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问题研究(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3: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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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财经研究院  
大部分处于充分市场竞争的产品,如一些日用消费品等,市场供给充足、竞争激烈,处于买方市场环境。企业在生产、流通环节的税负下降最终会转化为零售环节的价格下降,减税红利更多地由居民获取。据估算,2019年后三个季度由于增值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减税红利约为2500亿元左右。

  

   对于国家垄断性行业,政府则通过物价管制调整终端消费价格,将减税红利让渡给消费者。例如,国家发改委因增值税税率降低两次下调汽柴油价格。成品油增值税税率由17%降低至16%,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低75元和65元;成品油增值税税率由16%降低至13%,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25元和200元。综合考虑,由于汽柴油价格下调,仅2019年社会整体汽柴油消费可以减少支出675.9亿元。从居民消费的角度出发,汽油消费中约有90%用于汽车,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载客汽车中的占比约为92%左右,据此估算,2019年居民汽油消费支出可节省200多亿元。

  

   3.稳定就业岗位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的意义重大。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吸纳就业大户实行减税降费,就可以扶持就业、确保我国弱势群体的生计来源。同样的资金投入,小微企业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是大中型企业的4倍-5倍,目前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已经超过7300多万户(包含约5000万户个体工商户),容纳的就业数量平均一户3人,总数约为2亿人左右,已经成为新增就业的主力军。

  

   我国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对外部经济、政策环境的敏感度普遍较高,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表明,在所处行业、资产、营业收入、成立年限相同的条件下,小微企业成本每上升10%,死亡率上升0.3%。小微企业纳税每降低1个百分点,盈利就會提高1.5个百分点。

  

   因此,此次减税降费将普惠性减税的政策侧重点放在了小微企业。增值税领域:将一般纳税人的标准提升至500万元,放宽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进一步放宽了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最高可以按50%比例减征6个地方税种和2个附加。所得税领域: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和100万元到300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25%和50%计征企业所得税并降低税率到20%。融资领域: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的,利率水平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0%(含本数)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提高至1000万元,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

  

   自2019年1月1日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以来,截至10月末,小微企业减税1860.89亿元,放宽标准后实际享受到企业所得税减免的纳税人达到468.92万户,享受增值税免税的小规模纳税人新增402.64万户,占全部小规模纳税人总量的8%。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研,月销售额在10万元以下包括个體工商户在内的小微企业约占全部企业数量的94.8%,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政府税收减少1481亿元,可以增加就业284万人,新创造GDP 2287亿元,相当于以5.2万元税收代价新增一个就业岗位。

  

   如果考虑到失业群体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可能带来的救助成本以及社会稳定压力造成的潜在成本,稳定就业的社会综合成本将远小于5.2万元。此外,上述测算方法还没有考虑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由于税费负担下降,利润空间扩大而免于裁员、关闭所产生的“就业岗位”。将上述两个因素加入后,对小微企业进行减税降费所产生的稳定就业功能将远大于284万人的规模。

  

   多种迹象表明,对于小微企业的包括减少税费、降低成本等各项措施已经初显成效。2018年和2019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人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都保持了增长。

  

   (三)加快国有资本划转社保进度、启动社保全国统筹改革进程

   自实行减税降费以来,我国社保缴费率已经历五次分阶段下调。从小险种开始,到2019年下调体量最大缺口也最大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根据人社部的数据,自2015年首次下调企业社保费率至2018年,总体的社保费率从41%降到37.25%,累计降低企业成本约3150亿元。2019年国务院又发布《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根据方案,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率将在原来已经下调至19%的基础上继续降至16%。根据人社部的测算,可以减轻养老保险的缴费负担大约1900多亿元,同时下调的减轻企业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负担大约1100多亿元,三个险种合计全年可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3000多亿元。由此合计自2015年以来,城镇职工社保费综合收入减少6150亿元。

  

   我国各项社会保险制度普遍采用现收现付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提高,离退休职工人数快速增长,抚养比2018年已降至2.66∶1。虽然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险种基金大量结余,如果剔除各级财政补贴,规模最大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已经多年出现“收不抵支”情况。2014年差额是1321亿元,2017年涨到4649亿元。据统计,1998年-2018年中央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就达到3.5万亿元。全口径统计的各级财政对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的补贴,2015年为1.02万亿元,2016年为1.11万亿元,2017年为1.23万亿元,2018年为1.68万亿元,2019年的预算安排为1.95万亿元,四年翻了一番。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同时面临缴费率下调后收入下滑和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发放持续上涨的收支双向压力,单纯依靠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已经不可能解决,必须有其他公共资源注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但政策出台是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按照10%的股权比例划转至社保基金。央企和地方国企的资产分别有20多万亿元,应该分别划转2万多亿元。2018年进入实施阶段,国资委启动两批18家企业的划转工作,划转资本821亿元;2019年3月底,共划转23户央企国有股权1132亿元,尚不足应划转国有股权的10%;2019年7月,国资委公布第三批35家划转企业的名单,预计将划转国有资本5217.13亿元,虽然只占划转额度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划转企业数量和资产规模都有显著增加。

