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间道路”的左中右:张君劢对社会民主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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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101]否定黑格尔转向康德,就是要把自由意志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在哪些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引入歧路的空论,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散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102]以康德取代黑格尔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以伦理观念取代经济必然:既然存在着必然性,那又何须采取行动呢?伯恩斯坦明白地说:“我坦白地说,我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103]这种放弃终极目的以及以终极目的为召唤的革命行动的主张,理所当然地被革命认者批判为“修正主义”。

   张君劢曾于1920年见过伯恩斯坦,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论战”也有过简单介绍,不过其论著中没有直接讨论过伯恩斯坦。虽然如此,就其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渐进、承认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连续性、尊重人的价值反对客观必然而言,张与伯恩斯坦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张在哲学上也因为反对唯物史观而对黑格尔不抱好感。“黑格尔哲学,虽注重否定,主张演变,然其归宿处由以国家为客体精神之表现,以宗教为绝对心灵之所寄,其末流为普鲁士皇室外所利用,故人目之为宫庭哲学家。……其后起之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氏,沿用黑格尔哲学之术语,而将其体系从根本倒置之。”[104]像伯恩斯坦一样,张君劢也是康德的推崇者。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从方法上看,康德以调和经验论与理性论、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而著名,而张君劢也一直努力以折衷调和的方法为其“中间道路”提供基础。张认为:“从事研究者,贵乎博学慎思明辨,即有乐于信奉一家之言者,初不可盲从一派之言,应求其正反两面而知彼此长短。倘能更进一步,将其互不相容者而熔铸于一炉之中,宁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一大妙事。……政治学上既有个人与国家,惟有尊重自由,乃能养成人之所以为人,亦惟有尊重秩序与权力乃成其所以为国。此我所谓两说之相反者非不可以相成者也。……如康德氏何尝不以感官材料与思想方式之配合之言?”[105]从价值观上看,张最心仪于康德的,乃是其“哥白尼革命”所实现的人的主体性。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缺点是把经济系统隔离化、抽象化、孤独化,把它当成一个与物理现象一样的外在的实体,并以之为“基础”。其实经济结构是人间的,不是自然的,它不能离人类而独存,不能脱离政治法律而独存。张用康德的唯心论来反对唯物论:“客观环境是意力所组织所运用的。意力处于其中而居超越的地位,因而遂起一种超越的功能或作用。客观环境不过是吾人的参照和甩运用的资料,当然离不了它,当然也不能离开它凭空胡想。意力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始有实在性,但客观环境不能凭空而变为人类的社会现象。意力落于其中而显自己之性能,遂一成而主宰乎外物,不为外物所主宰。……于其自我作主而不物化,我们说人类精神是主宰原则。于此即说唯心亦不妨。盖吾人早说过,‘唯’者殊特意,并非惟独意。‘唯心’是只言‘心’于此关系中居主宰地位,并非抹煞外物。”[106]所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只能是康德而不能是黑格尔。

   张君劢认为,康德是三百年来的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始于文艺复兴“人的发现”直接导致了近代三个运动:宗教革新、科学发展和民主政治。“所谓宗教改革,就是以人为本位,来判断教会的是非,确定圣经的解释。所谓科学,用中国名词来说,就有是有物必有质,用西洋名词来说,就是自然公理,是拿人的智慧来研究自然现象。至于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理,来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治,建设合乎人类尊严的政治,从人的尊严,发生人的智慧,人的辨别,人在政治中的地位。……这三个运动中,从其根本上而言,宗教上之可信与不可信,学理上之是非与夫政治上之善恶,另外有一种客观的标准存在,这就是人类的理性。……理性可以达到的客观的真理,是为科学与哲学成立之根据。”康德哲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近代三大运动的结晶。比如就科学发展而言,原来人类以为自然公理在于自然自身,与人之判断无关,康德却指出自然公理不在自然现象自身,而在人类的思想方式与外界现象的感觉相合而构成,所以除了感觉经验外,非有认识主体的认识形式与知性范畴等先验条件不可。就天赋人权而言,“所谓人权的意义,在哲学上看即是康德所谓拿人当目的,不拿人当手段、工具,也就是说人类有其独立的人格,政府应待其人民为有人格之人民;不得待之如奴隶。要使一个人成其所以为人,成其为有人格的人,当然需要有养有教和政治上的判断能力,这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国家如能向此目的进行,无论如何,可以真正达到各人皆能享受人权的理想。”[107]

   根据康德“人是目的”的观点,张君劢论证了“自由”的独立价值。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从严复、梁启超开始,其对自由的重视通常都与追求国家整体的富强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旦国家面临危亡关头,这种自由主义极易认同权威主义。张对此有较为清醒的意识,始终强调自由本身的价值。1922年他就声称:“世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19世纪以来,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今思反之,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108]1938年又指出“自由学说之最大价值,在其能养成独立人格与健全公民。这一点不可磨灭之价值,可以垂诸千百年而不变。”他还引用德国哲学洪堡的观点:“人类之真正目的,或个人良心之支配,即为人类能力最高尚最协和的发展。若政府加以过度之拘束,不独减少自由,且陷全国于雷同与夫不自然的动作。”[109]甚至,张还从道德的角度论证尊重人权的意义:“尊重人民,即所以保障政府尊严。一国要希望人权得到保障,第一、要拿人民当人,不可拿人民当奴隶;第二、保障人权,政府权力自然要受到限制,但政权上之限制,即所以抬高人民地位,为国家百年大计,是合算的。第三、万不可拿一部分人民作为一党之工具,蹂躏其人民之权利,这种做法,无非政府自身采取卑劣手段,徒使国家陷于混乱,够不上说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110]张还以德国历史兴衰为例,批评了单纯的富强追求;“以富为目标,除富以外,则无第二义;以强为目标,除强以外,则无第二义。国家之声势赫赫,而于人类之本身价值如何,初不计焉。德意志雄视欧洲,所恃为出奇制胜之参谋部,而今安在哉?”[111]从根本上说,张之所以坚持社会民主主义,就在于他对人的价值的捍卫、对自由的捍卫。“发达人民自由创造之精神,其第一要义,则在民主政治之实行。”“其第二义,则在社会主义之实行。”[112]

