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一个“人”的光辉:我们的歌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21: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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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德意志”批判歌德在政治上的躲避和软弱,威廉帝国颂扬歌德在人格上的和谐伟大,前者是政治的,后者是美学的;前者的潜台词是政治高于艺术,后者的出发点是艺术至上;前者把歌德一分为二,后者坚持只有一个歌德。两种对立的评价塑造了此后歌德接受史的基本模式:变革时代和激进分子认同“青年德意志”;承平年月和学院人士接受帝国时期的歌德观。总的规律是:他是安定和秩序时代的诗人,是动乱和斗争的对立面。[91]

   现代中国以民族独立和社会革命为主题,迫切需要动员一切文化资源介入政治,而宗白华、杨丙辰等人的歌德观却更接近威廉时代。这显然是因为传统中国没有独立的文化、没有独立的人格,迎向现代的中国论者特别希望以歌德为典范;而歌德在时代漩涡中经验一切终于成就自己的智慧,也是值得身处乱世的中国读者学习的。而在传统世界观崩溃之后,如何安顿现代人的心灵,也需要在政治之外另作构想。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双方都没有直接讨论政治与人生观的关系。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在政治狂潮席卷之时,仍然局限于从科学/知识、物质/精神的对立结构中讨论人生观,至少不能应中国现实环境。有关歌德的讨论部分地补充了这一点。

   恩格斯曾经是“青年德意志”的追随者和白尔尼的崇拜者,但他要求承认诗歌、美的权利,不同意诗歌已随歌德而终结、只有散文作品才是现代情感唯一合理的表达方式的观点。因此,尽管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论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但还是与那些贬低歌德的狭隘批判保持距离。“我们并不像白尔尼和门采尔(Walfgang Menzel)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小小的乐趣。”在恩格斯看来,歌德在政治上的两重性源自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由此状况形成的德国小市民的意识形态“德国的鄙俗气”:“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与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院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少;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骨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小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于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感,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庸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可怜的。”恩格斯同样把歌德的青年与老年区分开来:“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越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92]

   马克思主义学者完全遵循恩格斯对歌德政治态度、思想矛盾及其社会起源的分析,但对其“愈到晚年”一句多不表赞同。1935年,卢卡契(George Lukács)在全面阐释恩格斯文艺思想时,详细引用了这段话,惟独没有引用“愈到晚年”后的一句话;1940年,他在全面研究《浮士德》时又明确指出:“歌德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内容始终是肯定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肯定愈来愈坚决。但是,他一直否定进行变革要走政治革命的道路。”[93]卢卡契甚至在1949年的讲演中不点名地批评恩格斯:“因此,说歌德背弃了他青年时代的倾向,是不符合实情的。”关于歌德“同现实的调和”,卢卡契也有辩证分析:“尽管在老年歌德身上,有如在成熟的黑格尔身上一样,可以找到‘同现实的调和’,但这种调和在两个人身上都有其两重性,正如恩格斯论歌德时所说,‘有时伟大,有时渺小’。一方面,‘同现实调和’乃是对新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和不断加深,又是思想家和诗人关于在这个新社会的诸条件下人类如何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研讨,因此,这是一种既拒绝乌托邦主义,又拒绝悲观主义,从而把历史的实际进程同人类的进步发展调和起来的企图;另一方面,则是同这种现实的坏的、鄙俗的表现方式、同在保留德国鄙陋的基本特征的条件下德国缓慢的资本主义化之间一系列的妥协。说明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歌德的生活和创作的主线仍然是进步的,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乃是今日德国的歌德研究的主要任务。”[94]在卢卡契看来,歌德一生都有两重性,“老歌德”也有政治上“伟大的”一面。

   中国论者关注对诗/人与政治的关系,是由恩格斯的歌德论带动的。现代中国像19世纪的德国一样,正处于党派纷争、政治至上、一切文化艺术都日益紧密地与政治挂钩的时期。1920年以4周的工夫译完《浮士德》第一部后,第二部的翻译却不顺利。此后,郭沫若由一个浪漫诗人转为革命战士。1932年,已经参与实际政治、“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的郭沫若解释自己何以未能一气译完《浮士德》时说:除了第二部里的“游戏文字比第一部更多”,且“全剧的构成过于支离”外,还与“那里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对革命,使我最难忍耐”有关。他同时以政治的观点评论歌德:“记得是北京的刘半农博士,……说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称歌德’。我在前虽然没有自称过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样委实是崇拜过歌德的人。博士先生的说我‘自称歌德’者是骂我不配,但我现在可又进了一步,我敢于这样说,像歌德那样的人是值不得我们崇拜的。——在博士们看来,或者又会说我是在‘自称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说是近乎事实。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绩也实在有限。他和他同国同时而稍稍后出的马克思比较起来是怎么样?那简直可以说是太阳光中的一个萤火虫!”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崇拜歌德,但郭沫若提出的理由却是“青年德意志”的:“他在德国是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产社会的那个阶段中的诗人,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号手,但从他做了隈马(魏玛)公国的宰相以后,他老实退回到封建阵营里去了,他那贵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实在有点熏鼻。诗人海涅骂过他,说他只知道和女人亲吻。——用《红楼梦》上的话来表现时,便是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确是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95]

