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24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0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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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他们把俄国经济改革中的失范与无序化现象一概概括为“掠夺性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就此类人强调国家通过干预社会来实现更为公平的分配而言,他们也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型”的新左派。

  由于此类新左派人士把中国当下的问题视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相似,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从西方引进的最时兴的新左翼思想理论的概念。如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劳动场所人性化。要求“文化主权”、尊重本土文化、反对文化商品化、反对西方流行的“现代性”,“后福特主义”等等。他们反对过度资本主义化对人性的压迫,反对人的异化 ,反对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接受一个同质化﹑由金融和政治寡头主导的世界”。这一观点与立场是他们反复强调的基本主题,在互联网上可以经常读到这样一类论说文字 ⑩ 。

  从学术风格方面也可以看出温和左派的一些特点,与下面我们将分析的激进左派相比,他们的文风相对而言多少有些“贵族化”,他们的文章用词艰深(这一点汪晖最为突出。)一般民众很难理解,也对他们的高论不感兴趣。他们似乎也对民众是否理解他们的思想同样并不在乎,他们虽然也不断在自己论文中强调大众民主,但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理论付之社会实践,从来不曾对社会民众进行思想与理念上的号召动员。温和型新左派绝大多数是大学与研究所的学院派。

  应该指出的是,此类温和新左派中的一些思想观念有其合理性与积极作用。因 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问题确实也越来越多的体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问题不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来理解,如果他们的左翼理想主义不是走得离现实太远的话,他们对于防止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警与纠偏作用。

  另一方面,他们致命的缺陷是学院派的书生气与左翼的拿来主义,实际上他们生活于“西方译语世界”中难以自拔,一位自由派人士机智地讽剌此类新左派以“后现代主义”来规范正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方向,无异于“要瘦子减肥”以及“给婴孩发避孕药”。另一方面,此类温和新左派中对文革中的平均主义,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均怀有一种文化浪漫主义的审美心态而产生的误读,他们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也为老左的传统思潮的复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激进型新左派:民粹主义型

  

  本文要着重分析的是激进新左派,与温和派相比,这种新左派在当下中国更具有消极性与危险性。他们过份地夸大了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过程中某种由于脱序与失范而出现的消极现象,并把此类消极面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由于这种悲观估计,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对现实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并形成一种更具情绪化的激进的左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他们看来,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民众已经成为被资本家奴役的奴隶。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旷新年,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韩毓海、民间音乐人张广天,(话剧《切格瓦拉》的导演)、北京学术刊物编辑黄纪苏(《切格瓦拉》的编剧)等。

  前文所引新左派人士李宪源的发表在网上的一段文字颇能代表他们的典型心态与与思想:

  “每当我看到海外华人报刊和中外电子杂志上所披露的中国那些弱小者的悲惨境遇,那些被资本家反锁在熊熊火堆里挣扎着的生命,那些活活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女工……,读到《人民文学》上经过高度典型化概括的催人泪下的人物遭遇和命运,以及想到改革是为了使中国百姓在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而结果却是千千万万的弱小者面临下岗失业,不得不用强势者暴富者一瓶洋酒的价钱去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就觉得心里非常压抑。虽然对西方畸富畸穷的社会现象,我早已司空见惯,但一想到与西方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状况,发生在祖国父老兄弟和姐妹的身上时,而且恰恰是在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创造了巨大财富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就不能不深刻反思,不能不问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责任!”

  这一段话语充分表达了新左派知识分子强烈的为下层阶级讲话的道义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却是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大体上看,我们可以把此类新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底层意识,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

  

  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他们中不少人或者出身于社会底层,或者在西方留学时,在自由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深受挫折,从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憎恶感。他们在国内与国外多少有过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到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这种“底层意识”使他们对知识分子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强烈的不信任。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主流肯定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的合理性,他们就由此认定,知识精英与当权者与有产者阶级已经“同流合污”。成为奴役社会大众的“帮闲”文人。

  这里可以以一位激进新左派人士为例子。他出身于贫困家庭,从小受到种种不平待遇,后来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极其落后地区任教,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不幸,使他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边缘人的反抗社会的冲动。这种心态与挫折经历十分类似当年的波尔布特。他的底层意识,使他有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情绪。他在一篇与自由派论战的网上文章中居然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要自由派把“化公为私”与贪污的公款吐出来云云,洋洋万言,几乎通篇是对论战对象的人身攻击与蔑视。

  当然,底层的边缘人未必都会成为新左派,以下就是一位同样出身底层,然而却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青年学者在网上对这位新左派人士的批评:

  “我的出身也是农民,我的家人至今都在农村,我知道当代农民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而且是缺乏代言人的,但是他们的命运绝对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他们的命运也绝对不是回归集体主义经济可以改善的,他们的命运在集体主义经济时代更惨。记忆中的集体经济时代,生产“队长”与书中的旧社会恶霸、地主差不多。他的权力至高无上,主宰队里所有人的工分(收入)以及政治地位,他说给谁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他说谁应当批斗谁就批斗谁,他说谁不能出门要饭就不能出门要饭(要饭必须经过他的手开证明)。农民在这样的压迫之中,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毫无尊严和自卫的能力.......。每每想到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家人,我的祖父和祖母所受到的非人的待遇,我就会流泪。这就是新左派们所渴望的平等?农民所需要的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套,而是自由,真正的打破了等级制度的自由。城里人再也没有权力驱赶他们,他们拥有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迁徙,在他们自己的国度,在大地上自由地走动的权力,这比什么都重要。”

