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论西方伪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1 次 更新时间:2021-11-05 23: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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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进入专栏)  
不是日本,而是现在的墨西哥,所以美洲是中国人发现的。1846年英国梅德赫斯特则认为武王伐纣时,不少殷人渡海到了美洲。2002年英国海军退役军官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又主张郑和的船队发现了美洲。

   这些讲法,国内也不少附议者,说殷遗民、孔子、张衡、慧深、李白、杨贵妃等人抵达过美洲的都有。卫聚贤《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国人发现澳洲》《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尤为巨擘,他甚至还率人乘坐依广州出土汉代船形复制的木舟,经南洋东驶美洲。

   中国人除了曾经东渡太平洋之外,也应该曾向西拓展。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就说周穆王西征到了华沙,其行迹超过了后来的成吉思汗、拔都。

   你说这太夸张了,怎么可能跑那么远?哈哈,埃及法老和巴比伦国王Nakhunte都能一路打到涿鹿了,凭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到华沙、到墨西哥?

   五、西方伪史论

   另一路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反击,是直攻西方文化,说其古史本多伪造。

   何新《希腊伪史考》,董并生、诸玄识等人《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等,都强力论证西方古史是近现代欧洲人伪造来的。

   据辨伪者描述:早先安尼乌斯伪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和斯卡利杰的“科学编年”,后来被珂雪进一步加工。珂雪熟悉中国文化,编过《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故利用中国文化元素来对“埃及学”填充,利用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以致被称为埃及学之父。

   这类加工者,渐渐将远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打造为上古希腊文明的基石,后来遂以此衍生出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国学者受此影响,乃在埃及考证出一个中国的“夏朝”,并宣称在中东地区找到了《山海经》记叙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昆仑山,昆仑丘,昆仑墟,等等。

   源头如此伪造,底下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当然更多伪造。

   例如当时没有纸,孔子孟子都只能写在竹简和绢帛上。梁启超顾颉刚等人,晓得去考证经书和先秦诸子的真伪,为何却不问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几百万字的著作是怎么写的?就写在羊皮上?那千万张羊皮怎么流传?……

   现今之所以要揭发西方伪史,也就等于把《古史辨》的工作也针对西方做一次,是符合学术正当性的。占据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学院派及主流媒体讥笑它是一股歪风,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是战狼行为,是为了反西方而反西方的学术义和团行为,并不确实。

   事实上,西方史实的辨伪,由来已久。一路是解构神话,跟中国当年的古史辨运动几乎一模一样,把宗教话语、神话文本拆分出可信的历史和演绎的传说。

   另一路是解构解释者。例如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1937—2013年)《黑色雅典娜》论证说:早期希腊文明被认为是来自东方的(埃及和西亚);十八世纪以后,埃及的地位被印度取代;十九世纪后,英国发展雅利安模式,腓尼基人也开始成为希腊文化的源头;二十世纪,雅利安主义大盛,希腊文明被解释为北方说印欧语的族群或雅利安人征服土著的结果。换言之,“现代学术”重新建构了古希腊人根本不知道的古希腊。

   这两种辨伪方式,西方成果很多,国内正该多多参考,以弄清楚西方古史的底蕴。国内言必称希腊的西学人士耳目闭塞,胶固于雅利安模式中,拒绝反思,恐怕不是好事。

   六、中国是全球文化的总源头

   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反击,西方伪史论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正面说中国文化不但不是西来的,恰好相反,中国文化才是西方的源头。

   持此类说法的人很多,九十年代以云南彝族发源说为盛,近年可以杜钢建的“大湘西”理论为代表。

   杜先生近作《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的章节是:茶陵云阳先生与云阳氏少昊、英国盎格鲁人是茶陵少昊后裔、威尔士人是茶陵少昊后裔的秦人、高卢人源于古代茶陵地区、释迦牟尼是茶陵少昊的后裔、古希腊鬲人是茶陵少昊后裔、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是茶陵少昊后裔的秦人、亚历山大与茶陵炎帝和少昊文化、可萨人与茶陵炎帝和少昊文化、西班牙主要族群是茶陵少昊后裔、巴勒斯坦人的祖先是茶陵少昊后裔、唐朝皇族李氏是茶陵少昊后裔、中国古代宪法对西方法治的影响、少昊祭祀文化影响世界、古埃及文是茶陵少昊氏鸟语、腓尼基文字是茶陵少昊后裔创立、少昊后裔盎格鲁人的英文字母源于古汉语……

