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中: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易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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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中  
这一时期宋明易学的研究也很引人瞩目。徐志锐的《宋明易学概论》被金景芳先生视为“是一部博观约取,辨析精当的巨著”。李申的《话说太极图》对宋代图书学的渊源流传作出了细致的考证。萧汉明的《船山易学研究》则对博大精深的王船山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总之,近年来的易学史研究,成绩颇为可观。但相对于二千年丰富的易学发展史,这种研究还相当薄弱,尚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3) 易学考古

   所谓易学考古,是指利用考古中发掘的与易学有关的材料进行易学研究。这种研究并不始于本世纪,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有两次。但本世纪的考古易学研究最为壮观,最为引人瞩目。

   关于帛书《周易》

   一九七三年在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部分与《周易》有关,分别为帛书《六十四卦》和卷后佚书。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帛书《六十四卦》的刊布和帛书《易传》的陆续面世,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帛书《六十四卦》与通行本《周易》存在着很多不同,如卦名、卦爻辞、卦序等。但“最大不同之点在六十四卦的次序。”李学勤认为,有别于通行本“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排列规则,帛书经文的卦序,完全立足于重卦,即经卦、别卦的区别之上。其理论基础是阴阳说和重卦说。至于其它,专家们普遍认为,卦名的不同只是字形不同而已,字的读音都相同或相近,可以通假。卦爻辞中部分词语的不同,则有今本优者,有帛本优者,可以互补长短。

   卷后佚书,包括六篇内容,即《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廖名春根据帛书中的一些残片定名为《衷》)、《要》、《缪和》、《昭力》。这六篇佚书,争论最大的是《系辞》,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系辞》的字数、学派归属、与通行本《系辞》的关系等方面。近年来,关于帛书《系辞》的字数,学者们的观点已基本趋同。帛书《系辞》的学派归属,学者们的分歧仍十分之大。陈鼓应、王保玹等人认为,帛书《系辞》是道家传本;廖名春、吕绍纲等人则证明其为儒家作品。另外,余敦康主非儒非道,亦儒亦道说;陈亚军主“巫史文化”说;王德有则强调易、道、儒各有所主,不必硬把它归入道或归入儒。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的关系,学者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二者谁更古老、谁更可信的问题上。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帛书《六十四卦》与今本《易经》的比较中,但由于前者牵涉到学派归属问题,尤其显得引人瞩目。陈鼓应、王保玹、陈松常、王博等人认为,现今通行各本基本上是在帛书《系辞》基础上整编而成的。李学勤、朱伯崑、郑万耕、廖名春等人则持相反意见。李学勤认为,帛书所根据的《系辞》,其构成和今本基本一致,不过有一部分脱失,一部分又散入它篇,才成了帛书的面貌。因此,它的整体的形成很迟,可能在秦亡以后,由楚地易学一派的人物整理而成。此外,张岱年、张立文认为,二者同时异地,互有渗透。

   对于帛书《六十四卦》与帛书《易传》的关系,廖名春指出:“帛书《易传》诸篇所本之经,决非帛书《易经》。它们引《易》、解《易》所反映出来的卦序,显然同于今通行本。它们所引之卦爻辞,内容也有与今通行本《易经》相异的,可见是今通行本卦序系统内另一种不同的本子。”。

   关于数字卦

   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中方鼎”,铭文末尾有两个由符号组成的奇字,学者未能释出。三十年代,郭沫若谓之为“族徽”,五十年代,唐兰谓之为“特殊形式的文字”,李学勤于一九五六年曾撰文指出它“使我们想到《周易》的‘九’‘六’”,但未做进一步探讨。一九七八年底,张政烺结合周原出土甲骨中的“奇字”等材料,释之为“数字卦”。此说一出,马上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者们讨论了甲骨、金文中的数字之为易卦的证据,数字卦中的数字之作为筮数的意义,数字与筮法,数字卦的符号意义,三画卦与四画卦,以及重卦等问题。并对数字卦与《连山》、《归藏》的关系作出了种种推测。

   易学考古,意义有三:一是证伪或证是,一是弥补易学史的某些环节,一是提供前人未知的新内容。帛易和数字卦的研究意义也大体如此。数字卦的研究,无疑为人们了解筮卦的原始形态,阴阳卦画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材料;帛书的研究则对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孔子与《易传》的关系,秦末汉初的易学面貌,以及秦汉时期的易学象数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4) 易学哲学

   易学哲学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热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易学哲学的研究仍然继续了六十年代的问题。如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宋祚胤的《周易新论》等。但随着文化热和文化讨论的不断深入,易学哲学的研究也渐渐超越唯心、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狭隘模式,把视角转向探讨《周易》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等更具时代色彩的问题上来。于是,《周易》思维方式、《周易》形上学、乃至于《周易》美学,《周易》与中国伦理等等问题便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

   《周易》思维方式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初期。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第四章“易学中的思维方式”中,把易学思维归纳为五类,即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象数思维。这种归纳是比较科学的。也有学者(如刘长林、傅云龙等)在此之外又提出整体思维和类思维的概念,也很有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以研究西方哲学名家的王树人先生,近年来由于研究“象思维”之故,也开始涉足易学思维的研究,王先生把卜筮中“实象”与“卦象”的转化称作“象的流动与转化”,从“动态”意义上研究易象思维,颇为新颖。

