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间道路”的左中右:张君劢对社会民主的求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0 次 更新时间:2021-08-03 00:38:44

进入专题: 张君劢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而斯世大同之途辙也。”俄国革命是一场有主义的“真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与宗教革命、法国革命鼎足而三”;在俄国历史上,“三月革命为19世纪式之革命,十一月革命(即十月革命──引按)为20世纪之革命。19世纪式之革命,所革者异族而已,专制而已。20世纪式之革命,由侵略的国家主义而进为平和国家主义也,由私有主义而进为共产主义也,由代议政治而进为苏维埃政治也。”“其不安故常,推倒一世之慨,虽千百后,犹令人追思。”[14]如此等等。然而,比陈独秀等人更进一步的是,张君劢还对德国政治文化、特别是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有较深入的研究。[15]1920年4月,张君劢在与张东荪的通信中,提出中国为什么要以德而不是以俄为师的问题。

   中国需要革命,革命需要外来典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次年德国亦发生革命,欧洲两大君主国一变而为民国,社会主义遂为欧洲政潮中最具创新性的潮流。时在德国留学的张君劢广泛收集俄、德两国政制的材料,并在给张东荪的信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吾侪居今日之中国,束缚于四千年陈陈相因之旧历史,凡属革命,不论其所争为思想,为政治,为民族,为社会,吾以为当一概欢迎之,输入之。何也?所以改造此旧时代以入新时代之法当如是也。”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革命,而是要什么样的革命。是以革命为教主、为天神而对之顶礼膜拜,还是以革命为“可暂而不可常,可偶而不可久”的非常手段?张君劢持后一种态度,因此要剖析德俄革命的“前后经过,而以可遵循之涂示之国人”。就革命者的气魄、天才和勇猛精进而言,德不如俄;就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从事社会运动而言,俄不如德。所以“于蓝(列)宁,则佩其主义之高,进行之猛,字之曰社会革命之先驱。然于根基之深厚,践履之笃实,则独推崇德之社会党。”德俄革命是不同类型的革命,各有所长,但德可学而俄不可学。革命者以亡命客而于数日之内夺取政权、不惜敌一世而与德国言和、恃劳动界不平之心理以为世界革命旦夕可成、不顾生计上的影响毅然实行国有主义等等,这些“赫赫之功”实有赖于列宁的天才和自信,此非他人所可学或他人所能学。而“德之革命则异乎是,建筑于50年训练之上,酝酿于4年战事之中,有国民为之后盾,无一革再革之反复。”这是有规矩、有秩序的革命,所以“世界国民之有志者,未有不能学,学焉而未有不能至者。”张的比喻是,孟贲之勇、离娄之巧举世所羡,但他们都是旷世一遇的非常之人,不是其他人可学的。“圣人亦有言,教人者示人以中庸之道,其过于中庸者,圣人不欲以之率天下焉。诚如是言,则吾国人之所当学者,厥在德社会民主党之脚踏实地,而不在蓝(列)宁氏之近功速效焉。”[16]

   俄国革命当然不可能在中国重演。自觉走俄国人的路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在革命过程中也不得不反对照搬苏俄模式,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过,张君劢所谓的德可学而俄不可学,其意非指不同国家需要选择不同的革命道路,而是指革命需要社会基础、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德俄革命都以社会主义为旗帜,但德国革命更能保存自由民主的成果且更具社会公正的原则,而俄国革命更像暴力夺权的天才杰作。“脚踏实地”与“近功速效”之别,不只在于革命速度和效率,而更多在于革命的不同性质。因此,可学不可学之外,还有应学不应学或可取不可取的问题。“仆于德俄革命以左右之者,不在其社会主义之实行,而在其取采之手段。仆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问题之一人,故对蓝(列)宁式之革命,不敢苟同。”“两国革命之异点,可以法律手段与非法律手段衡之。”俄国革命后解散国民议会而以全俄苏维埃代之,德国革命初期也召开过苏维埃,但不久即代之以国民议会;俄国的苏维埃仅限于劳动阶级,德国国民议会,一切国民都有选举被选举权;俄国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德国除国民议会外,还辅以苏维埃参与立法;俄国由苏维埃认可将土地和工业强征为国有,不作赔偿,德国的宪法虽然承认国有主义,但其施行的方法由议会决定,且采取赔偿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坚持数十年来不与资产阶级合组政府的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与资产阶级组成联合内阁共产党;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格限制公民权利,德国则没有这些限制。要之,德以法律手段,俄以暴力手段。所谓“法律手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平等主义。19世纪以来的民主政治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形式的或法律的平等”,苏俄宪法规定只有劳动者才有政治参与权,这是一种“工业民主或生产意味的民主”,本有合理性,但推尊劳动过度以至于摈弃其他国民,则大非平等之义。二是法统主义,即依法治国。“国之所以立,必赖法律,苟无法律,国且不存,所谓法者,其成立也,必有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若苟焉以少数人之力,从而更易之,则法为非法,国必乱。诚以今日吾以强力推翻人,则明日人亦得以强力推翻吾,如是两相推翻,虽有利国福民之美意,亦且变为祸国祸民之暴举矣。”所以从法治上说,列宁式的革命也不可取。总之,苏俄革命“其勇猛固可佳,若谓所学取法在此,则吾未之敢承。”[17]即使俄国革命可学,也不应学。

