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飞: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6 次 更新时间:2021-09-23 10: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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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飞  
即使什么奖牌都拿不到,也有实战练兵的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输者的参与,赢者也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以它也需要输者的合作。就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除了个别鹰派人物称中国为美国的敌人外,最具权威的战略文件和人物并未公开称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特别是拜登总统,一再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自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以来,美国对华鹰派试图将双边关系推向冷战对抗,但尚未达到目的。直至目前,在中美关系的“昨天”曾发生过的危机,如“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并未出现。

   二是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存在着相当广阔的合作空间。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强调中美两国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并不排斥合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多次强调中美之间需要合作。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合作,除了实现各领域显性的共同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确保战略竞争不滑向战略对抗,这是如同空气和阳光一样的隐性的共同利益。

   总的来看,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在竞争中有合作。这同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战略合作伙伴有质的区别。然而,战略竞争对手同战略对抗敌手又有很大区别,甚至也是质的区别。

   二、决定新时代中美关系走势的四个动力

   中美关系在新时代将如何运行? 中美战略竞争将呈现出怎样的图景? 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精英与公众关注的,也是世界很多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学理上说,鉴于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热战已经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新时代中美关系可能具有三种前景: 一是走向冷战对抗,即跳回到“前天”;二是再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即退回到“昨天”;三是在战略竞争对手的框架内运行。就目前来看,由于冷战对抗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这种前景虽然不完全排除,但可能性很小。从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尤其是美国政治精英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来看,回归战略合作伙伴的可能也比较小。对中美两国的决策者来说,双方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在战略竞争对手的框架内寻求最大限度的合作,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有学者将战略竞争对手状态称为“新冷战”,以表达双方竞争激烈之程度,但又不同于经典的冷战。笔者认为,冷战是有特定含义的: 首先是集团对抗;然后对抗双方高举的旗帜是意识形态。这两条目前都不存在,所以用带有“冷战”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新时代中美关系是不恰当的。

   认识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首先需要对推动双边关系的动力进行全面考察,认清这些动力的变化态势。大体上说,推动中美关系的动力有四个: 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动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性质及程度不同。某一动力有时发挥着正向推动作用,有时则发挥负向推动作用;有时作用程度较大,有时则较小,甚至不存在。

   首先是地缘政治。这是影响大国关系最重要、最具统领性的因素,因为地缘政治涉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历史上的大国战争,主要动因就是地缘政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美在地缘政治上的关系起步较晚,但却经历了由伙伴到敌人,又到伙伴,再到对手的几次反复。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美国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没有什么地位。那时的中国,在美国心目中,同在其他列强心目中一样,是它们掠夺的对象。在太平洋战争中,中美成了盟友,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凸显出来。美国给予中国援助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所以美国也有意扶植中国,积极促成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有意让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护国际秩序的“四大警察”( 美、苏、英、中)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陷入冷战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更加重要,在国共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一边,这导致美国对华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中美成为冷战对抗的敌人。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在共同对抗苏联上走到一起,两国再次成为地缘政治上的伙伴。

   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中美丧失了在地缘政治上的主要合作动力,美国一度轻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导致双边关系动荡,尽管没有滑出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此后不久,美国确立了霸权战略,宗旨是在安全、经济、政治三个维度同时推进,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虽然美国出于未雨绸缪的战略思维也在寻找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被纳入视野的对象之一;但是,此时的中国实力尚弱,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发展前景很不确定,因此并未被锁定为主要的对手。与此同时,在非传统安全和经济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重要合作力量。此外,美国出于维护霸权地位的需要,比较关注重要地区的安全,而中国在维护东北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等地区的安全上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从总体上看,在美国霸权战略框架下,中国主要是合作伙伴,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是竞争对手。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政治精英曾多次辩论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大体上可分为“接触派”和“遏制派”。直到中美关系“进入新时代”之前,每次辩论都是“接触派”占上风,甚至还出现过“两国集团”(G2) 之说,寓意着美国要同崛起的中国合作共管世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方面由于中美两国都形成了“进入新时代”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对华鹰派的鼓动,美国改变了持续 46 年的对华政策,将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

