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1-11-04 10: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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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进入专栏)  
今存光绪三年(1877)顾国诏等编纂的《龙泉县志》中,转录着嘉定志的部分内容。

   通济堰,始建于南朝,其名称则始于南宋绍兴年间。乾道四年(1168)郡守范成大主持立堰规二十条,并且作《通济堰记》,碑碣至今犹存。该堰号称溉田二千顷,是当地最为重要的水利工程。周必大在庆元元年(1195)所撰范成大神道碑中,不仅说到“作堰规,刻石庙中”事,还特别提到他“尽给左右山林为修堰备。至今蒙其利”(171)。

   今见纪念“何丞相”的文字中,几乎无一例外会引述“开禧元年郡人参政何澹筑成石堤,以图久远,不费修筑”数语,作为其业绩的印证。这几句话,可能是自明人王廷芝编纂的《通济堰志》转引而来。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清代《处州府志》(172)卷二六《金石》“范石湖书通济堰碑”条,自《堰志》中引来的相关文字却不止这些:

   据《堰志》云:堰规凡二十条,今除去“堰山”一条。盖旧堰自春初起工,用木篠筑成堰堤,取材于山,拦水入堰。自开禧元年郡人参政何澹筑成石堤,以图久远,不费修筑,因请于有司给此山。今山为何氏物业,非堰山矣。

   跋语继而说:

   是则何氏因捐筑石堤,后据山为己有,遂除去堰山一条,存十九条。(173)

   看来,通济堰与何澹相关处不止一事。首先,开禧元年(1205)秋他自知福州卸任,奉祠乡居。是年在他主持下,动工将通济堰堤坝改木为石,从此“不费修筑”。元代至正四年(1344)的《修通济堰碑》记载,“宋元祐堰坏……大抵采篠木藉土砾载水……开禧中郡人枢密何公甃之以石”(174),也印证了何澹对于改坝的贡献。实际上,这种“砥以松干,级以段石”的筑堰方式,在北宋靖康时期,就已经被当地的蒋溪堰所采用(175)。

   其次,所谓“堰山”,如周必大所说,本系“为修堰备”的“左右山林”,原系公共所有。石堤筑成后,何澹“请于有司”,将原有堰山据为何氏物业,从此“非堰山矣”(176)。于是原来的《堰规》也就略去了“堰山”一条。居于乡里的何澹,显然身份不凡,兼具地方领袖的影响力与豪横之气势态度。

   何澹及其近亲的几处墓葬,都在通济堰大坝周边。开禧以后,这片山地,都成了何澹自家的产业。大坝以西堰山西侧的轿马郑村,有何澹父何偁及妻石氏墓;大坝东北凤凰山上,有何澹及妻朱氏墓、澹子处仁及妻陈氏墓;大坝东南堰山南麓的平地村,有何澹亲翁王信及妻郭氏墓(177)。有当地研究者指出:“此三处宋代古墓距离大坝均为1.5公里,其中东北、东南的古墓群与大坝正中点成正等边三角形。选址者意在护视大坝千秋永固。”(178)但对于墓葬选址者意图的这种推断,并未在相关的宋代圹志中得到证明。何处仁说到何澹墓选址事,只是说“葬于丽水县凤凰山之东,距楚国(按指何澹父偁)茔五里,从先志也”(179);其母朱氏,是“袝于先少师之墓”(180)。处仁夫妻,则是“合葬于松阳县惠洽乡高峰之原”(181)。其中都没有涉及“护视大坝”的意思。倒是清人曾经推测说,何偁夫妻墓地在堰山,“岂因澹取为坟墓,故有石堤之筑,不尽为民起见欤?”(182)

   四、附说

   (一)关于宋人眼中“多面”的何澹

   《宋史?何澹传》结语说:

   其后更化,凶党俱逐。澹以早退幸免,优游散地几二十年。

   类似的内容,其子处仁所撰《何澹圹志》则说:

   受知三朝,忠不顾身,率以取忌权奸,抱道退处,垂二十年,身名俱全,俯仰无愧,可谓德隆而福备矣。

   何澹的政坛表现,在时人和后人的眼中,通常是与韩侂胄、与伪学逆党之禁“捆绑”在一起认识的。南宋后期成书的《庆元党禁》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都引述了侯贯卿的一段话,称:

