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间道路”的左中右:张君劢对社会民主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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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魏玛共和国之崩溃,与组成议会的各政党无视国家整体利益、不善于政治妥协有极大关系。1919年选举出的议会是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联合体控制的,它奠定了魏玛政治的格局:除了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外,不可再有别的政府。“联盟”是共和国生存的主要前提,也应当是各政党活动的最高原则。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期望不折不扣地实现自己的纲领,每个政党,只要参加联合政府,就必须作出妥协、让步乃至牺牲,它只有同代表其他利益的其他政党联合才能执政。但各主要政党不但缺少国家利益的关怀,难以认同高于政党原则的国家原则,不但政党联盟缺少凝聚力,有关政党即使在实际目标相近、且面临共同敌人时也不能团结起来,而且各政党内部也不能协调一致,导致自我瓦解。在自由选举中,纳粹获得的最高选票仅仅37.3%,即8人中仅有一人投赞成票——然而,这比任何一个党派的得票率都高,因此能够扔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其竞争对手。可以说,是其他短视的、不成熟的政党把希特勒送进总理府的。至少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政治的问题不是议会因党派争吵而纷乱低效,而一党独大,不但包办了议会也主导了政府,由此形成的党国体制使得议会等于橡皮图章。这与其是说与魏玛德国相似倒不如说是与纳粹德国相似,但就把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言,魏玛的教训对中国也是警钟。张君劢历来对中国政党的参政议政作风表示怀疑,此时更指出:“如是三种情形之下,宜提高政府之权力而减轻议会之监督,对外战争一也,大危险之发生二也,社会彻底改造三也。本此原则,以论吾国民主政治下之政府,就外交言之,大敌当前,所以待之者,当如欧战时各国集中心力以对待德国然;就内治言之,大好河山已成破碎之局,非整齐而划一之,则国且不国,尚何对外可言,况今后为彻底改造计,非集中资本,采用计划经济不可。”[59]张提出举国一致组织统一的政府、全体公民选举国民代表、国民会议选举行政院、国民会议议决五年以内的行政大纲、建立文官制度、加强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等11条总原则以加强政府权力,中心观点是国家自有其利害所在,不以议员多寡之比较而张本;行政自有其独立性,不能因党派意见而纷乱。

   国家权力的提高当然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缩小。英美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原始的(primary),而国家为导引的(derivative),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反是,以国家为原始的而国家为导引的。张君劢取其中间,以为两者都是原始的:心能的发展须以个人居首,而民族的保护须以国家为首,孰轻孰重,当视时代环境而定。中国正处存亡绝续之交,不但个人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而且个人之财产亦当立于国家支配之下。如是,个人自由如何保障呢?张将之限于思想与文化方面,坚决反对国家或党对文化(包括言论、结社等)的干涉。在张看来,“修正的民主政治”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的真精神在于使国家“实际意思”完全赞同于人民人“共同意思”,问题是民意机关往往被党派所顶替。所以“现在所须注意的不是求办到没有党派,乃只是必须求办到虽有党派而于重要关头仍不能压倒人民的公意,换言之,即必须求办到人民公意仍能于党派意见中脱颖而出。”民主政治之所以要“修正”,根本原因在于党派捭阖有碍于国家统一,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实施上必须使党派的纵操作用不能有所凭藉,于是,这种政制在平时不拘两党或多党支部都能使用,即假定无党亦可运用,而在紧急时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意思和力量,不分党派。”[60]

   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是介于英美放任政策与德俄计划体制之间,以“民族自活”与“社会公道”为目的的经济体制。张认为,资本主义的长处是人民自由、私人自动力发展、经营方法合于经济原则,短处是贫富不均、生产过剩、因竞争而生浪费。社会主义的长处是国家可以矫正贫富不均、国家得以统一计划、利于抵御外国竞争能力,短处是官吏不长于工商、妨害人民自由。两种体制各有利弊,但在1930年前后英美资本主义遭遇大萧条时,而俄德计划经济却有显著成绩。张介绍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成绩,认为与英美资本主义相比,“俄立于计划经济之上,故能通盘筹划;加以其工业不发达,故不致有过剩之病;且合公私力量之土地资本劳力三项,以实行其建设计划,自比英美两国一任私人各自为政为有效。”[61]所以苏俄计划经济,对于世界经济有重大之贡献。对于德国从1936年开始实施“四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张也有详细介绍。比较而言,德国经验对张的启发更大。1919年1月,张君劢拜会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谢德曼时,后者即告诉他:德国在经济上惟有走公私共有之途径,而不像苏俄那样没有收一切生产工具,魏玛德国始终没有与资本主义对抗。纳粹秉政后,初期对私有财产极为尊重,但自1936年9月戈林(Hermann Goering)主持“四年计划”后,纳粹的经济政策即较多社会主义倾向。如“1934年3月29日所颁布之公司红利分配法规,规定公司红利不得超过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公司应将剩余之红利交与金融企业银行,以购买政府公债,以三年为限。此外更有保护劳动、限制资本之法律。”苏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以造成平等社会为目的;纳粹以民族为至高无上,以为经济应立于民族之下;俄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政策,德有民族主义的国防经济指导其经济政策,虽背景不同“可是事实上德与俄走上同一路子。”[62]两国都是计划经济、自给自足、外汇统制、增加输出减少输入、极端节约等等。“此固不仅俄德为然,恐经济落后之国家,关于经济方面要想赶上前去,亦不能不采用这种办法。”[63]

