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红:中国刑法制度的守正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21-08-23 22: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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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  
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保障性手段也在不断寻找时代问题和时代方案,罪刑规范体系因风险社会时代、科技时代、立法活跃性时代、法定犯时代以及民法典时代而频繁进行“立改废释”。例如,中国特色的“民生刑法”规范体系进一步凸显。“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党和国家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经济、政治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在所有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制度措施中,刑法是“民生保障法”的保障法,作为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为目的和任务的最严厉法,在迈向“民权刑法”的同时也必然要将“民生刑法”作为核心制度内容。如在十一部刑法修正案中,罪刑规范调整主要针对关涉民生的关键领域,如交通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资源安全、生物安全、教育就业保护等,涉及的犯罪包括危险驾驶罪、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作业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妨害药品管理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冒名顶替罪、高空抛物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污染环境罪、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破坏自然保护地罪等等。即便在其他犯罪中,司法解释也将“民生保障”作为司法情节,如《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将“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作为行贿罪的重要定罪量刑情节。这些刑法制度都旨在保护和服务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言,刑法需要有限度地参与到以民为本的事业中。再如,罪刑规范体系的调整还表现为“轻轻重重”的倾向,轻罪立法在保持“行政处罚—刑罚”二元模式的前提下呈现自身特点。至少从刑法修正案(八)到刑法修正案(十一),最高刑为三年、一年有期徒刑甚至拘役的罪名开始增多,同时职务侵占罪、洗钱罪、侵犯著作权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等重罪也呈现出构成要件增长、最高刑加重等趋向,轻罪立法与重罪立法并重。但是,我国的轻罪立法不同于也不应盲从于域外的轻微罪处理机制,在不断推进行政法治化的同时,应当对我国“行政处罚—刑罚”二元区分模式保持足够的制度自信。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刑法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妥善处理主体性与客体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单一性与多元性等关系的基础上守正创新的制度体系,它既尊重本国法治实践、形成本国话语,也绝不固步自封,而是充分借鉴人类刑法文明成果。我们应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过程中进一步锻造本土化的刑法资源,同时,对于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刑法制度、理论和话语,应当通过参与世界各项组织立法或条约公约制定活动、国际区际协议缔结以及民间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加以传播,通过与其他国家刑法学界的对话,既将域外先进制度引进来,又将富有中国文化元素和刑事法治特色的内容传播到世界舞台,为提升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作出更大的努力。

  

   刘艳红,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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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21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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