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华:国家治理的家户逻辑:基于田野政治学的分析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1-08-20 23: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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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  
其并不排斥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但更强调对中国事实的挖掘,并以此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由于以建构中国理论为目标,田野政治学就不仅要“走向田野”,更要“超越田野”,而这又反过来对田野调查本身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只有获得具有足够深度和厚度的经验事实,才有可能打破既有理论的“遮蔽”,从而为产生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和概念提供事实依据和支撑。

   田野政治学并非遥远的理论构想,而是日渐成型的学术取向。这一学术取向,最早由徐勇教授提出,并以华中师范大学的一批政治学者所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学者群就将田野调查作为基本方法,开展了大量乡村调查,并形成了“实际、实证和实验”的调查自觉。随着村民自治研究的兴起,以田野为导向的政治学研究不断发展,并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一股重要力量。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者不仅注重调查,而且愈加形成理论自觉,积极尝试从田野调查中建构原创性理论。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推动开展了以“深度中国调查”为主题的传统社会形态调查,搜集整理了极为丰富的调查资料。以此为基础,田野政治学者提炼产出了诸如“祖赋人权”“ 韧性小农”等原创性理论概念,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本文同样遵循田野政治学的分析进路,并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尝试提出“家户自主性”概念,作为考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点,并试图以此建立家户单元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联。本文的调查资料主要来源于“深度中国调查”中的“家户调查”项目。该项调查以1949年前传统农村家户形态为对象,调查内容涉及家户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众多方面,具有系统性、规模性、唯一性等特点。截至目前,该项调查已完成792个传统家户的调查工作,所调查的家户分布在全国24个省(区、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为考察传统时期的农村家户组织形态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调查资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经验基础。

   二、家户自主性:国家治理的动力机制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家户单元形成其自身特性,并对国家治理产生多重影响。从“家户调查”资料来看,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家户具有极强的自主性,这是其他类型的治理单元不可比拟的,也赋予家户单元以强大的动能与活力。从一般意义上看,“自主”是一个“个人意志自由的道德概念,指人在正确认识和意志选择的基础上,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处理和支配事物的能力”。康德曾对自主性概念有过诸多论述。在他看来,自主性是个体摆脱监护和控制状态实现启蒙的重要预设。他将自主性与理性相联系,并将其理解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在政治学话语中,涉及“自主性”概念最多的莫过于“国家自主性”理论,并衍生出“相对自主性”“潜在自主性”等概念集合。这类概念主要用以指称国家所具有的超脱社会、阶级、利益集团等力量的自主行动能力。本文提出的家户自主性,同样是一种自主行动能力,只是主体并非国家,而是家户组织。本文认为,家户自主性是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一种基本特性,具体指家户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内在能动性。家户自主性强调以家户为本位,其驱动力并非来源于家户外部,而源于家户自身。在社会生活中,家户自主性表现为一种自主意志支配下的行动能力,具体包括意识自主性、目标自主性和行动自主性。从调查资料看,家户自主性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具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并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动力机制。

   (一)意识自主性

   意识是指导行动的依据。家户自主性首先体现为强烈的家户自主意识,也即将家户视为超越个人和其他政治社会主体的价值依据,乃至成为根植于人们内心的一种信仰。对于家户成员而言,他们并不是以个体形式而存在的,而是以家户的“一分子”而存在,并以此寻求精神的皈依。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家户具有了本体论的意涵。

   一是“家户认同”意识。在传统时期,人们将是否属于“自家人”作为区分“我者”与“他者”的基本依据,并决定个体的行动。从调查资料看,只有具有共同血亲关系的人才会被称为“自家人”,没有血亲关系即使居住在一处也非“自家人”,而是“外人”。对于自家人与外人,人们的态度和心理认知存在极大差异,讲求“内外有别”。例如,人们将自己家里的事称为“家务事”,这些事只能由自家人处理,外人不能也不会干涉。

   二是“家户一体”意识。人们不仅将家户作为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而且强调家户成员的共同性和一体性。因此,每位成员都将自己视为家中的一分子,主张“同心同德”。从调查资料看,人们普遍认为家人应当以和为贵,“兄弟之间在家里再怎么吵,打开房门仍是自家亲兄弟”。如果家中有人被外人欺负,全家人都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侵犯,并要求“讨回公道”。与此同时,“只要家里有一个人出人头地,那其他人也都一起沾光”。在对外交往时,家户一体的意识尤为明显,表现为家长作为家户整体的人格化身并全权“做主”。

   三是“家户至上”意识。在个人和家户关系上,人们将家户利益置于更高位置,强调个人服从家户整体。“家里人平时考虑问题都从家庭利益出发,凡事都以整个家庭为重。”从调查资料看,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家就没有个人,也即“有家才有人”。为了家庭利益,个人甘愿做出牺牲。如一些家庭经济条件不佳、劳动力不足,很多孩子甘愿放弃上学,目的是“照顾家里,节省开支”。在一些联合家庭中,当家里遇到重大变故时,各个小家庭主动将嫁妆或私房钱等个人财物贡献出来渡过难关,并认为理所应当。在此,人们在意识上始终将家户置于更高地位,个体是从属性的,因为“没有家,哪里来的人,有人生没人养,怎么长得大?”

