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文化迁流中的“中国本位文化”意识——读陈寅恪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 次 更新时间:2021-08-18 16: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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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  
本来相信的是天圆地方,但日心说一进来就很快接受了,本来相信的是盘古开天地,但进化论一进来马上就相信人是猴子变来的。他说:日心说、进化论在西方从产生到被大家接受,要经过多少艰苦挫折,中间还有流血牺牲的事情。但中国人太容易接受。由于容易接受,所以也容易抛弃。毛泽东说,今之时流,多没有本源,遂既无内省之明,又无外观之识。然后以“大本大源”相度量,而“独服曾文正”。他和罗家伦、梅光迪指述的是同一种世相,但比之罗家伦说的太轻信和梅光迪说的太极端,则其意中的大本大源,已更深刻地触及了二百多年知识淹没义理、文义淹没意义、小题目淹没大题目之后的内无所立,因此内无所守。轻信和极端正由此衍生而来。

   对于陈寅恪先生来说,身在二十世纪的文化迁流之中,他所尤重的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本根”。其念兹在兹而不能不去怀的是“文化神州”、“禹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文化中的“别有超越时间空间之理性”,和“救国经世,尤必有精神之学问为根基”等等,关注的都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中国人的精神本源。其意中的文化不仅是一种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应当进入其中和能够进入其中的精神世界,因此以旨要而论,显然切近的是宋学,不会是汉学。他曾借佛教经典“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譬,阐说宋学生成的源远流长,以为“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所以,以长远而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林,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他说的是因为有新儒学,所以才有宋学。这里的“新儒学”与中国文化相对应,应当比一般的儒学涵义更广。是以新儒学之历经变迁传衍的过程,其实是中国历史在脉延中生成了中国文化主干的过程。因此,陈寅恪先生在宋学衰颓之后的期望宋学复兴和相信宋学复兴,正是时逢古今中西交争致文化本位摇动之日,期望和相信重建中国文化之主干的可能。

   然而以“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说新儒学的由来和形成,则他既识得思想本在变迁之中,就立意而言,他期望宋学的复兴,同时又是深知宋学的复兴不会是宋学的回归。他曾举韩愈《原道》一文借禅宗直指人心,见心成佛之旨,重释《礼记》中《大学》一篇,使抽象之心性和儒学的治国平天下道理融为一体,开宋代新儒学治经之先河。又说,“道教对于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辨,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成其大者”。以此诠释“演变历程”的“至繁至久”,显见得儒学之演化为新儒学,是中国文化吸收汇融了外来文化的结果。而新儒学之仍是儒学,则是吸收汇融的过程中内有所守,以民族本位为自我意识的结果。所以他期望中的宋代文化的复兴,是一种“新宋学之建立”。新宋学与宋学相为渊源,但二十世纪的中国,既已历经百年古今中西交争和交通,以及与之相随而来的外来化为内在,则经此历史变迁这个过程,中国文化的历史内容中又已融入了古所未有的时代内容。这个过程重现了千年之前的“输入”和“吸收”,也使传承历史的中国文化同时又在回应当下的时代。所以,他期望中的新宋学一定会越出“天水一朝”的规模而为中国文化别开生面。而新宋学与宋学的一脉相承,全在于这种新宋学能够为历经变迁的中国提供恒定于变迁之中的价值、义理、大问题,而这种价值、义理和大问题之所以恒定,都在于它们是由中国生成,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因此贯通而论,他心中的不古不今和中体西用,立意应俱在于此。

   三

   第三段话,陈先生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段话最初用之以写照王国维先生的学人品格,后来陈寅恪先生又多次提及,以表达他心中的一种文化价值。外在地看,以此立言,有点像西方自由主义。但在陈先生那里,则两者都自内而生,出身本土,他称之为“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用之以说历史,以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自由,文章亦上乘”。因此,其本意中的独立自由更多地是中国既有的,是与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连在一起的。

   独立、自由之成为一种文化品格,对应于“士之读书治学,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的个体自立。俗谛本是佛教用语,与真谛相对,引申而及,又泛指世间众人识见的止于浅表而不能俱足。所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要义,实际上是以自求真知的个体知识人同多数和世俗之间的自觉区别和分立。过去的两千多年岁月里也有世俗,也有多数,但两千多年里并未见有触发学人的这种与世俗与多数相对而立的自觉意识。以今比昔,则过去文化的主导有一种以儒学为范围的大体统一,同时是文化的主导者和文化的受众之间界限分明,等序分明,主动与被动也分明。因此俗谛虽是多数,而不足以颠翻这种界限和等序,驾文化主导者那一面而上之。但时至二十世纪初年,这种界限、等序以及主动与被动的格局都已变得模糊。与他所说“时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的激荡”相对应的,一面是新式学堂已经培养出来和正在培养出来的成千上万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新知识人,有如舒新城所说的“以工厂整批生产的方式”大量制造出来;另一方面是外来的知识、学理源源不绝地涌入,又以其源源不绝的后浪逐前浪而无从深化和固化,遂使知识衍化为思想,思想派生出议论。人不同,识也不同,而滔滔然自为论说则天下皆是。然后是成千上万的新知识人,以知识、思想、议论为鼓盪,构成当时和后来称为“潮流”的时趋。与之俱来的则是思想和学理的潮来潮去。我想,寅恪先生眼中的“俗谛”所对应的,大半正是这种学界的没有静气。

