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炳斌: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意”困境及其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4 次 更新时间:2021-09-27 06: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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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炳斌  
126 Harvard Law Review,1885(2013).

   (22)See Daniel J.Solove,Introduction:Privacy Self-Management and the Consent Dilemma,126 Harvard Law Review,1885(2013).

   (23)See Bart W.Schermer,Bart Custers,Simone van der Hof,The Crisis of Consent:How Stronger Legal Protection May Lead to Weaker Consent in Data Protection,16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171-182(2014).

   (24)参见陆青:《个人信息保护中“同意”规则的规范构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25)参见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田野:《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生物资料库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

   (26)参见蔡星月:《数据主体的“弱同意”及其规范结构》,《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

   (27)参见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8)参见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9)《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30条规定:“基于个人同意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书面同意的内涵比较清晰,而单独同意似乎是与一揽子同意相对而言的,但在法律上仍可有明示或默示的不同方式,这一概念的含义仍需进一步界定。此外,过于强调单独同意并无益于解决前文指出的告知过度、同意过频等问题。

   (30)参见王敏:《价值趋同与文化存异:中美“千禧一代”大学生对敏感数据的感知对比》,《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5期。

   (31)参见胡文涛:《我国个人敏感信息界定之构想》,《中国法学》2018年第5期。

   (32)参见林洹民:《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3)See Paul Ohm,Broken Promises of Privacy:Responding to the Surprising Failure of Anonymization,57 UCAL Law Review,1752(2010).

   (34)参见刘家霖、史舒扬、张悦眉等:《社交网络高效高精度去匿名化算法》,《软件学报》2018年第3期。

   (35)See Arvind Narayanan & Vitaly Shmatikov,Robust De-Anonymization of Large Sparse Datasets,in Bob Werner ed.,2008 IEEE Symposium on Security and Privacy,IEEE Computer Society,2008,p.111.

   (36)参见万方:《隐私政策中的告知同意原则及其异化》,《法律科学》2019年第2期。

   (37)See Paul Ohm,Broken Promises of Privacy:Responding to the Surprising Failure of Anonymization,57 UCAL Law Review,1716(2010).

   (38)Paul Ohm,Broken Promises of Privacy:Responding to the Surprising Failure of Anonymization,57 UCAL Law Review,1704(2010).

   (39)参见张新宝:《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主要矛盾研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

   (40)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6版,第40页。

   (4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

   (4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332号行政裁定书。

   (43)参见冉克平:《民法典视野下“本人沉默视为同意”规则的再造》,《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

   (44)参见杨代雄:《意思表示理论中的沉默与拟制》,《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6期。

   (45)蔡星月:《数据主体的“弱同意”及其规范结构》,《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

   (46)参见郑佳宁:《知情同意原则在信息采集中的适用与规则构建》,《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

   (47)参见石一峰:《沉默在民商事交往中的意义——私人自治的多层次平衡》,《法学家》2017年第6期。

   (48)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民终字第5028号民事判决书。

   (49)See Authors Guild v.Google,Inc.,770 F.Supp.2d 671-673(2011).

   (50)参见高秦伟:《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企业隐私政策及政府规制》,《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

   (51)Vgl.BVerfGE 65,1(41 f.).

   (52)郑观:《个人信息对价化及其基本制度构建》,《中外法学》2019年第2期。

   (53)参见[美]迈克尔·费蒂克、[美]戴维·C.汤普森:《信誉经济: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价值与商业变革》,王臻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54)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4页。

   (55)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

   (56)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

   (5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

   (58)胡玉鸿:《个人独特性与法律普遍性之调适》,《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

   (59)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60)参见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定位》,《法商研究》2020年第3期。

   (61)参见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

   (62)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63)参见张新宝:《〈民法总则〉个人信息保护条文研究》,《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

   (64)蒋舸:《作为算法的法律》,《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

   (65)参见吕炳斌:《个人信息权作为民事权利之证成:以知识产权为参照》,《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

   (6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548页。

   (6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340页。

   (68)参见刘士国:《类型化与民法解释》,《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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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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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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