   不但认为上古茶陵文化包括或衍生出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尧、舜、禹文化,而且从茶陵传播出盎格鲁人、威尔士人、高卢人、古希腊鬲人、西班牙人、巴勒斯坦人、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亚历山大、释迦牟尼等族群或人物,古埃及文、腓尼基文、英文也是茶陵少昊后裔创立。

   所以湖南可说是全球文化总源头,恢宏博大,包括寰宇。其近期《华夏匠帝与外星文明》更是把外星人也捎上了。

   你觉得他说得太恢阔了?不,他像镜子。人照镜子时,影像刚好是相反的,你的右边恰恰是镜中人的左边。中国文化西来说,说中国文化是从埃及等ABCDEF哪哪来,说得理直气壮,仿佛真理在握;杜先生如今说中国文化开枝散叶到埃及等ABCDEF各处去,如镜示像一番,你就说他不合理不合法?

   七、追溯世界文化为一元?

   方向上或研究形态上即使合理合法,能不能让人信服,还得看论证的手段。无论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西方文化传进来,都需要把证据摆出来。

   然而,论证是很难的!

   几乎所有人都高估了自己的智商而无视这句话,所以动辄下各种论断,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

   以西来说为例。直到目前,人种方面,真能算得上证据的,只有殷墟祭祀坑存在类似高加索白种人的人骨。可是,(一)人骨出于祭祀坑,属于祭品,是俘获的战俘,可能性远大于贵族和平民。

   (二)有“高加索白人特征”和“是真正的白种人”之间还有巨大的距离。

   (三)通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可发现商朝人的人种特征和东亚人种高度接近。几千年前的商人跟今天华北华南的人差别不大。即使在同时代,商人也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接近,所以商人之主体绝非外来户。

   (四)殷墟各种商代人像,包括人体圆雕、浮雕、半浮雕、平面图像,也没有一例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相貌。

   (五)基因数据,显示的只是该检测样本的分子遗传学属性,而所谓的“西亚人种”或“高加索人种”等概念显示的则是体质学属性,两者更不是同一回事。拿分子遗传学概念来推导体质学特征,只是让张飞去打岳飞。

   人种西来如此,文化西来也一样。

   个别物、事、技术,吸收了外来成分再正常不过啦,例如麦子,《说文》就明确说了是西来的。可是,(一)我们又不仅拥有麦文明,我们更主要是从事稻作,稻子可不是西来的。

   (二)新的炭化小麦测年研究,发现小麦东传可能是先到胶州日照一带,由海岱地区向中土内陆传播,而非由新疆、甘肃传入内地,瓦解了过去的物种西来想象。

   青铜技术也一样。我国青铜文化的兴起,确实受到西亚中亚青铜文化东进的强烈影响。但一句“中国青铜主要是食器和礼器,不作为生产工具,也不造神像”就堵住了他们的嘴。

   也就是说: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说,无法证明,硬要论证,只会让自己陷入像我上文这样无数的质疑和批判中。但若说中国的人种和文化,有些是西来的,那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两者,不是程度的问题,而是性质。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说,背后是寻找单一人种和文化源头的思维;后者没这种奢求,只是承认世界上到处都有人、都有文化,常彼此交流学习。

   杜钢建《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虽然看起来很像“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翻模,但他很少如“西来说”那样说大湘西或茶陵为东西方文化总源,而大半采取分项论证的方式,说甲为A之源、乙为B之源、丙为C之源,等等。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接近于后者。