   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还会继续朝“东升西降”方向变化。中国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其他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这是大势所趋。只要中国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稳步推进,到 2035 年甚至更早就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中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之前,美国的地缘政治思维很难改变,美国会继续将中国锁定为地缘政治对手,地缘政治将继续是双边关系负向发展的主要动力。不过,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既定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同美国建立能够相互平视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将尽最大努力避免被美国带节奏,进行地缘政治对抗,这无疑有利于缓解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烈度。

   其次是意识形态。同地缘政治相比,意识形态在大国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总体上是次要的,而且经常附属于地缘政治。对大国来说,在判定战略竞争对手时,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构成安全威胁的能力,其次才是对方的意愿。不过,同其他传统大国相比,美国更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美国自由派,往往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来考量,将维护和推广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点在冷战期间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对华政策为例,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忘初心”,坚定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中国成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和遏制对象,意识形态也由此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中苏关系破裂后,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大本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性,并不意味美国放弃了反共意识形态。

   中国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发挥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构成美国遏制中国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构成美国接触中国的动力。在美国政治精英心目中,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要遏制。美国用人权、民主等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就体现了这一点。然而,在美国主流自由派看来,中国有可能通过改革开放而改变成美国所认可的“自由民主”国家,美国要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接触中国,通过接触来融合中国、塑造中国。这是自由主义大战略在对华政策上的体现。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美国政治精英们认识到这个自由主义大战略并不成功。于是,意识形态不再是美国接触中国的动力,而作为遏制中国动力的一面却明显提升。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团队中的鹰派,更是将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置于极为突出的位置。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不像鹰派那样公开渲染意识形态对立,但却在外交行动中展示了意识形态色彩。拜登政府一方面努力构筑“民主国家联盟”,另一方面高调推广西方“普世价值”。这两项相互促进的措施正是美国自由派一贯的主张,容易得到西方盟友以及一些实行西方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应,比鹰派的简单粗暴的做法更具攻击力。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美国政治精英们将更加担忧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所构成的挑战,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不过,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并不想同美国开展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指导对外工作的理念,表明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整个人类,自然包括美国。虽然当下美国政治精英出于各种原因还不愿意接受这个理念,但是假以时日,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断取得成效之时,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同这个理念之时,特别是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比美国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之时,美国政治精英对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认知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至少他们的反共意识形态说辞会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再次是经济和人文。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人文如同黏合剂,使得两个国家难以完全隔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和人文是最早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当中国尚积贫积弱,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时候,在中国获取经济利益也是美国同中国交往的主要动因。与经济交往相伴随,同中国进行人文交流,试图在文化上影响中国也是动因之一。签订《望厦条约》、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事件,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同其他列强并无本质区别,尽管美国不时展现出比其他列强更开明的一面。中美走向冷战对抗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几乎完全中断。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为中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经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在美国霸权战略中地位十分重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美在经济上的合作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越来越明显。由于两国在上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两国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且逐渐成为总体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人文交往则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民意基础。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美在经济上竞争的一面逐渐显现。两国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货币汇率等问题上的纠纷不断,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对手。不过,就中美经济关系的总体来看,互惠互利仍是主要方面,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直到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摩擦。就目前来看,贸易摩擦的结果是没有赢家。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施贸易摩擦并非主要出于经济动因,而是因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而导致的总体对华战略转向的结果。受经济关系和美国总体对华战略影响,两国人文交流也出现明显的倒退。

   展望未来,由于经济因素在大国关系中并未超越地缘政治,所以倘若美国总体对华战略不变,经济关系在总体双边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会越来越小。但是,鉴于提振美国经济是拜登政府的重要任务,而中国会尽最大努力推进对美经济合作,所以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仍然存在很大空间,而经济合作又会促进人文交往。中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的存在是制约新冷战的重要因素。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摩擦和打压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会不断缩小,如此,美国将经济作为战略手段的动力会减弱,双边经济交往会趋于遵循经济利益逻辑,这将有利于推进中美经济合作。

   最后是全球治理。同其他三个因素相比,全球治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相对较晚。直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全球治理一直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向发展的因素,而且发挥的作用趋于增大。

冷战结束后,随着霸权战略的确立,美国越来越关注包括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全球治理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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