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1-11-04 10: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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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进入专栏)  
他的同乡处州丽水人姜特立以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孙平阳王伴读;光宗即位后,姜特立、谯熙载等“皆以春坊旧人用事,恃恩无所忌惮”(116),何澹与他们有密切的来往(117)。

   孝宗后期,何澹曾经被宰相王淮推荐,与京镗、谢深甫、吕祖谦等共同列为“儒学政事之臣”(118)。光宗朝,何澹开始在政界知名,其凌厉作风及褊狭心地逐渐显露无遗。内禅之初,周必大与留正并相,二人议论素不相合。何澹因久不得迁归咎必大(119),却得到右丞相留正赏识,擢为谏长。淳熙十六年五月,初除右谏议大夫的何澹,首攻周必大“不公不平不正之罪有十”(120),必大因而罢相。同年冬,礼部郎中陆游等亦因何澹弹劾而放罢(121)。次年末,迁任御史中丞的何澹,再攻枢密使王蔺,王蔺旋即被罢(122)。何澹因个人嫌隙对于浙东名士陈亮的压制打击,也在绍熙初年(123)。种种作为,使得“一时名士排击殆尽,大为清议所薄”(124)。

   《宋史?本传》说何澹“美姿容,善谈论”。就其个性来看,他基本上是锐于进言者。其鹰犬式的攻击态度,某种程度上是“观望”的结果,是时势促成。例如他对周必大的弹劾,应属迎合光宗意旨;对王蔺的弹劾,也不仅出于时宰授意,光宗曾明确表示支持说:“卿章疏犹未快,此人朕亦畏之。”(125)似乎是因其罢任而长松了一口气。

   除去种种人事是非之外,何澹也曾针对朝廷财政、赋役、铨选、荐举等问题屡屡进呈奏疏,提出意见。他在庆元六年(1200)为“绍兴辛巳鲁国陈公决亲征之议”撰写的《读亲征草诏跋》(126),可以说充溢着凛然正气。

   何澹由于其“过继”背景,仕宦过程中曾经四度丁忧:乾道五年(1169)持本生父何佾“心制”,淳熙五年(1178)丁养父何偁忧,绍熙二年(1191)因本生继母周氏丧而“申心制”,嘉定二年(1209)丁养母石氏忧。其中,周氏丧在何澹任职御史中丞期间,礼寺言当解宫,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给谏议之。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太学生乔嚞、朱有成等移书批评,何澹被迫去职。心制期满知明州(127),因不满于除授结果而怨憾在朝执政的赵汝愚(系何澹同年进士高科)。

   庆元元年(1195),何澹被召为御史中丞。赵汝愚时已免相,何澹“复诋其废坏寿皇良法美意”(128),甚至“论其有无君之心”(129),致其落职罢祠。这段期间,朝廷“时事为之一变”(130)。次年正月,何澹自御史中丞除同知枢密院事(131),继而参知政事。在他是年为姻亲郭硕人(王信妻)书写的墓志中,自署职衔为“正议大夫、参知政事、兼提举编修敕令、缙云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实封贰佰户”(132)。庆元六年闰二月,迁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监修国史(133),如愿以偿达到他仕宦途程的巅峰。

   庆元年间发生的“伪学”党禁事件,并非韩侂胄等人的成功,反而是当权者无法成功控御朝中局面的反映;在这一过程中,何澹等却获取了个人仕途上的“成功”。这一方面出于风云际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面对赵汝愚、朱熹这样一些名望素著的重臣或“道学”之士,朝中的权势者实在感到心虚。从光宗初年攻击周必大、王蔺等人开始,何澹在政坛头角崭露。他也曾犹豫,也曾恍惚(134),但终于不能自已。何澹的“旧学”背景,他“早擅抡魁”、“全才之英”的声名(135),是当权者尤其希望借重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能完全归咎于何澹趋附权臣韩侂胄,应该说是当轴者“发现”了何澹特有的价值。何澹长子处仁在《圹志》中,为父亲达致巅峰有简要的解释,说是“今上(按指宁宗)眷礼旧学,延跻政地”,这大概反映出何澹父子沉静下来之后,希望给后人留下的印象。