   舍俄就德的判断蕴涵着两个选择:革命期的手段是暴力的还是法律的?革命后的制度是专政的还是宪政的?

   革命不可能守法。破坏秩序的革命如何能采取法律的手段呢?张君劢认为革命有两种程序:一是鼓动国民,求得议会多数,然后组织政府而行革命,此即德国社民党的议会道路;二是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而后实行革命,此即苏俄的革命手段。两种程序各有得失:“德以偏于议会政略故,失于社会主义,而得于法律主义,俄以偏于革命手段故,得于社会主义,而失于法律主义。”张君劢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时得失并不重要;唯合法手段必须坚持,否则连带其革命理想也一并丧失。“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劳无功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亦有主义虽不完满,徒以手段不误,反得和平中正之结果者。俄德之革命,是其比较也。”正是在这里,张君劢与同样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张东荪发生分歧。张东荪认为,俄德革命之不同在于国情之不同:“若移德之社会民主党而于俄难保不主张贫民激进制,若移多数派于德亦难保其不取缓和态度。故俄德之不,全由于国情,……德为常,而俄为变。……盖蓝(列)宁知俄国上中阶级全体之无希望,岂但无希望,并为文化之障害。于是思设法为之洗涤。其所以提出贫民而对于上中阶级大加杀戳者,乃对于旧俄罗斯加一番洗刷耳。”革命的不同性质源自革命的不同历史环境,张东荪以此而把革命相对化了,同时也把暴力手段合理化了:“于此弟不议蓝(列)宁之惨忍而盛感蓝宁之大仁。蓝(列)宁亦知贫民专制之不能久也,然非借力于贫民专制则不能洗涤旧日污点。乃不恤以毒攻毒,于此可见其心之大功,盖非存心至公不能用非常之手段也。”张东荪认为,杀人究竟是“惨忍”还是“大仁”,判断的标准应当是革命的理想,革命者可以为了“大仁”而舍“小仁”:“即为革命则绝无不杀一人不流滴血者。而革命之价值亦决不以杀人流血之有无与多寡而定。无杀人流血之革命未必即为有理想之革命。……弟以为人非不可杀,而杀之贵有道;不当以杀人与否定其功罪,而当以杀人之理由而定其是非也。”以目的的和理想而为手段辩护,这是革命者惯用的修辞,张东荪此论,预示了后来的流血革命。张君劢对此是坚决反对的:“既评革命,自然评其事实,而不评其理想。……诚如公言,理想高者高之,理想低者低之。此为学说比较,党纲比较,而非革命批评矣。”[18]20世纪革命的特点,是大多有一套堂堂正正的“理想”和主义,如仅仅从有无理想、理想高低来评论,恐怕没有哪一个恐怖制造者不会提炼出一套像模像样的说法,很少有杀人者不会以“大仁”自居。关键是,如何判断暴力手段如何与崇高理想的内在关联?为了一个辉煌的终极理想而牺牲当前在伦理上、人道上是否可取?张君劢对苏俄革命的暴力手段及其非法律方式一开始就不赞成。1919年在德国时,当地共产党领导告诉他:俄共及第三国际曾许诺只要德共立即暴动,俄共使立即出兵援助,但德共暴动之后,俄共却并不出兵,德共迅速失败。“我听他这么一说,即已认识到国际共党之间的这种相互欺骗。”[19]张君劢没有明言的是:即以“理想”而论,俄国的暴力也很难得到辩护。

