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失误——新自由主义批判

——199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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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  

  现已被沿用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标准的术语、方法。而在1984年前,这一方法还被权威的经济学家指责为“反科学的”(如厉以宁,见《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第424页)。

  但是,尽管凯恩斯学说当时已被运用于制订我国经济政策,它的某些深刻思想却未必得到人们的真正理解。例如凯恩斯学说是反对“萨伊定律”的。这个定律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因此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量如何增大,都不可能出现需求不足。”

  (据《世界十五大经济学家》,日本现代经济会编,第24页。)-然而近似萨伊定律的看法,却一度也是引导我国生产力发展方针的基本假设之一。

  正是由于无视生产能力发生过剩的可能性,才导致了1988年的经济过热。还可以有把握地指出,我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并未真正理解凯恩斯关于随投资增长,资本边地效率发生递降的原理。

  (《资本论》第三卷指出:随着投资扩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有趋下降的趋势。所谓“资本边际效率”,我以为就是马克思所谓“平均利润率”。因此这一原理实际是凯恩斯抄袭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对于解释1988至1989年以后我国大中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和工业结构危机的发生,是有特殊意义。)

  此外,还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当时热衷鼓吹高消费的人,也完全忽略了凯恩斯所指出的“消费倾向”(propensity)规律:收入愈高的人消费倾向愈低。而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社会贫富两极若尖税分化,将导致社会消费需求的急剧收缩,乃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近年我国经济中,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而储蓄余额仍大幅度上升,同时发生经济不景气。这种情况表明,凯恩斯这个观点也是有意义的。

  最后,我还想指出最重要的两点:

  (1)凯恩斯经济学被经济史家称作“危机经济学”,这不仅因为其诞生背景是30年代的大危机,而且因为他的主要分析,也是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危机问题的。

  (2)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主张国家通过宏观控制干预经济,而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

  但耐人寻味的是,近年与凯恩斯学说一起在中国并行不悖地大为流行,并且深刻影响了某些经济决策的另一派西方经济理论,却恰恰是凯恩斯所极力攻击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四、经济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首创于18世纪末的英国古典学家亚当·斯密。这一理论的核心包括以下要点:

  (1)认为专业分工和自由竞争可以形成资源最佳配置,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2)从一国市场推广到世界市场,斯密认为,各国应根据各国天然条件,实行国际专业化分

  工(近年中国流行的所谓天然优势理论与此有关)。按照这一理论,工业品应由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热带国为世界市场专业生产水果、海洋国提供水产、原料国提供原料、人口国提供廉价劳力等等。据说以此原则,可实现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

  (3)为了保证劳力、资金、资源等要素能在世界市场中根据供求关系自由流动,斯密倡导排除国界、也无民族意识的泛世界主义。

  (4)因此,斯密反对民族工业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政策。斯密认为追求私人利益、不仅任何干预的私人经济,乃是最有效益的经济。

  可以看出,这一诞生于18世纪末的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论点,几乎不走样地流行在中国近年的一些经济理论中,(如收入《走向未来丛书》的《看不见的手》一书)。

  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斯密这一理论在鼓吹“泛世界主义”的表象之下,其最大利益却是有利于工业发达国家的:

  第一,此理论反对不发达国家搞自己的民族工业,理由是浪费世界资源。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工业化在全球扩展,会形成对老工业国的竞争和威胁。

  第二,所谓发挥国际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对于主要依赖输出农矿产品和初级产品的非发达国,恰恰是经济劣势。因为工业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具有较高附加值,而以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由于存在巨额剪刀差,实际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

  所以亚当·斯密主义的本质,是有利于当时工业技术独占世界市场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其真正目的是保障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工业霸权地位。

  对斯密主义的这一本质,早在19世纪初叶,与英国对立的后进国家德国的一位经济学家F.李斯特,曾一针见血地作了揭露。他指出:“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浪漫 与世界主义经济区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所考察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殊的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所谓世界主义经济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是生存在永久和平局面下,并且各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似乎具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利益。但这两个假定都不成立”。(《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章)“同一个国家内各个不同地区之间一样,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协作关系,不过前者是通过国内贸易进行的,后者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的。国际生产力的协作是必要的,但缺陷很多。遇到战争、政治上的变动、商业恐慌等变动,就会中断。”“所以不论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协作,其次才想到国际协作。”(同上,第14章)李斯特还指出:“英国有一个秘不告人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这样的贸易,才能达到国家富强。”“所以他们要在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随时设法用廉价销售和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英国的工业对手。”

  李斯特揭露,斯密的世界主义是帮助英国达到上述政策目标的经济理论工具。“威廉·皮特(英国首相)是最清楚看到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可以如何有利于英国的政治家。所以他常常随身携带一本《国富论》。”“英国人满口博爱主义、世界主义,但是一到涉及本国关税和商业利益的问题上,就露出了国家主义的真相。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加强英国工业优势时,他们才需要它。”(同上,第33章)有意思的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读这些话,我们有时似乎感到李斯特是为现代中国人而写作的。只是19世纪的“博爱主义”,今天在取代了英国工业霸权的美国人那里,变成了“人权”而已。

  李斯特还辛辣地讽刺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论点,提出:“如果不受国家干预的经济是最高效率的经济,那么原始野蛮时代的经济就应当是生产力最高、最富足的经济了。”(同上,第14章)

