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0 次 更新时间:2021-09-13 15: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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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铮  
获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多个断代史、专门史的知识和理论。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相关学科理论和知识的扩大,一个复合型的党史人才培养体系才可形成。也只有归属历史学,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才能充分扩大,改变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在历史学之下,一切和中共领导有关的革命史和新中国史,无论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现象;无论是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和党的革命的关系,还是革命与新中国的关联;无论是中共党史本身,还是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其他党派势力,乃至其他国家的政治力量与革命力量,皆可作为党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以上所述,或可称之为“大党史”。

  

   鉴于共产党的性质、政权制度以及地位和作用,党史与中共革命史、新中国史的研究对象甚至是重合的,如果说有区别,党史是以党为中心,侧重党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而革命史是以革命为中心,侧重革命本身的历史脉络;新中国史须观照政府的视角。但即便如此,在革命史和新中国史中,党的核心地位无法改变,没有党的领导,则一切无从说起。所以,几者之间不一定非有明确的界分不可,可根据具体的研究课题各有侧重。如果说“大党史”有边界,这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关,有关者就是边界,无关者就不属于党史研究的范畴。在扩大党史研究范围的同时,我们当然明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仍是党史研究的重点,此为学界共识,毋庸太多讨论。但问题在于,它不仅仅是党史研究的重点,也是革命史和新中国史的重点,凭此是不能区分几个领域之间的界限的。

  

   以往党史学界总有人试图界定党史应该研究什么,不应该研究什么,其初衷当然是好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大党史“有关者”的边界,结果必然就是,既窄化了党史研究的范围,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譬如,有的学者举例指出党史与国史的区别:以新中国成立前后关闭证券市场和改革开放初期开放证券市场这件事来说,党史编研的角度应是党在关闭和开放证券市场问题上的考虑,而国史编研的角度应是证券市场关闭和开放的过程及对社会的影响;党史编研的范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至于其他领域,比如社会领域的变迁,像婚姻、民俗、服饰、饮食、娱乐方式、人际交往、人口素质,乃至语言的变化等,尽管与党史或多或少也会有一定关联,党史编研也会有所涉及,但在党史学科中不会也不应当设婚姻史、民俗史、服饰史等研究方向,否则就不成其为党史了。具体到经济问题,党史编研应当侧重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国史编研应当侧重于相对具体一些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变化。按此逻辑,则不仅是党史与国史的分立,对革命战争时期党史和中共政权史的研究也要有所分别,诸多中共革命根据史的论著所涉及的内容都要划在党史之外了。问题是,党史与国史能分得如此清楚吗?事实上,证券市场的关闭与开放,无论是党史还是国史,都既离不开党的考虑,也离不开关闭和开放的过程;社会领域各个方面的变迁难道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涉及的对象,为什么不可以研究中共社会史?在经济问题中,党的基本经济制度、宏观经济政策与国史中具体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变化怎么可能分离,难道前者不需要后者的体现吗?以上思维恰恰反映了传统党史研究的问题,重视制度、政策的出台,而轻视制度、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轻视制度、政策与民间社会、与广大民众的复杂关系。其实,对于政策的出台细节也往往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看不到哪些人参与了讨论,讨论中有何矛盾、斗争和冲突,于是制度、政策成了死的制度、政策。

  

   近些年凡属成功的学术实践都证明,党史与中共革命史、新中国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甚至研究的视角并无太大分别,这种开放性对于党史研究的推进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由于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大大拓宽,党史呈现出丰富而立体的画面。《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抗日战争研究》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为刊登以上几个领域论文最有代表性的专业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中,绝大多数已和传统党史论题有了明显改变,广泛涉及与中共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甚至包括非常具体的社会史、区域史、村落史。从近些年中共党史研究的综述文章中,也不难得到证明,所介绍的成果同样极为广阔、多元,而不是自我限制,标示哪些领域、哪些问题只属于党史或不属于党史的范围。作者除了党史学者、历史学者,也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党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试问,以上成就是否大大提高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主要目标的研究,恐怕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党史研究之所以取得如上成就,关键是史观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党史学者、历史学者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党史置于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的脉络之中,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深入研究,使得党史研究变得规范化、学术化,从而改变了以往党史学界存在的空洞的、干瘪的、情绪的、说教的现象。尤其是对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和知识的借鉴,扩大了学术视野,拓宽了学术论题,深化了党史认识。反过来,党史研究也为相关学科提供了历史知识和理论贡献。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用本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的优势介入党史研究,但也遵循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既增强了历史感,又提升了理论水准,为推动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在此基础上,党史领域和相关学科形成一个互相借鉴、互相争鸣的平台,共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这也应该是“大党史”研究应有的雄心。

  

   不能不说,近些年的党史学界,包括马院、党校、党史研究室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已和传统党史学者不可同日而语了,规范化、学术化大大增强。尤其是年轻一代,凡是研究比较深入、取得较好成绩的,大都既接受了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党史学的训练,又汲取了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此为中共党史学界的一大变化。

  

   然至今仍有思维陈旧者,自以为是、画地为牢,武断地指责这个不是党史题目,那个不是党史题目。在此意识之下,有的党史论文,包括博士论文,仍充斥着一种特殊的“八股”叙事气息,浮于表面、大而无物、重复劳动,几无学术性可言。这种现象,到底是有利于还是阻碍党史研究,难道不是不言自明的吗?看来,“名正言顺”的讨论的确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作者简介:李金铮,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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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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