   学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罢两府而魁 尽,(韩)侂胄图恢复而意向移。学禁自是懈矣。(183)

   何澹本人显然不甘于被人们如此认识。他离开朝廷之后与韩侂胄等人虽然仍有往复牵连,但终于渐行渐远。嘉泰二年(1202)韩侂胄弛党禁“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意”(184),大批原在伪学籍内的人士重获进用。在此过程前后,内心难免紧张的何澹,看来也利用各类资源,成功地修补了与“伪学”诸公的关系。

   何澹家族,原本与朝野人士有广泛交游。他自己和杨万里、尤袤、罗点等人都有不错的关系,闲暇时也曾共同“泛舟西湖,步登孤山”(185)。楼钥的父亲楼璩在乾道五六年间曾知处州,楼钥兄弟亦随侍郡斋中(186);而何偁乾道初还归里中,何澹则于乾道二年中礼部第一,父子名声当时盛于乡里。两家或有世交。庆元三年党禁正盛之时,谦斋先生高元之(字端叔)去世,因“伪学”而被牵连的楼钥,在其墓志铭中说:“(端叔)客游括苍,吏部何公偁风裁最高,爱君之才,教以诗律;其子参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187)显得坦然而无芥蒂。嘉定年间“国是”大变,楼钥在所撰除授制词中勉慰何澹说,“方权臣之用事,宜正论之多违”(188),刻意拉开了他与“权臣”的关系。

   何澹对出道稍晚者,有不少提携,这些都构成他日后的人脉资源。一度名列“伪学”的叶适,即深情脉脉地回忆说,何澹早年对他有不少帮助,甚至于“显辨阴扶,厥功倍焉”;即便在他遭遇废弃时,也通书馈遗不断,“海柑带露,日柿凝霜”(189)。何澹去世后,叶适做挽歌三首表示悼念,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何澹的理解:

   退食勤稽古,当朝动引经。人心喜偏侧,国脉要匀亭。二府早闻政,三孤晚告灵。羔裘惜光彩,不肯到头厅。

   晞发沧浪上,滩声近广骚。绿围齐长柳,红糁半含桃。欲寡堪增寿,闲多更养高。佳哉凤凰垄,悲甚付乌号。

   宿昔叨殊眷,寻常款直庐。听鸡催谒驾,立马待紬书。零落谁存者,追寻昨梦余。何曾嗔石介,韩愈自狂疏。(190)

   曾经力反韩侂胄的卫泾,在所撰祭文中赞誉何澹说:“近年辅臣,行辈蝉联;惟公终始,身名泰然”;“搢绅具瞻,为一世之大贤”。这种说法,与何澹历韩侂胄、史弥远年代而终始不倒有关,也与卫泾本人对何澹的感激有关。祭文中“自惟疏远,素辱知怜”的说法,正反映出二人以往的关系(191)。

   何澹《小山杂著》中,有为黄遹所作墓志铭,其中说到庆元初年的“党论”事:

   皇上初元,丞相余公入谢,首以公荐。得旨奏事,除侍右郎中。既对,极言党论之偏,曰:“昔之立党,所(皆?)有所因,如熙宁、元祐之论新法,绍兴之论战和,遂成同异。今之立党本无所因,而自相对殖,以为胜负。愿察邪正,以公用舍。”士论韪之。……未几,除右司。权臣寖用事……(192)

   黄遹去世于开禧二年(1206)十一月,葬于嘉定元年(1208),墓志写于“后三年”,应在嘉定三年或四年。这里所说“权臣”自然是指韩侂胄,而文字中批评的“党论之偏”,无疑使志文作者“超脱”乎党论之外,以公正不倚的面目示人。

   宋代人物呈现出的“多面”,并不仅仅由于其政治立场决定。士大夫作为文人,作为学者,作为官宦,其禀赋与身份的多元性也可能带来观感的多样。何澹去世后,作品由其季子处信等汇为《小山杂著》,端平元年(1234)陈耆卿为之作序说:

   故观文殿学士何公,少负轶才,落笔惊豪隽。自其试礼部,试秘府,辞驶若流水,义皦如揭日,盖天下诵之矣。其后在禁路,在政途,在帅垣,在祠[词?]馆,忧哀娱乐,靡不于文发之。其篇章旷而清,其铭碣典而润,其记序婉而富,其笺翰妥而熟,盖有能为之实,而又有不能不为之思,以故言文者纪焉。

