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间道路”的左中右:张君劢对社会民主的求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0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00: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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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高度尊重的。当代改革以来,是康德而不是黑格尔更为中国思想只是所重视,与此相应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到21世纪“以人为本”的理论,人的问题、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当代政治文化的核心。

   其实,人道、社会公正及民主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和共识,并不需要多么深刻的哲学论述以为基础。不懂康德的人既可能也应该成为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改变其“世界观政党”的性质,政党政治与世界观、哲学的固定搭配已被打破。张君劢之所以看重其社会民主义与康德哲学的关系,除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外,也与其哲学家的身份相关。应当说,有康德,可以更好地阐述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康德,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有充分的自我论述。

  

   4、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当苏俄社会主义被设置为是中国革命的典范时,张君劢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起受到共产党人的严厉批判。1920年9月16日,已在法国接受了马克思及俄式革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即以张君劢为反面教材:“张君劢以中产阶级的反动眼光及‘贤人’眼光观察俄国革命,对于德叛逆社会党(即多数党)一唱而三叹。他对于中国主张的八条,不牛不马,这种冬烘头脑,很足误人。”[119]蔡和森此信对毛泽东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周恩来在宣讲马克思主义亦责问张君劢:“使令胡适等的‘好政府’,江亢虎、张嘉森(即张君劢——引按)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背后所凭藉的民众与阶级究是什么?”[120]1930年8月14日,中共发表的“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更指出:“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工人中间已经成了腐臭的尸体,但现在却被邓演达们将他搬到中国做为欺骗工农的工具。社会民主党不仅是西欧的法西斯蒂,并且与一切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关都完全混合起来。社会民主党不但不会有任何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并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麦克唐纳尔,汤麦,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在中国组成的意义,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运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企图在中国革命的大风暴中,挽救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命运。”[121]如此等等,社会民主主义不但受到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压迫,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受到批判。

   不过,张君劢在政治思想界并不孤立,他的社会民主主义不但得到多数自由分子的赞成,其设置的德/俄对比模式也一再有人使用。比如“五四”时期就有人推崇既不同于列宁的“国际社会主义”又有别于“英美式之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认为它“奖励劳工,集中资本,以救民生之困穷,而资源共享商战之准备”,既不致重演法兰西两百年间的一革再革的惨剧,也可避免因自由竞争而导致“资本阶级之跋扈”,是一种值得中国学习的“稳健的社会主义”。[122]1924年由留法学生在巴黎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也主张“左德右俄”,其成立宣言中强调“不是为无产阶级争特权,只在废除资本和治人级,而达到无男女、无种族的区别,人人负平等的责任,享平等的幸福。”在其主办的《奋斗》杂志上,孙倬章的“中国难题怎样解决”一文也提出社会民主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分为“社会民治(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两派,……后一派不宜于中国,中国现在应采的为前一派”,因为“社会民治主义一面反对绅士的阶级政治,期其达于全民政治的真正民主政治;一面推翻资本主义,主张社会化的生产,务求达到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故欲解决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和将来的经济问题,只有社会民治主义为最良的方法。”署名大鸣的文章“中国人心的解剖及革命应取的方针”在分析社会革命时指出:“革命并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若无必要机会,亦不必以杀人毁屋的手段。大凡一个东西的陈谢,一件事业的成功,凡一点一滴的工夫,只要可以催促进货的速度,增高公共的幸福,都可以叫做革命。”革命并非只凭主观意志即可实行,所以他主张以协社制度发展生产以限制资本家之产生;通过普遍选举,推行地方自治以准备改革。中国社会民主党虽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有组织联系,在国内若干城市也有小团体的活动,但外未能得到像共产党之于共产国际那样得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有力支持,内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有力的宣传,1928年后,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呼声中,逐渐归于沉寂。[123]

   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在现实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但其合理性主张却一再回荡在现代政治文化中。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以胡适、罗隆基为重心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1932年成立的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等等,都持广义的社会民主立场。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其《纲领草案》所表述的立场也属社会民主主义,如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主张“民主化”,“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实行”,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又主张“全国经济之发展由国家制一统一计划,由公私两方分别实现之”;在社会政策上要求国家办理一切保险事业、“励行劳工福利政策”、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文化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地位等等。[124]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当然,随后开始的内战不但使民盟彻底幻灭,也使社会民主主义从此告别中国政治舞台。

   社会民主主义在现代中国深刻影响,更突出地表现在陈独秀的思想转向上。“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92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主要批判者,在经历了苏俄主导的革命生涯后,晚年又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开始对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深入反思苏俄的教训,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25]斯大林的罪恶根本在于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取消民主。所以,“我们若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夫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苍生。”若不恢复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难免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重要的不是什么阶级的民主,而是有没有民主。“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126]陈明确地表达了与张君劢相同的观点:“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127]

   当然,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只是他个人在孤独中的收获。1949年后迅速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从根本上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没有把政治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主题。1957年的“反右”运动彻底清除了以“民盟”为代表的49年以后残存下来的“中间道路”的力量,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国家力量迅速向社会扩展并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个人权利固然得不到保障,社会正义也远未实现。经济上固然比较平等,但这种平等是除了少数特权者外绝大多数公民贫穷的平等。社会生活实际上处于一种严厉的等级制度的支配之下,从1949到1979年,以“出身”为标准对全体国民进行划类,“成分”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的全部生活,直至在“文化大革命”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后者基本上不能享有公民权。这种贱民歧视的极端后果,是“文革”期间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等地对“黑五类”(“文革”中对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称呼)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人吃人。

   因此,“文革”结束不久,夏征农著文指出:“我们不仅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成功的经验,也有领导压制民主,阶级敌人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以致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造成巨大损失的惨遭痛教训。”在总结历史教训后,夏鲜明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28]1980年代后期,当代改革所包含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两大主题日益突显,市场经济建设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最重要的是“权力之手”并没有退出经济领域),但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政治民主化虽然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但谁也不能否认民主政治是我们的目标。当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加上“社会主义”的修饰语时,这至少在理论上表明,中国的未来出路将不会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许纪霖评论说:“如何在自由与计划之间保存平衡,既有市场经济下个体选择和个人自由的活力,同时国家又在整体发展上安排理性的计划,这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所欲解决的。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执政政策比较符合他们的理想。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不仅只有19世纪的自由放任模式,还可以有其他模式,比如西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东亚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计划经济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整体替代模式,到80年代末已经宣告失败。但作为自由放任的改良模式,计划经济的部分内涵却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广泛地得到应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无法找到一个类似19世纪的‘纯粹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一个苏俄式的‘纯粹计划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虽然枝节上问题多多,但总的方向并未大错。”[129]也是在这个背景下,长期被归于反动和反革命之列、成为“打倒”和“专政”的对象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逐步重新浮出水面。1980年代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即有正面介绍,1990年代后又表现出对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的热情。[130]在1990年代“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论战中,双方都涉及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话题。前者广泛利用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批判市场化和全球化,更多地持后现代和民粹主义立场,后者强调的是公民权利、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完全可以期待,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市场经济并走向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也会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也证明,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是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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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纪霖:《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义思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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