   (二)目标自主性

   目标自主性是指家户单元基于自身需要而设定发展目标的自主能力。由于强烈的家户自主意识,人们将家户发展视为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并从中获得成就感。对于家户成员而言,家户目标的设定是由家户成员的自主意识所决定的,其既非国家权力的驱使,也不受其他外力的强制。从调查资料看,家户发展目标具有多元性,不同家户的目标也存在一定差异。但综合来看,家户目标主要集中于人口扩张和财富集聚方面,也即所谓的“发人”和“发家”的过程。

   一是“发人”,主要指家庭人口的扩张,追求“人丁兴旺”。传统时期,家庭人口规模特别是男丁数量是判断家户发展的核心指标。从调查资料来看,人们普遍将人丁与福报相联系,认为“有福有福,儿孙满屋”。为了增加人口,人们对生育极为看重,并形成了“多子多福,多生多养”的生育惯习。其中,生育男丁成为首要目标,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驱使下,形成强烈的生男偏好。需要指出的是,人丁的增加不仅是福气的体现,也有现实的诉求。一方面为了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这被视为家庭生育最重要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体现着家庭在乡村中的地位。人们认为,“子孙越多代表着家户人丁越兴旺,代表这户人家越有地位”,“生儿育女对家庭来说意味着尊严和面子,意味着门户的存在和延续”。此外,人丁多的家户还可避免被大姓人家欺负,同时人多力量大,从事劳动生产也更有优势。

   二是“发家”,主要指家庭财富的增加,追求“发家致富”。富足的生活是家庭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凝聚家人力量的纽带。从调查资料看,人们对“发家致富”充满期望,“发家致富是一生的追求,家里的每个人都要为家庭的发达致富而努力”。此时,“个人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更是为整个家庭”。同时,家庭发达了,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也都能够从中受惠。需要指出的是,“发家致富”从表面上看是经济目标,但背后隐藏的深层目标是“光耀门楣”。人们希望通过自己一代人的努力,为父祖乃至更早的祖先增添荣耀,这被视为家户的“终极目标”。在日常生活中,诸如“发家致富”“光耀门楣”的观念也会在代际传递中不断灌输和强化,进而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总体上,不论是人丁兴旺还是发家致富,其出发点都是以家户自身的存续和发展为前提,遵循家户本位的内在逻辑。对于家户而言,其目标具有很高的自主性,其设定并非受外力的驱使,而是内化于个体内心。也正是这些根植于心的目标,将家户成员凝结成为一体,并支撑和推动着家户单元的运行和发展。

   (三)行动自主性

   家户单元不仅自主设定目标,而且很大程度上能围绕目标进行经营和管理,具有极强的行动自主性。从调查资料来看,尽管家户与村落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家户始终是一个独立的行动单位,能够根据自身需要组织生产和管理家务。

   一是生产自主。在生产过程中,家户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所有关于农业生产的安排,都由自家人决定,不用告知四邻、家族其他成员,也不用告知保甲长等,其他人都没有权力干涉”。即使是租佃地主的土地,佃户同样拥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只需向地主缴纳约定的地租即可。在家户内部,生产由家长统筹并实行分工,普遍方式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管着大事、女人管着小事”,从而形成家长制下男女分工共管经济。在传统时期,家户经营没有固定模式,而是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条件自主开展。从调查资料看,为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经营风险,农户经营具有“农工商互补经济”特征,形成“以农带商”“ 务农为主,零工为辅”等多种经营形式。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将农闲时间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也能将老人、儿童等家庭劳动力有效整合,从而实现生产效益的最大化。在笔者调查的赣南村庄,当地将弹棉被和制蓑衣作为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其中,弹棉被主要集中在冬季,制蓑衣则多在早春梅雨季节。因此,这两项传统手艺常常结合在一起,构成“季节性搭配”,当地亦有“春穿蓑衣冬弹被”的说法。

   二是生活自主。家户不仅是经济共同体,也是生活共同体。在传统时期,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几乎都可以在家户内部自主完成。具体来看,家户首先是独立的生育单元。对于家户来说,并没有限制生育的制度化约束,家户可以自行做出生育决策。在未成年之前,每个个体均受到家户的抚育和庇护,“自己家人即使有错,也要由自家人进行管教,外人不能进行处罚”。除了向地主交租和向官府纳粮之外,家户拥有对于农产品的自由处置权和支配权。在婚姻方面,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普遍由家长做主包办,外人无权干涉。在赡养方面,同样以家户为基本单元,遵循“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逻辑。倘若老人尚有劳动能力,一般会在分家时留出“养老地”或者“养老粮”。如果没有劳动能力,则由儿子独立或轮流赡养,直至老人去世。需要指出的是,在家户管理中,“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家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家长的统筹安排下,家户成为一个自主运行的自治单元,构成社会生活运行的基本机制。

   总体上看,无论是在观念意识、目标设定还是个体行动上,家户都具有高度自主性。从调查资料看,家户自主性具有两个重要的治理效应。一是持续性。即家户不需要外部力量的驱动而能长期持续,从而为其提供强大的内在动能。二是创造性。即家户可以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从而最大程度符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正是家户的自主性治理为家户单元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家户单元及其自主治理不仅促进了单一家户的发展,也对国家治理产生深刻影响。从治理结构看,由于家户构成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中国的国家治理呈现为典型的“大国小农”特征,也即无数个小农家户所构成的超大型国家。在这一“集家为国”的治理体系中,每个单一家户的治理功效尽管极其微小,但无数个家户的自主治理却足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进而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治理“奇迹”。一方面,创造了灿烂的中华农业文明。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其创造主体正是无数个自主性极高的小农家户。另一方面,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基于家户的自主性治理,中国形成为无数个自治的家户单元的集合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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