   因为德国革命“偏于议会政略”,所以没有给社会造成大的震荡。推翻帝制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制定宪法,恢复法制,使经历了战败和革命的国家稳定下来;而俄国虽亦拥有新宪法,但其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专政却有悖社会主义的平等精神。有法无法,这是一个根本性区别。“要变成近代国家,非先变成法治国不可。所谓法治国者,是以法律治国,不是以人治国。”“我们所谓法治国,并不仅是以法律来治国,而是看重人民的权利。”[20]《魏玛宪法》既是德国革命成就的凝聚,也是20世纪社会革命的体现。“德之革命,后吾十年,吾宪法至今未成,而德宪已先吾而颁布。不独颁布已焉,其国中之议宪者,又能为世界法制上开无数法门,此则吾望于国人,以德为鉴而倍加策励者也。”[21]还在与张东荪通信比较德俄之前,张君劢就发表“德国新共和宪法评”一文,后来又发表“德国及其邦宪法对于世界法制史上之新贡献”(1923年1月)、“德国新宪法起草者柏吕斯之国家观念及其在德国政治学说史上之地位”(1930年)等文,他希望对《魏玛宪法》的评论能够为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提供经验和示范。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和衷共济的精神。《魏玛宪法》之所以能在单一国制与联邦国制、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代表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苏维埃政治与代议政治、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劳工阶级与资本阶级等方面折衷调和,其立法家的技能、度量和智识固然重要,但德国人争而能让、团结合作的精神则是其基础和前提。张认为,中国之所以一革再革而不上轨道,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在发生政治分歧时仍习惯于诉诸武力,处处讲矛盾,时时搞斗争,事事靠枪杆子。中国如要制定一部能够体现国民思想的一致性的宪法,就必须改造这种恶习,学习德国人交让之精神、和衷共济之精神,培养、增进国民的“道德智识”和政治品质。另一个是长期斗争的精神。“社会主义”是社会革命而仅仅一场暴力行为,它需要的是长期的社会运动。张强调,《魏玛宪法》不是1918年“11月革命”的产物,而是长期以来德国社会运动的结果:“有拉萨尔、马克思倡于先,有勃勃尔(August Bebel,通译倍倍尔)、黎伯克尼(Karl Liebknecht,通译卡尔·李卜克内西,为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奔走于后;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后先疏附,虽触刑纲而不悔,乃以造成此有宗旨有纪律之团体,去君主,去军阀,如摧枯拉朽。如是,彼之所以得有今日,其种子实伏于数十年之前。……宪法者鱼也,社会民主党之奋斗,则结网之功也。若徒羡其得鱼之易,而忘不了其结网之苦,又未足与语学德意志也。”[22]此论意在矫正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急躁心理,强调一次性革命不能完成社会革命。

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革命,这是19、20世纪之交社会民主主义的精髓。张君劢以德为师,目的是要在中国推行社会民主主义。德国社会主义的精义体现在《魏玛宪法》中。“社会主义之精神安在乎?吾以一言蔽之,则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是矣。惟其然也,故重社会之公道,而限制个人之自由;故废私有财产,而代以社会所有制;故去财产承继而以遗产归之国有;故欲化私人营业而归诸国有。德宪法第五章之生计的生活,社会主义之精神所寄,而此次革命成败之由决也。考其各条之规定,无在非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兼容并包。”[23]1787年的美国宪法代表了18世纪的个人主义潮流,1793年的法国宪法代表了19世纪民权自由之精神,1919年的德国宪法代表着20世纪社会革命的潮流。如果说承认私有财产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苏俄社会主义的核心,那么直接民主政治则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关键。《魏玛宪法》中有七项涉及国民公决,其原因在于“政党之蹈常习故,爱私利而忘公益,不独国民病之,即本党领袖之欲毅然而有所作为者,无不受其钳制。于是时也,大政治家之有所改革者,舍直接自诉于国民以外,殆无他法。”各国大势趋于直接民主,但只有德国以七千万人口之大国而行直接民主,如此则“非复少数政党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单世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张君劢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85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