理论、智慧法治与中国之治、智能算法的潜在风险及其规制、智能技术归责体系的重构、数据生成、共享与使用规则。

  

智慧法治的理论与实践等六大领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场景化运用后产生的各类具体法律问题;所选取的这六个领域,是当下人工智能运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法律问题,它们尚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確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1)智慧法治的理论与实践,它包括大数据侦查、智慧检务、智慧法院、司法管理智能化等诸多方面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旨在回应大数据智能时代智慧法治建设对司法固有属性、法律正当程序等内容的冲击。当前阶段司法智能化建设具有全流程、全领域、全方位等特征,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开始由“管理辅助”向“数字正义”过渡,但不论在效率与价值的衡量上,还是技术应用的实践上,以“数字正义”为导向的司法改革都面临智能技术的融入困境, 〔15 〕这些融入困境并不是技术发展的瓶颈所致,更多情况下是由于司法属性、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所致。因此,智慧法治的理论与实践需要法学界从法学本身出发探讨技术能否全流程、全领域、全方位地介入司法领域,回答司法人工智能实践应用后对司法带来的何种冲击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2)司法人工智能的领域理论,它旨在构建以法律大数据领域理论为代表的司法人工智能的领域理论,以弥补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方面的不足。〔16 〕从现有的实践上看,智能化技术的司法应用为打破诉讼服务困境提供可能的同时也客观上提升了社会公众对诉讼服务的期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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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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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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