   当年的何澹不负期待,确实别具眼光。其主要“发明”,可说是力倡“专门”之禁。庆元元年七月,他以“士风纯而国是定”为旗号,进言“论专门之学短拙奸诈,宜录真去伪”(136);称“专门之学,流而为伪。愿风厉学者,专师孔、孟,不得自相标榜”(137)。这样,指向道学的“专门”一词,即通向了“矫伪”,并进而与“伪学”概念絓连在一起。这种说法,不仅涉及学术门派,而且成功地拉抬到“国是”的政治高度,通过正言厉色的论说,完成了舆论上的重要准备。接下来,言者相继,请“考核真伪”。何澹又上疏论“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发以招报复之祸。望明诏大臣,去其所当去者”(138),从而将风气整饬上升到人身整斥、组织清理。《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四庆元元年七月丁酉条,即将何澹进言径称为“何澹请禁伪学”。李心传在《道命录》中亦称何澹“主伪学之禁者凡六年”(139)。

   平心而论,“专门”并非何澹的发明。北宋末年以来,尤其是南宋初期,“专门”已经自中性表述转而成为整肃特定学术门派(“道学”)时的恶意代称。抑制“专门”,被用作反对党同伐异的旗号(140),而究其实质,正是党同伐异的手段与利器。淳熙十年,受到宰相王淮支持的侍御史陈贾,首度提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其名以济其伪”(141),而这位陈贾,正是何澹姑父,“向来预其议论”者(142)。

   庆元初期的何澹,一方面了解朝政“利害”所在,一方面谙熟士人心态。他在章疏中提出的惩治“无君之心”、“定国是”诸论,切中帝王心中关键,也是“伪学”转向“逆党”的必要过渡。“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诬以罪,则倡为伪学之目以名之”(143),何澹可说是“伪学”论证的重要缔造者。

   何澹在中央任职的高峰期结束于嘉泰元年(1201)。由于吴曦帅蜀事与韩侂胄议论不合(144),他乞祠丐去,以资政殿大学士出知太平州,旋即请祠。次年二月到任知福州。何澹的这段经历,《宋史》本传中说:

   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书祈侂胄,有曰:“迹虽东冶,心在南园。”南园,侂胄家圃也。侂胄怜之。进观文殿学士,寻移知隆兴府。(145)

   开禧元年(1205)九月移知隆兴府,辞不行,以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洞霄宫,奉祠家居(146)。何澹与韩侂胄间若即若离的这段经历,日后被称作“惟其特立于冰山未泮之时,是以勇退于玉铉将登之日”(147)。

   何澹仕履的第四段,始于嘉定元年(1208)。此时韩侂胄已被除去,“圣化更新”(148),他应权相史弥远之召,以观文殿学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149)。当时,感觉摸准了朝廷脉搏的何澹,回顾了此前若干年的经历,试图撇清与韩侂胄的干系。在辞免知建康府的第三札中,他表白说:

   臣实有未尽之悃,不敢有隐于君父。臣愚戆自守,仇怨众多。向者权臣用事,臣待罪政府,数以议论违忤其意,遂遭排斥。归自三山,每虞伤害,杜门奉亲,不交人事。(150)

   在除授诏书中,楼钥以宁宗的口气褒扬他“久镇三山,时称治最”。在“以金陵而为陪都,保釐素重;护天堑而开制阃,委寄尤隆”(151)的敦促下,何澹在三上辞呈之后,再度出山(152)。

   嘉定二年,何澹自署衔为“观文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知建康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充江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营田使、兼行宫留守、兼江淮制置大使、缙云郡开国公、食邑七千六百户、食实封贰阡伍佰户”(153)。同年因丁母忧去职,再度奉祠家居。免丧,除知江陵府兼京湖制置大使,“请免再四,以故职奉祠”(154)。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初病卒于私第,终年七十四岁。

   (二)何澹在处州

   何澹于嘉泰元年(1201)离开朝廷外任;此后到开禧、嘉定年间,曾断断续续多年奉祠家居,在处州生活,直至嘉定十二年(1219)去世。这种“俄急流而勇退,欲西陌而东阡”(155)的抉择,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日后得以进退有据。

