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群:行政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及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21-10-21 08: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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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群  
但是,现实中已有相关案例折射出了对该领域的立法需求。例如,在“王某某诉兰考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虽然受行政行为的约束,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在法律救济程序之外自行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当事人虽然因法律救济期限届满等原因,不能再通过诉讼途径请求撤销或者废止行政行为,但却可以请求行政机关重开行政程序,对行政行为自行撤销或者废止。”[52]对于行政程序重启的条件,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明确的条件,可以作为我们将来立法时的参考。《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1条第1款规定:“存在下列情况时,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决定是否撤销或改变一个已不可诉请撤销的行政行为:1.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状态或法律状态事后产生了有利于利害关系人的改变;2.存在新的证据,其可能导致产生一个有利于相对人的决定;3.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80条的再审理由。”申请重新启动行政程序的对象不仅限于负担行政行为,同时也包括授益行政行为,如提高或变更授益内容或者改变授益行为的附款等。除此之外,也包括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行为。[53]德国文献中一般认为,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1条的规定,如果重新启动行政程序针对的是经法院判决确认后的行政行为,既判力不能阻止当事人提出申请重新开启已终结的程序。[54]也就是说,当事人申请重新启动已终结的程序,不受前诉既判力的拘束。同时,根据行政程序重启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亦可以再次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因存在新的行政行为和案件事实,因而不构成重复起诉,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

  

   结语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弥补了行政诉讼法中诉讼系属的效力和判决的既判力的空缺。这一方面对于统一行政审判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将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规范样本和实践素材。但是,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在借鉴民事诉讼法规定时,没有结合行政诉讼自身的特质及结构对其进行制度改造,从而导致在适用中产生了各种新的争议。因此,有必要将69条第6项中的“重复起诉”修改为“已存在诉讼系属的”;在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中,以“案件事实”代替“诉讼标的”,从而以当事人同一、案件事实同一、诉讼请求同一作为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对于诉讼请求的同一性,应当基于诉讼请求之间的功能关联和适用关系作为标准,并结合案件事实,从形式和实质上进行综合判断。此外,虽然可以对诉讼系属的效力与既判力概括出统一的判断标准,但是二者在不同的诉讼程序阶段产生作用,因此在适用中应当对其进一步具体化和区分。基于行政诉讼制度精细化发展的需要,建议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对诉讼系属效力与判决效力分别予以规定,并明确各自具体的适用要件。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行政诉讼判决效力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CFX020)的阶段性成果。

   [1]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501页。

   [2] 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第501页;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632页。

   [3] 参见谢佑平、万毅:《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4] 参见齐云:《论罗马民事诉讼法上的证讼》,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5] Vgl. Kurt Schnellhammer, Zivilprozess,15.Aufl.2016, S.61.

   [6]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18, Aufl.2018, §152 Rn.1,6.

   [7] 参见张旭:《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再思考》,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

   [8] Vgl. Kurt Schnellhammer (Fn.5), S.61ff.

   [9] Vgl. Jauernig, Zivilprozessrecht,28. Aufl., 2003, S.170.

   [10] 参见郑涛:《论既判力之禁止重复起诉效果》,载《苏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11] Sodan/Ziekow,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5.Aufl.,2018, §121, Rn.5.

   [12] Kopp/Kopp, NVwZ,1994, 1ff.

   [13] Steffen Detterbeck, Das Verwaltungsakt-Wiederholungsverbot, NVwZ,1994, S.36.

   [14] Walter Zeiss/Klaus Schreiber, Zivilprozessrecht,10, Aufl.2003, §70 Rn.560.

   [15] 参见段文波:《日本重复起诉禁止原则及其类型化析解》,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日]伊藤真:《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页。

   [16] 参见张卫平:《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17] 许士宦:《重复起诉禁止原则与既判力之客观范围》,载《台大法学论丛》2002年第6期。

   [18] 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174页。

   [19] Petra Pohlmann, Zivilprozessrecht,3.Aufl.,2014, §13 Rn.319.

   [20] Friedhelm Hufe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11.Aufl.,2019, S.550.

   [21] 林莉红:《行政诉讼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4页。

   [22]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18.Aufl.2018, §40 Rn.1.

   [23] 参见田勇军:《行政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探析》,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7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24] 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第503页。

   [25]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9242号。

   [26] 刘哲玮:《确认之诉的限缩及其路径》,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

   [27] 参见曹云吉:《释明权行使的要件及效果论》,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

   [28] 同前注[2],沈德咏主编书,第635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实务指南》编写小组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实务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96页。

   [29] 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第506页。

   [3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889号。

   [31]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判书中采用这一观点的其他案例:(2019)最高法行申3528号、(2019)最高法行申9657号、(2019)最高法行申10194号、(2018)最高法行申4641号、(2017)最高法行申2620号、(2017)最高法行申2620号、(2017)最高法行申5446号等。

   [3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29号。

   [33]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181号。采用相同观点的其他案例:(2017)最高法行申5526号、(2019)最高法行申7891号、(2019)最高法行申11528号、(2019)最高法行申9657号、(2019)最高法行申10194号、(2019)最高法行申7789号、(2018)最高法行申1117号、(2018)最高法行申4641号、(2018)最高法行申3181号等。

   [3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终1号、(2020)最高法行再251号、(2019)最高法行申6846号等。

   [35]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2819号。最高人民法院以案件事实作为判断标准的其他案例:(2019)最高法行申177号、(2019)最高法行申9242号、(2018)最高法行申9310号等。

   [36] 杨贝:《论案件事实的层次与建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

   [37] 同前注[16],张卫平文。

   [38] 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第506页。

   [39] 最高人民法院采用诉讼请求“实质相同”标准的案例如:(2019)最高法行申7891号、(2019)最高法行申10194号、(2019)最高法行申9242号、(2019)最高法行申3528号、(2019)最高法行申9657号、(2019)最高法行申7789号、(2019)最高法行申9685号、(2019)最高法行申11528号、(2018)最高法行申6706号、(2018)最高法行申3181号、(2018)最高法行申1117号等。

   [4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194号。

   [41]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判书,(2019)最高法行申3528号。

   [42] 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第342-346页。

   [43] 同前注[18],马怀德书,第164页。

   [44] 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页。

   [45] 参见唐力:《民事诉讼立审程序结构再认识》,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

   [46] 参见孔繁华:《滥用行政诉权之法律规制》,载《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47] 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第323页。

   [48] 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书,第323、324页。

   [49] 同前注[16],张卫平文。

   [5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944号。

   [51] 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5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100号。

   [53] Peuker in Knack Henneke, VwVfG, §51, Rn.10.

   [54] Steffen Detterbeck (Fn.48), S. 199; Clausing in: Schoch/Schneider/Bier,37.EL Juli 2019, VwGO, §121Rn.109; Peuker in: Knack Henneke, VwVfG,11.Aufl.,2020, §51, Rn.9.

   作者简介:马立群,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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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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