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基于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规范理论还是境况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09-27 2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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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后半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在前半场似乎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现,然而剧情忽然逆转,在后半场一切走向反面,变得丑陋不堪。我们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种讽刺。的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法,但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果。马克思《资本论》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要联系它的经济基础,就会发现它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妙。这也不是虚伪,资产阶级未必有意撒谎和欺骗,但它习惯性地将自己特殊性的利益和意志普遍化,这就在无意中制造了谎言和骗局。

   马克思对“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的这段分析说明: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和流通两个过程是对立统一的两极。商品流通(交换)领域内表现出来的所谓“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主义”只是形式上即法律上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契约关系意味着,除了自我劳动力所有权之外,工人一无所有,他们“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与资本家的“平等”关系也就是等价交换。这种所谓“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主义”幻象一到生产领域里就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实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与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之间关系是类似的,无非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假象。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相结合的总过程在不断进行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政治生产和再生产、观念生产和再生产,即“自由”、“平等”之类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也就是“建立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者)基础上的所有权、自由、平等的三位一体”。第三,马克思在揭穿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全部虚幻时,他是否又诉诸某种真实的自由、平等?换句话说,否定形式上的、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是否就意味着肯定事实上的、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亦即从“低位阶”的到“高位阶”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一步,我们还是在同样一个怪圈里打转。须知,马克思以自由、平等来否定“自由”、“平等”,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资本主义之名(意识形态)来攻资本主义之实(生产方式)。因此,不存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正义悖论”,只存在资本主义的正义悖论。马克思的真正主张是跳出这一怪圈。

   恩格斯针对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当应用道德学或法学,也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资本论》提出:“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马克思《资本论》证明,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但工资却是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来掩盖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正好中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圈套。马克思更加明确地主张:“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以事实公平来取代形式“公平”、以经济和社会公平来取代道德和法律“公平”,而是提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劳动资料归工人所有”。这也不是以“高位阶”的公平来取代“低位阶”的“公平”,并非换了一个说法,而是换了一个思路、做法。因为无论怎样表述“公平”,都是一个抽象原则,关键在于具体行动、实践,在于一种可运作的行动准则、可变革的实践法则。“公平”的口号针对不公平的事实,不公平的事实一旦被消除,任何“公平”的口号也就自行消解。

   因此,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必要介入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学关于“正义优先还是权利优先”的论争,诸如“基于权利的正义”(诺齐克)还是“基于公平的正义”(罗尔斯)、“普遍正义”还是“特殊正义”、“形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分配正义”还是“生产正义”之类,都是一些抽象原则争论。摆脱这些争论,并非什么“超越道德政治”,而是因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早已扬弃了以往政治哲学的规范主义研究方式。

   当然,不是只有提及政治哲学术语之处才有政治哲学蕴含,相反,整部马克思《资本论》都是可以进行政治哲学解读的。如果我们将马克思《资本论》转换为一种政治哲学体系,那么构成这个体系的核心范畴又是什么呢?——不是作为规范理论核心的“正义”概念,而是作为唯物史观核心的“分工”概念。

   三、作为唯物史观的《资本论》的分工论

   “分工”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将分工理解为正义原则。柏拉图从分工的现实性境况中论述等级的合理性。他提出“理想国”,认为理想的国家和个人都是正义的。柏拉图《理想国》既是他的“正义论”,也是他的“分工论”。显然,这里“分工”=“正义”。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又将分工理解为效率原则。他引扣针制造业作为例子,指出分工有利于劳动生产力的最大增进,有益于生产劳动者熟练度、技巧和判断力的更大增进。显然,这里“分工”=“效率”。正义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效率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分工兼有这两方面含义。

   为了阐明分工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意味,我们需要从头说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确立的政治哲学体系可以追溯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总体来说,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说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主张“君主立宪”、“官僚政治”和“等级会议”;马克思所进行的法哲学批判正好集中在这三点上,他针锋相对地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并落实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中。黑格尔在政治学说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理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亦即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分离,表现在市民等级(私人等级、社会等级)和政治等级(普遍等级)的分离上。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将私人等级冒充为普遍等级,认为“现代国家”是一种虚假的、虚幻的普遍形式。马克思主要从起源、构成两方面来论证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由此,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理论,推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并解开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律背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扬弃了黑格尔的普遍等级后,马克思依然寻找着自己的“普遍等级”。“这里的特点只是,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这就是无产者等级和劳动者等级,他们是作为政治国家基础的市民社会基础,他们生产和再生产着其他等级和阶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充斥着特殊利益、私人利益的市民社会基础上,我们何以指望政治国家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政治哲学的原点:真正普遍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不是黑格尔幻想中的国王、官僚和所谓“政治等级(普遍等级)”,而是作为其他一切等级基础的无产者等级和劳动者等级。这是一个代表了“普遍”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特殊等级。马克思这一特殊和普遍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而又超越黑格尔,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经常出现。马克思把全人类解放归结为无产阶级解放,道理也在这里。它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唯物史观路径。由此,马克思不是全面研究全人类“普遍”生存和解放的条件,而是集中研究无产阶级特殊生存和解放的条件。《巴黎手稿》关于“异化劳动、异化交往、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成果。

   但是,无产阶级生存条件是由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决定的。因此,充满了含混格调的“市民社会”范畴和思辨色彩的“劳动异化”、“交往异化”范畴难以刻画这一生存条件。唯有“分工”范畴才易于描绘被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所规定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区分出相对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社会物质现象,进而区分出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进一步区分出社会物质生产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确立了分工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个基本要点:第一,分工就是生产力,分工是生产力的基本形式,是生产力的社会结合形式。我们以往讲生产力,只讲两要素或三要素——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不讲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的社会形式或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形式(结构)首要的是分工。第二,分工就是私有制,分工是私有制的基本形式,是私有制的资源配置形式。“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分工既是生产力,又是私有制,前者是就分工的动态过程及其技术层面而言,后者是就分工的静态结果及其利益层面而言。这正是分工的本质属性,可以称为“分工的二重性”。分工的二重性形式结构正好刻画了各个阶级的基本境况:一是技术方面(“做什么事、干多少活”),二是利益方面(“得什么利、获多少益”)。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分工的理论。马克思说:“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这种分配其实就是分工。这就是说,生产的分工方式决定产品的分配方式,而产品的分配方式又与所有制形式相互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在广义上,分配就是分工;在狭义上,通常所谓分工是指技术层面的,通常所谓分配是指利益层面的。

   但是,研究分工,不仅要把握住分工一般,还要把握住各种具体分工形式,马克思说:“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及《资本论》中,马克思基本完成了对分工体系及其历史进程,尤其对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及其历史进程的理论和逻辑的复制工作,从而基本完成了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和逻辑的探索工作。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拒绝对任一政治哲学问题的抽象阐明,而是致力于在具体社会历史形态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实现对每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历史阐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上阐明资本主义政治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观念生产和再生产。

   恩格斯曾经将马克思学派定义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为了阐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必须首先阐明无产阶级生存的条件,亦即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及其历史进程。这一点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准确的表达。与其他部分大多属于逻辑陈述不一样,《资本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属于历史陈述。马克思在致库格曼信(1867年11月30日)中曾建议库格曼夫人,“可以先读”《资本论》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再就是《原始积累》”。这就是马克思对于作为“全部社会史”“锁钥”的“劳动发展史”的历史考察,这一考察科学地阐明了分工的起源和本质及其扬弃过程。

分工体系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协作是分工的萌芽形态。马克思说:“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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