   作为“乡里”的民间区域社会,显然是当时士大夫进退回旋的广阔天地,是丰富人际网络的重要资源,也是朝政紧张气氛下的后盾带及缓冲区(156)。这些乡居士大夫,特别是其中的上层人物,由于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素来受到地方官员的敬重与逢迎。对于后者而言,甚至有“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感觉。

   何澹与他的曾伯祖何执中类似,在乡里并非低调之人,其“居高临下”的身份显而易见。唐士耻曾经说过婺州金华人何松的经历:

   初仕括苍,少师何公少推可,公之归,出诗以饯公,有“官卑自立古今难”之语,其见许如此。(157)

   周密也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

   何小山既贵,里居,有卿宰初上,来见。一睹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谢之。后以佃家来诉邻凫之扰,有状至,邑宰判云:“作高田塍多著水,鸭踏苗头自理会。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执状问小鬼。”(158)

   看来即便里居期间,何澹依然脾性不改,气派十足,以致引惹了邑宰的不满。

   何执中旧宅在龙泉县南天马山(159)。何澹原本居住龙泉,后来移居丽水,宅邸在城中,称“中府”;其弟何涤居城西,号“西府”;堂弟何润居城东,曰“东府”(160)。俨然是当地“大户高门”的作派。他们的前辈及同辈中,许多人“或因父祖宦寓,或别业先冢”,散居绍兴、奉化、湖州、平江等处(161),即便是常住处州的何偁,其父兄亦分处各地:

   由周国公(按指志崈)而下,其派四,而谱有不及者。盖其散处于霅于鄞于信,地之相去者远,莫能以致详也。(162)

   嘉定初年,何澹母“年逾八十,十日九病”,“而兄弟凋零,遂无兼侍”(163),看似家中人丁并非兴旺。仕宦家族的这种“散处”,在宋代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仕宦所及,有新置产业在彼;祖辈所居,有世代旧籍在此;虽相去甚远,却依然合谱联宗。这实际上反映着宗族繁衍、支派分蘖的过程以及时人的族属意识。

   有关何澹在处州这段期间的乡里活动,本传及圹志皆语焉不详。从零星著录的碑记石刻资料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地方上某些文化盛事(如修复应星楼庆典)的介入、与故旧的交往。他留到后世的墨迹,大多是寓居乡里时所书。其中著称者,有庆元二年(1196)《宋故硕人郭氏墓铭》、开禧三年(1207)手书《应星楼记》、嘉定二年(1209)撰写并手书《宋故琼管安抚提举郭公墓志铭》、三年所书《宋中书舍人赠光禄大夫陈公神道碑》、四年“为序而铭的”《宋故处士林君墓碣》等。据说何澹“书法遒丽伟劲”“秀整可爱,洵足宝贵”(164);后世访得郭氏墓铭者喜不胜收,称之为“何参政名笔”,“为之狂喜,急搨而登诸录”(165)。他的文集如《小山集》(《小山杂著》)、《历代备览》(166)等,应该也是在乡里完成。

   处州地方的民间传闻,塑造出关心民生又清明干练的“何丞相”乡里形象。最重要的两件事迹,是《龙泉县志》的编纂和通济堰的改修。

   南宋处州的地方志,有《(绍兴)处州图经》、《(乾道)栝苍志》(郡守楼璩主持修订)、《(嘉泰)括苍续志》(郡人陈百朋纂)等(167)。据称嘉泰年间何澹主持编修了《龙泉志》,这是该县历史上的首部方志(168)。据宋晞先生考订,该书六卷,实际上是龙泉知县林应辰与县丞潘桧纂修:

   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修《龙泉志》,凡六卷,纂修者为知县林应辰与县丞潘桧。参知政事邑人何澹序云:“邑之隶括苍者七,而龙泉为壮,旧志疏略,十遗七八,漫不可考。邑宰林君应辰与邑丞潘君桧病焉,约以公余,力加会稡。潘君旁搜博取,逾年将就,秩满不得竟,以授林君,芟烦撮要,订讹补漏,且择邑之士,尽其力之所至,编为六卷。”(169)

潘桧是何澹妹婿。嘉定二年秋冬,何澹丁母忧奉祠家居,《龙泉志》正在此时修成。他以“(前)参知政事”和“邑人”的双重身份,介入了这一过程。这部县志,在清代乾隆年间修志时“已阙佚”(17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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