   潮流与俗谛相错杂,带来的是一种古来所未有的世相。潘光旦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分别写过以潮流为题目的文章。他说常听人讲潮流,并且要顺应潮流,尤其在思想界里,好像真有一派浩浩荡荡的东西在那里走动似的。又说,实际观察山涧的激流,则既可以见到树叶、草根、落花的随水流而走;也可以见到水中的巨石、大树之老根的不移不动;还会见到山涧中的鱼,能顺流而游,也能逆流而游。然后概而论之说:以此为比较,那么人世间、社会上、思想界,如果真有潮流一样的现象,则潮流中人也不过如此:一是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总是跟着走,如同飘落水上的残花落叶;二是不管潮流来去而始终不改不变,就像浸在山涧中的巨石、老根;三是面对潮流能作自我选择的少数有见识的人,他们与水流中的鱼相仿佛,不会卷入漩涡遭灭顶之灾。他区分潮流中的各成一类,说的其实都是知识人;并且以三种类比说明:潮流之为物,本来无可名状,而时当顺应潮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则个体的知识人遂已不知不觉地存在于群体的潮流之中,而潮流则成了裹挟多数的东西。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潮流一词的蓬蓬然而起,应当与天演进化之公理那一类观念渊源相接(严复早年以西法说天演,谓之“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后遂有潮流之后胜于前的了无止境,迨其晚年虽已思想大变,而当初留下的影响则既深且远),并由此派生而来的。与此相为因果而同出于一个源头的,又是这种由顺应而进入潮流的多数,大半并不关注方向目的,虽然他们自以为在各作表达,其实既是被动的又是盲目的。与两千年历史中士人的存在本以个体存在为常态相比较,此日顺应之下的多数合为潮流和潮流汇为群鸣,便成了陈先生笔下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俗谛。而与两千年历史中的俗谛相比,此日的俗谛之不能不认真面对,并与之分界,是因为身在潮流之中,便是身在四面牵引而不由自主之中。二十世纪初年志士倡反满革命,但其间的力行者又常常兼奉无政府主义,而后是前一面的民族主义与后一面的世界主义虽宗旨全然相悖,却能够一体共存而无窒无碍。与这种名与实不能相合的矛盾同生于那个时代的,还有以学问负众望的章太炎为外国人的信口开河所惑,曾一度真信中国人种西来说,而一时失其辨识的准头;章太炎之外,又有喜欢引新知识校正旧道理的梁启超先以公德、私德、新道德、旧道德之分立名目自为创说,之后又自己否定自己,以为道德无分新旧、公私,归根结底只有一种良心的前后多变而自相翻覆。这种名与实不能相合、失其准头和前后翻覆,都具体地写照了四面牵引之下的不由自主里,俗谛之容易淹没个体之识力的事实。以此为反照,并由此作诠释,则后人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要义正是时处西来的知识衍化为思想,思想衍化为议论之日,以自立判识为本而不肯跟着走的自觉意识。

   他所说的俗谛起于古今中西交争之日,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俗谛与潮流相错杂的背后,并与之一路同来的,还有文化的世俗化、大众化、商业化。由此形成的文化迁流在空间上更广延,时间上更长久,但潮来潮去之间,更难见到持久不变的恒常和定向。这个过程之不容易自觉生成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今日已看得尤其了然分明。因此,以此释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则显然是独立和自由只能从个体开始,又依个体存在。自一面而言,个体因独立、自由而构成了与多数的人众相区隔,并外观地现显出一种精神上的贵族气;自另一面而言,则时当文化迁流无定的时候,这种独立和自由在陈寅恪先生的意中不会是没有具体涵义的抽象观念,其中的要旨和内容都应当与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重叠交集。所以独立和自由之归之于个体,同时是文化的承担归之于个体。他论及唐代宗教,说一代文化有托命之人;以长诗追怀王国维,又有文化神州与文化个体相为依存的言之慨然。沿此同一种理路,后来吴宓称陈寅恪一身系中国文化。抉其本来的涵义,说的都是中国文化本位之延续,只能是在文化人物的自觉承当中实现的。若通观两千年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并以其间的关节点皆因人物的前后承接而得以实现的一代与一代不同,又一代与一代一脉相沿而言,则这种独立、自由、承担,以及文化的托命之人和系文化于一身之人,对应的都是每一代文化各有其代表人物的事实,而陈寅恪先生身处古今中西交争之际的于此耿耿于心而不能去怀,用意应当都在于此。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立于潮流来去的学界之中,与之相伴随的又常常会是一种孤独。所以他既自述“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又自述“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同时以诗抒怀,则有“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深度感慨。其学人的倔强和怆凉都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我就自己的读史所得对陈寅恪先生三段话的一点理解,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全面,只能算是一种浅见和私见。谢谢大家。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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