   但依我前面说的镜像关系,镜中之像如果有什么问题,问题往往在于照相的那个人本身就长得不像样。既拿着“文化一元论”去照镜子,恐怕很难摆脱一元论的困局。

   本来世界上各地都会生人、都可以创造文化。可是一元论者不这样想,偏要认为所有人类均出于一个始祖,或由一种文化发展来。从亚当到非洲老奶奶、从埃及西亚到中国,都只是如此一元的(即使本来不是一元之生,也要透过长征、殖民、传教、同化,形成一元之长)。

   如此偏执,我以为殊不足取。因为这种一元其实是假的,把人区分成高低级,土著必须放弃他自己这一元,向高级那一元的选民、征服者贴近。

   正因本来多元,所以硬要讲成是一元时,就只好勉强比附。Nakhunte即黄帝、华夏就是Haya、渤海就是波斯湾,当然都是比附。杜钢建说周武王即大卫王、周成王即所罗门王、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即是华夏……也仍是比附。

   无限比附的目的是为了溯源。为了寻找民族及民族文化的源头,大家真是操碎了心。

   八、中华民族自己的形与象

   可是大家忘了: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西方发展出来的,汉语“民族”亦是日本对西方观念的的译词,“中华民族”这词也出现于清末。因此,追溯祖源,看起来类似我国传统的行为,实质却迥然不同。

   首先,中国人不论整体族源,只论一姓一氏之祖;其次,该姓氏分流到某地的开基祖,被重视程度高于始祖。欧阳修苏洵以后,族谱几乎只论开基祖。修族谱的原则是“断自可见之世”,五世以后,各支系且要另写家谱。也就是详今略远、重流略源、论其分而不执其始,跟我们看长江黄河一样。长江源、黄河源历来都讲不清楚,但说其水系,如《水经》《水经注》之类,則特别明晰。

   同理,世族门第贵族社会,中国也是世界上崩溃得最早的。因为国人相信将相无种、英雄不论出身,所以始祖血缘无足挂齿,后来子孙的奋斗状况才重要。说头上有通天纹的正黄旗大妈,可是要被人耻笑的!

   西方的民族观念、注重“我从哪里来”、探寻始源的行动、一元论的思维,却打破了这一切传统,并引得众多优秀头脑去做这不可能有答案的智力竞赛。看起来可悲,事实上却又呈现或呼应着世界史更大的动向。

   原来,人们从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在“召唤未来”。认为人类科技工业之发展,已经突破了历史与传统,全球现代化将带领所有人类迈向新的阶段,进入新未来。即使马克思唱衰这个进程、批判工业资本主义,也仍强调人类会迈向新的社会阶段。所以这两百年间,整体的呼声是召唤未来。

   然而实际的行动却是“走向过去”。现代史学、考古学、遗传学、基因研究,都诞生于这段时期。不但走向过去,而且直入洪荒,要上溯始源:跟宗教能挂钩的找到上帝那儿,不能的则说外星人、天外文明。替印欧民族找源头、替中华民族找来历,只是这个大趋势大动向中的一环。中国,从清末开始“走向世界、参与世界”之后,自然也很难避免不加入这个动向中,且以加入为时髦。

   然而,苏东坡有一首《和陶渊明?影答形》诗说:“君如火上烟,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陶渊明有形、影、神三诗,东坡和他,亦犹陶诗之影也,然而其诗却有独立性,与陶不同。他说:影虽附形而生,但形如火上之烟,生命力消失,形也就没了;影却是镜中之像,镜坏而影不灭,自有生命,不尽与依托者一致。

   我愿用这首诗的观点来看杜钢建《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一类作品。因为这类作品虽因西来说、民族溯源潮而生,论述亦与西来说有镜像关系,但却是可以有独立之生机的。譬如溯源,镜中之像自会转成分流,而分流就是中国史学了。黄河夙有九派、论学当称九流、诗家明其宗派、族谱力叙分支。上古茶陵,如果重要,应在流而不在源,这是我对这类说法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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