   歌德丰富博大,可供多方面的政治诠释。恩格斯“愈到晚年”的判断只是一种评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一定意味着同意这一具体判断。即使是“自称歌德以上”的郭沫若,当他1947年用“不足四十天”的时间译完《浮士德》第二部时,他又发现了老歌德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他一方面继续申论1932年的观点:“第一部译出之后,第二部的翻译便生了障碍”,其“主要的原因”“是壮年歌德乃至老年歌德的心情,在这第二部中所包含着的,我不大了解——否,不仅不大了解,甚至还有些厌恶。在这样的心境中是无法继续翻译的。”另一方面又认真认为,此时“我的年龄和阅历和歌德写作这第二部时(1779—1832)已经接近,而作品中所讽刺的德国当时的现实,以及虽以巨人式的努力从事反封建,而在强大的封建残余的重压之下,仍不容易拨云雾见青天的那种悲剧情绪,实实在在和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情绪很相仿佛。就如像在第一部中我对于当时德国的‘狂飙突起运动’得到共鸣的一样,我在第二部中又在这蜕变艰难上得到共感了。”[96]因此,这一时期的郭沫若虽以恩格斯的观点为指导,但仍然对歌德作了较高评价。第一,歌德人格和思想的内在矛盾:“诗人能那样犀利地讽刺时代,并讽刺了统治阶层的糜烂,为什么他却让浮士德去参加皇帝的保守势力,而把革命镇压下去?但这正是19世纪前半期日耳曼的现实,也正是歌德之所以为歌德了。歌德并不是一个革命家。他不仅没有可能超越时代,而且更没有充分脱掉中世纪的意识。当然,他也不满意于那种旧式的封建统治的腐败的,德意志人既整个没有从这种腐朽蜕化出来,歌德个人也就只好去驰骋他的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在那幻想中去寻求满足。……伟大的诗人结果只赢得一个虚幻的封建诸侯式的民主的享乐而已。”第二,这种矛盾是时代和社会的反映:“它披着一件中世纪的袈裟,而包裹着一团有时是火一样的不知满足的近代人的强烈冲动。那看来就是矛盾,而这矛盾的外表也就形成了《浮士德》的庞杂性。不过我们不要为这庞杂的外表所震惊,尽管诗人在发挥着他的最高级的才华,有时是异想天开地闹出一个神奔鬼突,甚至乌烟瘴气,但你不要以为那全部是幻想,那全部都是主观的产物,都是所谓‘由内而外’。它实在是一个灵魂的纪录,一部时代发展的踏实的反映。”[97]郭沫若建议:“德国由封建社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她的封建残余不容易扬弃,一直进展到近年的纳粹思想而遭到毁灭。请在这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上读这第二部‘浮士德’吧!”[98]第三,浮士德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进步理想:“浮士德主张的是有为哲学,……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初期的上行阶段。渐渐遇到阻碍,感觉着时代无法超脱,虽然‘渐多考虑不走极端’了,而仍然是‘对于这眼前总是不满’。这种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由封建社会到资本制度是一种进步,由奴性的皈依到自我中心主义不用说也是一种进步。但《浮士德》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停留在这一阶段,而是比这更前进了。虽然是出于幻想,但浮士德却满意于‘为几百万人开拓出疆土’,‘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这是由自我中心主义发展而为人民本位主义,这一发展是一个超时代的飞跃,浮士德--歌德虽然并没有完成,但他是心向往之的。浮士德发展到临死才领悟到这个观念,歌德修积了八十多年,也算在快要永眠的时候,才获得了这个观念。因此,整部《浮士德》悲剧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也就是向着人民意识觉醒的一个自然发展。”[99]因此第四,应当超越《浮士德》的人生追求。“我们今天的道路是很是明了的,认真说,不是升天,而是入地。就是‘永恒之女性’,也预告求得她的解放。在中国的浮士德,他无疑不会满足于填平海边的浅滩,封建诸侯式地去施予民主,而是要全中国成为民主的海洋,真正地由人民来作主。”[100]既根据恩格斯的观点指出歌德在政治上的双重性格,同时又突破恩格斯,对晚年歌德仍作积极的评价,郭沫若此论建构了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歌德论的模式。

49年以后,中国进入承平期,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标准第一的气氛下,恩格斯的歌德论成为中国学术界评论歌德的原则。1958年“大跃进”期间,冯至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把歌德放在三个不同的文学阶段来论述,以说明时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其中青年歌德属于“狂飙突进时代”,政治上是进步的;1775年到1805年为其“古典时期”,具有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些矛盾;1805年到逝世是“晚年歌德”。冯至在肯定恩格斯评论的同时又高度评价其晚年作品:“恩格斯对歌德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分析里看到的歌德的庸俗方面更多适用于歌德的中年时代,也就是法国革命前后时代。歌德在青年时曾站在狂飙突进运动的前线,在老年时期,他的目光远远地超越了德国窄狭的世界注意到世界上一切的新事物,关心人类发展的前途,并且对浪漫派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101]1960年代初,杨周翰等人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欧洲文学史》时,也没有引用恩格斯“愈到晚年”这句话。1985年,晚年冯至专门讨论恩格斯的歌德观,承认歌德否定法国革命,“正如恩格斯说的,德国的鄙俗气战胜了歌德。”但冯强调指出“德国的鄙俗气”只是战胜了作为魏玛宫廷朝臣的歌德,至于“歌德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作为《浮士德》的作者,他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他气势磅礴,包罗万象,好好咀嚼了全世界文化的精华。……他永无厌倦地在精神世界里翱翔,创作出许多名篇巨著,这功绩在人类历史上是不能泯灭的。” 所以歌德的矛盾不是青年激进晚年保守,而是现实的人与诗人的矛盾:“歌德在精神世界里所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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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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