  

   2019年9月,国务院公布《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五个月后,五部门印发《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并公布了《关于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有关事项的操作办法》实施细则,国有资本划转工作从局部渐进转向全面推开,通知要求中央企业中具备条件的于2019年底前基本完成,确有难度的企业可于2020年底前完成;地方国企于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这就为国有资本划转设置了时间表,该项工作也正式进入快车道。截至2019年底,中央层面已完成四批81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划转工作,合计划转国有资本1.3万亿元。

  

   自2013年提出划转国有资本到2020年要求全面完成。由于国有资本的划转面临划转对象范围界定、国企盈利能力差异很大、股权关系错综复杂、划转后所有者权益实现方式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如果没有“减税降费”战略的强力推动,几万亿的国有资本划转工作很难在短期内完成。没有国有资本这一充足的资金后盾向社保基金资金池补水,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改革也不能实施。

  

   (四)启动中央地方新财税体制的建设

   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收入比重逐渐提升,同时出现了财权上收而支出责任下移的趋势,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度已经达到40%。截至实施“营改增”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比重约为50%对50%,但是从支出责任上看,中央仅负担15%,地方的支出比例高达85%,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失衡,中央支出责任过少。从改革的方向上看,解决中央与对方财政失衡不能采取降低中央收入比重而提高地方收入比重的办法,而应该由中央上收本应由中央负责而目前仍由地方负责的支出项目。其中,社保体系的收支就应该是此项改革方案的首选。

  

   随着营业税的取消,地方面临其第一大主体税种消失后的财政缺口问题,如果分税制不做调整,地方收入再减少,地方财政不可能维持。为了配合全面“营改增”的顺利推行,2016年4月29日即营改增方案出台前夜,国务院发布《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明确提出,“在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过程中,做好过渡方案与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衔接”,将增值税的分成比例由全面实施营改增前的地方25%、中央75%,修改为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暂定试行2年-3年。此后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明确将增值税的分成比例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各50%,“营改增”后增值税作为第一税种的核心地位更加巩固,对此税种的地方分配比例的提升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此外,为了缓解部分地区留抵税款退税压力,增值税留抵税款退税地方分担的部分(50%),由企业所在地全部负担(50%)调整为先负担15%,其余35%暂由企业所在地一并垫付,再由各地按上年增值税分享额占比均衡分担,垫付多于应分担的部分由中央财政按月向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调库,这一方案加快了落实留抵税款退税的速度,十分有效。

  

   同时,方案提出“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进一步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将使地方政府摆脱地方税体系失去主体税种的困境。由于消费税原属于中央税,2019年消费税收入12562亿元,逐步调整至地方后,再相应提高增值税中央收入比重,逐步形成消费税替代原营业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而中央仍拥有75%左右的增值税收入比重的格局。同时,社保制度改为全国统筹,中央的支出责任大幅度提高,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就会形成远比目前协调的格局。

  

   由此可知,通过营改增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实施“降低宏观税负”新财税战略,其内涵已经远远超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水平的意义,成为实施新财税战略的起点,它将是1994年我国实行新税制和分税制以后的又一次全面财税改革的良好契机。完成以后将建成我国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财税体制。

  

   (五)产业结构有所优化,“脱实向虚”势头有所遏制

   此次減税降费,采用了普惠性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于增值税税率实行非均衡下调,经过两次税率调整,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由16%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1%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并保持金融服务等行业6%一档的税率不变,制造业成为减税规模最大的受益行业。

  

   实体产业自身结构也有所优化,高端制造业比重扩大。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端制造业,自2015年以来,维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该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5年-2018年四年时间里,增加了0.9个百分点,产业规模增幅达到33.3%。2019年受美国出口管制因素影响,行业比重略有下降。此外,税务部门调查数据显示制造业研发投入增强。2019年前三个季度,45%的制造业纳税人将减税降费红利用于增加研发投入。税务部门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9.3%,较2018年全年提高3.4个百分点。

  

   同时,经济“脱实向虚”的势头也有所遏制,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显著下滑态势。自2015年以来,大约下降了0.6个百分点,而制造业的全行业比重也于2017年止住了下滑趋势,开始恢复上升,2018年恢复至2015年的29.4%的水平,2019年主要受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影响,比重再次出现下滑(见表1)。

  

   表1:2015年-2019年主要行业占GDP比重趋势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CHOICE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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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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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 2020年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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