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融合的要求强化产业的垂直部署。建立跨部门协同和对话机制，加强对各类数字产业和制造系统所涉及的底层架构、技术标准等软件基础设施的统一部署，形成协同发展的新工业“大生态”。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具有鲜明的商业模式平台化、产业组织生态化的特征，相互之间又具有高度的技术经济协同性，且底层架构、技术标准等软件基础系统在其协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赋能作用，不仅要形成统一的产业内部技术标准，而且要形成统一的产业间技术接口；不仅各产业自身的技术要达到足够的成熟度，而且要预防个别产业技术成熟度不足制约其他产业的技术可应用性。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应以“网络泛在”为基本原则，加强各层次产业以及下游垂直应用行业的融合建设。政府部门应在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工业互联网规划建设初期建立起紧密的工作衔接机制，有效解决部门协调问题，前瞻性的统一各类网络标准和技术接口，切实建立起我国新工业体系的网络效应和数字经济的协同生态优势。

　　 根据中国产业全球化布局的战略需要推动产业组织优化调整。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要摒弃大而全、小而全的一体化产品开发模式，通过产业重组和流程重组，形成专注于核心模块开发的品牌制造商和能为国内外品牌厂商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合同制造商。有声誉、信息、知识和资本优势的大企业应把自己定位于模块整合者或产业标准的制定者，通过柔性契约网络在全球整合资源。大企业要努力控制“显性信息”，并处理一些关键的“隐性信息”，通过模块化设计充分利用外部资源，进行“行路图”设计并成为模块化系统开拓者，力争成为模块化网络中的旗舰型企业。广大的中小企业则应定位于产业生态中核心模块的前沿技术提供者、标准制定者和产品提供者，通过控制核心模块占领全球产业链的有利位势。

　　 强化关键模块和核心零部件的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首先，针对战略性行业和领域的共性技术（竞争前技术）需求，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战略性行业和新兴产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和推广应用。建议综合借鉴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中国台湾工研院的组织运营模式，采取公私合营和准市场化投入的形式，提高共性技术的开发效率。其次，推动本土大型制造企业加大在核心价值模块上的研发投入力度，鼓励互联网头部企业在基础软件领域加快替代性创新，争取在底层技术和基础软件领域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通过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鼓励公司创业等形式，提高对前沿性、战略性、原创性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投资，将产业政策的重心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知识资本投资，这一点对于电子、通信、汽车、机械装备等技术密集型模块化产业进入全球产业链、参与更多高附加值经济活动、实现产业功能升级尤为重要。再次，针对创新链衔接不畅的问题，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加强产学研用结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专业性技术领域的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转化，真正建立以市场化应用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移、扩散机制。最后，鼓励企业基于开放式创新开展积极的重组式创新，即一方面加大在欧洲、日本、韩国等领先市场的研发机构建设和产学研合作，另一方面将边缘性的模块进行外包，以充分利用国外的低成本知识要素和生产资源，强化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综合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美]杰里米·里夫金著、赛迪研究院译：《零边际成本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创新链的调整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AJY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