   德俄的经验就要通过国家干预经验以实现“民族自活”(国家)与“社会公道”(社会主义)。19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之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倾向于经济民族主义,其中以俄德社会主义最为彻底。[64]苏俄“五年计划”的目的是在不用外贷款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德国的“四年计划”树立了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目标——绝对不依赖对外贸易。“德国四年计划之总原则,即德国民族社会党所谓经济为民族而存在,而非民族为经济而存在。”[65]张把“民族自活”置于“社会公道”之前,一是要强调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不富其次才是不均,所以大量增加生产才是中国的第一需要。二是要彰显其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超越:“……但知有劳动者的立场,自然相信社会主义,而认资本主义应在打倒之列;若以资本主义为立场,自然以资方利益为第一义,而置劳动与社会问题于不顾。至于吾人之意,以为今后应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为谋国家公私两种经济之建设。”[66]“民族自活”与“社会公道”都需要发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张把这个作用概括为三点:国际贸易管理权、一切产业通盘计划权、吸收一部分社会生产余剩价值以充国家资本权。毫无疑问,国家“三权”都是计划体制的题中之义,是张有意识地吸收德俄经验而来。这里涉及到计划体制的若干问题。

   张君劢对德俄计划体制的认识是否准确?事后看来,张的认识有片面性。德国不但受到1929年经济危机的深重影响,而且其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极为深化创,纳粹上台与即与此直接相关。在192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状况比较正常时,纳粹运动根本无法吸引大多数人。1928年大选时,一些新闻记者宣称纳粹主义已经死了。只是在1920年代末经济危机到来之后,纳粹才对普通人显示出魅力,才第一次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力量。费舍尔指出:“假如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经济的稳定得到了恢复和维持,那么,纳粹运动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它只会停留在一个小型的恐怖团体的水平上,它由一群缺乏创新的、不称职的人所组成。但是,随着经济的崩溃——第一次是1923年,第二次是1929年,纳粹党吸引了一些被误导的同情者,他们出于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加入了该党。他们受到了恐吓,相信只有一种选择,即资产阶级的毁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下列集团先后逐渐参加了纳粹运动:下中产阶级,他们害怕失去社会地位;绝大部分更为富有的地主,他们害怕共产主义没收财产的政策而成为牺牲品;不再有梦想的工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远远超过对阶级的忠诚。”[67]至于纳粹经济,严格地说,它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而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经济;“四年计划”是完全着眼于战争、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民族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并非全面的社会福利计划,而是对分裂和削弱德意志民族的阶级对立的消除,“经济为民族而存在”的真正含义是经济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权力的干预、并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苏联所实行的,当然是严格的计划制度,它的建立以及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集权体制融为一体,经济、政治成本极大。这是“残酷的强迫命令、难忘的英雄主义、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和蔚然壮观的成就的大杂烩”。[68]且不论苏联公布的数字上有多大的浮夸与虚假,即使这些数字是真实,也并不值得仿效。第一,在经济上,把资源集中用于重工业,压制私人工商业、破坏农业,对苏俄经济生活造成持久的不良影响,仅乌克兰大饥荒就有七百万人死于饥馑。“斯大林胜利了,但是俄国的农业却倒退了数十年。农民毁坏了他们的家养牲畜,以及其他类似的贫瘠的财产。俄国的农业生产力骤然跌落,而且在40年内没有恢复。”[69]第二,在政治上,斯大林把主张农民富裕和注重轻工业发展的布哈林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像处死恶狗一样地予以枪毙”,制造了个人崇拜和党内恐怖。这个所谓经济增长时,对于几百万遭受被放逐、被送进强制劳改营和死亡命运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悲惨的时期。1930年代中期,“莫斯科大审判”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学者杨一之便说:“……苏联近年不管如何侈言经济建设之进步,而这样杀机四伏的现象,终不能不说是退化的过程。”[70]但这一切都被斯大林严格封锁,公开宣传的只是一片光明,对世界舆论有极大的欺骗性。苏俄的“五年计划”与德国的“四年计划”是发生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政府统统制经济,如果苏俄没有发生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是因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封闭性,那么德国的“四年计划”则是在遭遇经济危机之后的战争经济,它们并非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对立面。

张君劢“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型是苏俄还是德国?即使在充分尊重计划体制的1930年代,张仍对之抱有警惕。他一方面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一方面设法防止官僚政治。“老实说,有计划的经济实在是人类的一条新路,有百利而无一害;所可惜的只在执行的人们恐怕要流于专制,以致妨害大家的自由。现在倘能把自由亦设法参纳于其中,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了。”为了保障自由,张提议国家对产业只有全盘计划之权,而经营管理之权则托付给职业团体的各行公会,这样国家就不需要大批官吏经营产业,官僚政治也就无由产生。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心。张主张在所有制上采公私并行的混合制。国营企业当由国家自筹资本经营之,此限于天然资源与交通等领域。至于私人企业,凡私人自谋而无害于国家之公利者,一任私人办理;其有害于国家公利者,由国家办理之。所谓“由国家办理”,并非把所有权从私人转到国家、没收全部生产工具,而是指国家确定计划,使私人所经营的事业“照国家计划实行”、“立于国家计划经济之下”,此为私人所有而由国家经营。所谓“由国家经营”是指营业与设备按国家计划、受国家监督;企业盈余除应提之公积与按照市场之利息外,悉归国家资本用以扩充全国工业;企业亏折时由国家贷以资金以维持营业,等等。总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既是为了保障私有财产,为个人自由留下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对私人的限制。比如企业分利有一定限制,私人的盈余不应传诸子孙,而以用之以发展工业。但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私人生命尚且为国牺牲,则私人财产应立于国家支配之下,更何待论?”[71]“国家社会主义”既要求个人在财产上作出让步,但同时也尽力限制国家的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因此有别于苏俄计划经济。张君劢确实相信计划经济的效能,但同时又强调其“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同名而异实:“(一)马克思主义之生产工具公有说,在求分配平均;吾人则以生产为出发点。(二)马克思主义者之口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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