  由此可见,“底层情结”可以把一部分人引向自由派,也可以另一部分人引向激进的新左派,后一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激进新左派认定,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的底层社会的严重问题。只有左翼的平民革命才能使下层民众得到自由。在他们看来,对于充斥着土豪劣绅式的农村干部与地痞流氓的社会,温和的自由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左派的平民革命理论,最能充分表达“冲决网罗”式的激情。这种心态与思想早在二十世纪之初的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思想中有过。海外一些新移民中的新左派也是如此。他们移民西方后始终处于社会边缘,有一位这样的人士说过,他的新左翼思想是与西方资本家对他的剥削所给予他的个人刺激有关。正因为如此,一位新左派激进人士在网上发表的论战文章中就表达了如下极端思想:

  “我们所面对的一大批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人,他们实质上是要实行野蛮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奴隶制,要实行法西斯主义。因此,与其说我反对自由主义,与其说我反对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我反对奴隶制,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权威主义化和法西斯主义化。让我们守住1789年的阵地,让我们守住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阵地,在这个阵地前写着: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不能从这些历史进步的阵地上永远后退。”

  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这种激进新左派接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革命观,即“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北京今年上演的《切格瓦拉》这部充满新左派思想的话剧中得到充分表现。剧中我们看到以“脚”自居的伐木工人,愤怒的斥责和嘲弄以“脑”自居的劳心者的理论,在剧作者笔下,那些自以为是在为民族争取奇迹般的发展的知识份子,都不过是特权阶级的帮凶,或者简直就是新式的压迫者本身。

  他们从底层意识出发来理解毛泽东,从而把毛泽东完全诗化为平民主义革命圣人。对于毛泽东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乌托邦思想,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没有丝毫批判反思的精神。他们已经对真实的毛泽东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从被他们诗化的毛泽东身上寄托他们的文化浪漫主义。这一点可以从《格瓦拉》的导演张广天以“一个红小兵”的身分所写的“在毛泽东灵前”的网上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

  

  二,强烈的反西方的情绪

  

  他们中相当一些人有过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在西方所受到的挫折,与那些进入中产阶级的成功留学生们相比,他们更深地品尝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面,这种体验使他们在情绪上无法接受中国将成为西方式的社会的现实前景。《格瓦拉》剧作者黄纪苏本人曾在美国留过学,他与作者讨论中谈到个人在美国的体会时说:“当你坐在美国小餐店的后堂里,一连十八个小时洗盘子时,当你望着堆得高高的盘子时,这时你所感受到的美国,与在餐厅柔美低沉的音乐声中感到到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这种切身的体验投射到中国现实中,形成一种新左派信念。虽然温和派左派中一些人也有反西方的情绪,但其强度远不如后者。

  

  三,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

  

  由于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从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为“非正即邪”的两极。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只能被理解为“道德上的邪恶”,对于“邪恶势力”,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进行坚决斗争,这种独断论思维方式,使他们在心态上极不宽容,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青年教师旷新年甚至用毛泽东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来攻击自由派,

  实际上这决不是单纯的个人学风问题,它反映出激进左派特有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的共同特征。当年的蔡和森在法国留学时,称中国必须有一场针对把那些拥有十万二十万小资产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式革命,“哪怕反动必大,也势在必行”,在思想方法上均与此种正邪两值分类法有关。波尔布特式的革命激情与他们所鼓吹的格瓦拉精神,与他们的激进左派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此类人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情结。一则渊于左派共产党文化在潜意识中的积淀,在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尤其是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社会贫富分化的情况下,传统的劫富济贫的平等主义激活了共产政治文化中的这种传统因素。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暴民政治革命发生的思想机制,就此而论,他们可以说是左翼革命思想的活化石。

  

  四,类似雅各宾党的民众动员冲动

  

  由于激进新左派具有上述底层意识,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以及以西方为邪恶敌人的目标意识,从逻辑上自然就会导致此类人对于动员民众来实现“公平社会”有强烈兴趣。可以说,此类新左派人士底子里有一种暴民政治的革命倾向,一种底层革命意识,一种诉之于民众动员的内心冲动。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早年共产革命的种种语汇与符号。

  这一点与那些认同“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温和派不同,前述温和新左派一般而言都在西方大学校园里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具有“贵族化”、“精英化”与书斋式的学院主义倾向。而民粹主义新左派大多出身于底层的经历与在他们在西方的挫折感,则使他们具有自下而上地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冲动。民众的情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甚至相信中国受资本家剥削的大众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如果说温和派左派在艰深的理论世界中乐此不倦,那么,激进左派的文风则相当通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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