  李斯特还揭露了斯密鼓吹经济个人主义的实质:“在斯密理论中,有个人利益,有世界利益,就是不提民族国家。实际是利用个人,摧毁国家,让英国控制世界。”他愤怒地抨击斯密主义“流行学派抹煞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原则,甚至完成否定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要单靠他们自己的个人力量来进行保卫”。“然而在个人利益与世界利益之间有一个中介者、调解者,这就是民族国家。也许有一天,全球经济应当统一起来。但目前,国家仍然是个人利益最有力的保护者。个人是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和繁荣。”因此,“必须完成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它进入将来的国际集团准备条件”。(同上,第14章)

  李斯特还指出:“国家对私人事业有时不得不行使权力,加以限制。”“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均衡发展。”“国家为了完成这类任务,难道不应该要求各个个人限制他们的自由吗?国家难道不应该因此要求个人牺牲收入的一部分,牺牲他们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一部分,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吗?”(同上,第14章)因此,针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李斯特强烈呼唤爱国主义:“我们首先是国家公民,而后才是世界公民。我们将自己的努力与力量献给我们民族的文明、幸福、荣誉与安全。我们也为人类争取这同一目标。但是人类的幸福必须与民族的幸福一致。”(《费·李斯特》,第35页,商务版)

  李斯特以19世纪初法国低价大量进口英国工业品,导致法国工业破产的事例,揭露斯密国际专业分工论的民族自私本质:“英国对工业品出口给予补贴,当时法国人不加考虑地欣然领受了这一礼品。”“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中以较低价格获得了所需要的消费品,似乎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工人由于失业而乞讨流浪。”“英国人以出口补贴形式赠送欧洲的礼物实在不小,但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更加惊人--他们丧失了发展自己国家工业的机会。”(同上,第12章)因此,李斯特的重要结论之一是,国家对本国民族经济的干预和保护都是必须的:

  “历史向我们指出,干预政策不是出于空中的理想,而是出于的分歧。由于国与国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由于存在国际竞争和战争,各国经济必须由国家保护。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冲突还不能结束以前,这种干预政策是不能放弃的。”(同上,第10章)迄今,李斯特似乎还是中国经济学界很不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与门庭若市的亚当·斯密学派不同,这位19世纪大陆经济学派的开创者,在20世纪除在日本、德国外,受到英美学派的极大冷落。实际上,他是发展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奠基人,有的经济史家把他誉为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理论之父在1950年德国纪念李斯特的讨论会上,一位经济学家指出:“李斯特的理论具有无比的现实性”,因为“人们意识到,单有冒充为完备体系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不够的”(《弗·李斯特》,第27页)。二次大战后西德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坚持了李斯特主义而不采纳美国人试图输入的新古典主义,作为政策的指导理论。

  在观察经济理论史的时候,许多人容易发生两种误解。一是以为经济学存在一种连续而一脉相承的发展,却忽视了实际上往往同时并生着许多不同的流派。一是以为后来出现的理论一定比前面的高明。其实,在亚当·斯密主义流行英国的同时,19世纪在欧洲大陆盛行的却是李斯特所代表的“历史学派”经济学。最有趣的是,当美国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国家要政府保护、抵御英国工业入侵时,政府采纳的也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而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并不流行。但当美国工业在20世纪已在世界市场中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后,李斯特主义就被抛弃了,而斯密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却成为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经济学说,似乎它是唯一正确和“科学”的理论。其实这是欺人之谈!

  另一方面,联系近年在我国思想界,与经济自由主义同时流行的是“国际缓和、世界长远和平论”,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是一种偶然吗?

  今天的中国经济,必须对世界开放。但是这种开放,必须坚持中国经济利益的主体地位,而不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属物。因此,我们在惊讶亚当·斯密主义具有现代性的同时,不禁也会惊讶19世纪李斯特与亚当·斯密所辩论的那些问题--即要泛世界主义还是要爱国主义,也具有惊人的现代性。一些倡导新自由主义和经济泛世界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家,是否曾考虑过这种经济理论的民族利益属性的问题昵?

  

  五、我国自由市场改革方向的理论来源

  

  斯密的理论,在19世纪除英国外,实际并不流行。20世纪初,英国剑桥教授A.马歇尔(1842-1944年)倡导新斯密主义。经济史家称之为“新古典主义”,以标志其与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的联系。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危机,使得鼓吹市场机制尽善尽美而否认经济危机理论的“新古典主义”受到严重挑战。早年信仰新古典主义的凯恩斯,就是在这时走向了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说,主张国家应当干预经济,建立凯恩斯学派。

  但英国当时还有一派经济学家,继续承袭斯密、马歇尔衣钵,鼓吹市场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史家称之为“伦敦学派”。

  20世纪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并未超越老的斯密主义的樊篱。它依然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正统经济学说,认为国家不应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与斯密的看法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不少后来被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所放弃的古典观点,仍被这一派经济学家维护和发挥。因此甚至凯恩斯也把伦敦学派看成西方经济学界的极右翼思潮。

  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1984年以来,如果说我国经济宏观政策的某些决策曾被凯恩斯理论所引导,那么我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政策,即工业改革理论,却主要是依托于伦敦学派所提供的论点(我国经济思想中倡导这一学派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可举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此文还连载于《读书》杂志)。1983年中国出版了一本销量很大的书(看不见的手),这本书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中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回到亚当·斯密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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