   根据康德“人是目的”的观点,张君劢提出了以人权为中心的积极自由论。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其对自由的尊重和维护,因此在思想传统上对自由主义表示相当的尊重。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别,在于社会民主主义强调“自由”是所有人的权利,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自由。1918年伯恩斯坦即指出:“自由主义——不是理解为政党,作为政党它的确常常是僵化的,常常落入资本主义手中或者听它使唤,——作为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在当年是一件伟大的事物,今天也决没有成为多余。”[113]张的“自由”理所当然地含有反抗强权、摆脱束缚的消极含义,但作为康德的信徒,张同时强调自由的道德含义。而在康德哲学中,道德即是自我的自由实现。“‘权利者社会生活之要件,缺之者则人类不能发展其自我之最善之谓也。’……权利为自我实现之条件之语,即赖氏(拉斯基——引按)学说中个人主义的彩色也。”[114]赋予自由的概念以权利的内涵,则自由即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力和力量。“从人类所以成其为人的基本观点上,于是有各种特殊的人权因之而起,如人身自由,……又如信仰宗教自由,……又如言论、出版、结社诸自由,……在政治制度上,还有几条原则,如君主不负实际责任,征税须经议会同意,政府负行政之责任人民有参政之权利等等。”20世纪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就在于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大:“18世纪、19世纪两世纪中所造成的人权运动,直至19世纪各国宪法成立,其间的人权运动偏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那就是说政府的成立,在保护个人自由,个人幸福;至于个人自由、个人幸福之中,是否全全权人民都能享有自由,都能享受幸福,就不顾了!工业革命以后,造成了多数穷苦的劳工阶级,少数的资本阶级。于是19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这就是除个人自由而外,尚有一个社会公道的大目标。这种社会公道的要求,先期的几个创始人中,马克思自然最有力量。这个运动先后推广到英国、俄国、德国、法国,各国之中所表现者各不相同,然而有一共通之点,即要求社会对其分子要有一律公平的待遇。”[115]张强调,在公民权利问题上,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继续而不是中断:“19世纪之人权论,以信仰、结社、宗教、财产为重,现在则推广到劳动权、生产权,可以说从前为个人主义,现在为社会主义同一人权,其中意义一贯,决无冲突。”[116]

   根据康德“人是目的”的观点,张君劢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统一。“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制的方式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惟有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生活程度、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向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是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117]社会公道固然是相对于个人自由而言,但在理想的意义上,这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对自由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也可以与权力达成平衡。“权力与自由,权力是一架敏活机器之运转力,这是属于物的一方面;自由是人类前进的动力,这是属于心的一方面。人类的意力,在任何社会现象、社会集团中,无往而不有其表现。譬如政治方面,我们注重效率与进步,故我们即用心思组织一架敏活的机器。这架机器,对着个性自由而言,虽是呆板而趋向物化,但是我们人类故意让它如此;不如此不足以达到效率、进步与合理的目的。每一架机器,是由于参照客观环境,将吾人的意力贯输于其中而造成的。所以,按照人类社会而言,每一套权力系统都参以人类意力于其中,决不是独立于人类之外,与物理世界一样,客观地在外界存在。”[118]权力是促进效率与进步的社会现象,它包含了人的意志而不外在于人,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物”。所以,“人是目的”这一观念本身,就意味着人要利用“权力”这一“物”来为自己服务。此论一方面强调了“人是目的”,社会公道、权力等都应当、也只能围绕“人”这个目的来展开,另一方面也摆脱了古典自由主义忽视社会公道、对权力更多是消极的防范的弊端。这也是张所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优于传统自由主义的关键。

康德与黑格尔是德意志贡献给全人类的哲学家,其思想深邃复杂且晦涩难解,但又影响深远且被运用于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人是目的”的伟大判断是现代价值观的凝炼,辩证法的宏伟叙事是现代革命的哲学寓言。伸张人道必尊康德,动员革命必用黑格尔,主体性与辩证法各有价值,原无厚此薄彼的必要。然而,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革命以及一切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这方面说,康德优于黑格尔。以康德为社会民主的哲学基础,并非张君劢首创,但把社会民主主义、康德与儒家融合起来,由黑格尔而康德,较全面地阐释康德哲学的政治意义,这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却是首创。列宁、毛泽东都以批判康德而服膺黑格尔著名,他们所引领的以黑格尔为哲学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都在不同时期制造了非人道的悲剧。结合20世纪的历史教训来看,张君劢对康德哲学与社会民主关系的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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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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