   《周易》形上学的探讨与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的探讨有关。张岱年、余敦康等人对此均有精彩论述。而张立文还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合学”。张先生在所著《和合学概论》一书中,根据《易传》的“三才”原则,建构自己的和合体系。张先生说:“和合学体系结构的进路是地、人、天或天、人、地,可以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它既是天上地下的宇宙空间次序,亦是《周易》卦爻的逻辑次序。”张先生据此把和合学的世界分为:“地”:和合生存世界;“人”:和合意义世界;“天”:和合可能世界。三界的和合,构成了和合学的系统结构。

   《周易》美学的研究,近年来也颇可观。比较活跃的学者有王振复、刘纲纪等。王著有《周易的美学智慧》,刘则出版有《周易美学》。

   在近年来的易学哲学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象数哲学的研究。传统易学中的象数、义理两派,向来被认为是针锋相对的易学派别。前者侧重于易象和易数的研究,后者侧重于哲理的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在讨论易学哲学时,常常忽视象数派易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朱伯崑先生在所著《易学哲学史》中,对象数易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朱先生对孟京易学的评价:“从哲学史上看,孟京易学,特别是京房易学,通过其卦气说,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世界间架的哲学体系。……尽管他将《周易》中的筮法,引向占候之术,宣扬了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他提出的世界图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探讨世界的普遍联系,很有启发的意义。”朱先生的这一结论,对于人们全面认识易学哲学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青年学者张其成等,近年来也很注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5) 科学易

   科学易是从传统象数易中蜕化出来的一种新的易学流派,也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流派。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主要存在三种研究倾向:一是研究《周易》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用现代自然科学解释传统象数易学;一是用现代自然科学比附传统易学。这三种倾向,第一种学术性较强,第二种启发意义较大,第三种则没有什么价值。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唐明邦指出:在中国古代,天文借象数显示星移斗转,地理借象数标志分野坐标系统,历法、物候借象数描述阴阳变化节律,针灸、气功借象数总括天人统一节度,而音乐则借象数表征律吕损益法则。可见其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近些年来,董光璧在易学与中国科学史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肖汉明等则在易学与中医学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其他如赵庄愚、祁洞之等也都作出了新的探索。

   传统象数易学中,存在大量颇具规律性的图形、图式和变换法则,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近年来一些学者力图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从解释学的立场对其作出新的解说。如董光璧的《易图的数学结构》、《易学与科技思维》,丘亮辉的《周易与自然科学》,徐道一的《周易科学观》等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这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周易》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自然的奥秘有所揭示,因而能给予自然科学家以重要的启迪。”

   易学象数学中的一些图式、规则,由于其内容的非具体性,在给予人们以启迪的同时,也为不少附会者提供了方便。近年来,有不少易学爱好者热衷于这种附会,也出版了一些专著,但意义究竟有多大,却值得怀疑。

   总之,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讨论的深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易学研究格局又重现学术界。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以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的探讨为背景,以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大本大根的体知为职志。既有理智的剖解,又有情感的认同。而化解“疑古”情结,再释大易精神,则是近二十年易学研究的主流特征。 三

   自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守台岛后,台湾的易学研究,经历了与大陆不同的发展历程。总起来说,他们仍然沿袭了民国时期的学术作风和思维路向。如四九年以前便已具有一定影响的易学家屈万里、高明、南怀瑾等人,这一时期仍很活跃。加之他们均执教于台岛各高校,从学者众,所以,台岛“《易》学的薪传与后续的研究甚为活络”。大体而言,他们在易学文献的辑佚和考注、易学史的研究、易学思想的研究、以及易学与科学的研究等方面,均有佳绩。

   (1) 易学文献的辑佚与考注

   这一方面,成绩最突出的首推屈万里、高明二先生。屈先生著《先秦汉魏易例述评》二卷,上卷就卦爻辞及十翼分别探其易例,并就先秦至西汉武帝之前典籍中涉及《易》者,而求其易例之所在。下卷则述以象数解易之群例。其治易方法是“先以音韵训诂释字义,继以群经、甲骨、金文参释文旨;两者既明,再据经文为史料,作各项研究。言必求征,义必求当,用力最笃,而方法最密;心所未安,不肯苟下一字。”屈先生还著有《学易札记》、《周易批注》、《周易集释初稿》等易学著作。

   高明早年曾撰有《连山归藏考》、《易图书学溯源》等论文,到台岛后又发表《五十年来之易学》、《孔子的易教》、《易象探源》等易学研究著作多种,其弟子徐芹庭谓之:“其论易则博综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以来之易学,皆探其绩而索其微,极其深而研其精;蕴百家之精义,抒一己之所得。于易学二派六宗、谶纬术数,乃至近代以哲学科学解易者,无一不精,无一不能。”

   胡自逢、黄庆萱等学者,是台湾六、七十年代培养起来的一批易学家。他们的易学研究成果,颇能代表这一时期台湾易学文献辑佚、考注方面的总体水平。胡自逢著《先秦诸子易学通考》,围绕先秦诸子与《周易》的关系,从“《周易》为周代通引之书”,“先秦诸子引述易文以立说”,“先秦诸子应用易义以释事理”,“先秦诸子之言占筮”,“先秦诸子说易之方式”,“由先秦诸子易说反观《周易》一书今存之意义”等六个方面对先秦诸子的易学进行了研究。其中,有辑佚,有析论,有考证。是一部关于先秦易学的有得之作。

黄庆萱著《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作者有感于清代诸家的有关辑著“未辑、漏辑、误辑、赘辑及误次者,皆触目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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