   他并且称赞道:“公名澹,字自然,世谓公之文称其名与字云。”(193)以“澹泊”“自然”为何澹的文章作结。

   从嘉泰弛党禁开始,弥漫朝野的剑拔弩张情势逐渐松弛下来。何澹晚年所处的时期,朝廷致力于笼络各类可能的关系,弥补罅隙,士大夫的多样性亦逐渐显现出来,这也使得何澹终于以“多面”形象而落幕。

   (二)关于何澹家族的碑铭圹志与龙泉何氏宗谱

   龙泉何氏,没有文集留传至今,当地亦无宋元方志传世。凡此种种,使得相关资料分散,收集不很容易。

   何偁、何澹、何处仁以及王信等人的诸方《圹志》,都是承继家业的长子撰写。所谓“泣血谨书世系、历官、卒葬岁月纳诸圹”(194),其内容基本是流水账式平铺直叙的墓主仕履记录;对于母亲们如石氏、朱氏、郭氏,则“姑识生死、合葬岁月,泣血而纳诸圹”(195)。

   与圹志同时,大多另有墓志铭或神道碑。何澹所撰《何偁圹志》即称“其出处大节,则求立言之君子而表诸墓,谨泣血识爵里于圹”。考古工作者在何偁墓中,发现其“四壁填石灰,石灰夹有书页”,内容应为墓主人的行状(196)。而清人李遇孙所辑《续栝苍金石录》,也收录了《郑国公何德扬(偁)神道碑》。像王所撰其父王信暨母郭氏的圹志,更直接说明“先君行实,门生国子正易公绂撰述,焕学内翰洪公迈作铭,囗郡倅宗簿戴公溪作先妣铭文”(197)。这些资料,今天多不得见,偶然幸存者如何偁神道碑、郭氏墓志铭,也都残缺颇甚。

   有关何澹的行状、神道碑,据光绪谱记载:

   行状,则奉议郎、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事、门生吴季真撰;神道碑,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乔行简撰;书与篆,则朝散郎、宝章阁待制、知福州兼福建(按)[安]抚使何琮也。(198)

   吴季真,龙泉人,嘉定十三年(1220)至十四年初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199)。他为何澹撰作行状,应是在此期间。何澹去世两年之后,于嘉定十四年闰十二月下葬,据说“国史、墓碣本末具纪”,但当时置于墓室内的,只有其子处仁撰写的圹志。圹志由何澹的表弟兼妹婿“朝奉郎、江淮等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郑如冈“填讳”(200)。神道碑的撰写,时间要晚许多。碑文作者乔行简,出自吕祖谦门下,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在端平二年(1235)六月至三年九月之间(201);书丹、篆额的何琮,出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也是在端平二年之后(202)。据知神道碑撰作、刻石的时间,距何澹去世已经十五年有余。

   龙泉何氏诸宗谱给研究者提供了了解该家族的又一资料来源。一般来说,修谱者所认同、所展示的家族史,与研究者所追寻的历史,存有相当距离。宗谱、族谱、家谱等,由其性质决定,反映的是相对封闭的内容,重支派蕃衍而不重时代环境。如刘志伟所说,明清族谱中的远代世系,事实上是“明清以来散漫开来的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方式”(203)。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宗族”是活在现实中,也是活在人们选择性的记忆中;其记叙大约都有夸饰甚至虚构的内容,也都反映着子孙心目中对于前世的追认与理解。

   本文无意于讨论宗谱中渗透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更不可能逐一甄别其中存在的真实与虚构。总体而言,目前所见龙泉何氏诸谱所记述的宋代祖辈行实,虽然有明显的混淆、夸饰与误差,但应该是在宋代材料的基础上“盘整”而成。

   以天顺《清源何氏宗谱》为例。笔者所见拍摄件,其中多有错位或残缺(204)。前有“清源何氏历代谱序”,称“谱”而已;正文卷一,前后标题皆为清源何氏“宗谱”卷之一;自卷二始,则称清源何氏“族谱”。《修谱凡例》中对此有所解释:

   一、自始迁居龙泉祖谨公以下凡一十三世,共三图,为一卷,名之曰“宗谱”,以后各卷皆宗乎此也。

   一、因其子孙散居之繁,故分为各卷,名之曰“族谱”。

涉及宋代龙泉何氏内容的卷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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