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问题研究(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3: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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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期作为恩格尔系数的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则从41.9%降至27.6%,居住支出已经成为仅次于食品的第二消费大项。未来随着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在不远的未来就会成为第一消费支出项。

  

   作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支出项,居住成本和比重的持续上涨要求劳动力工资必须同步上升才能弥补住房消费快速上涨的支出缺口。2007年到2019年间,居住支出在劳动工资性收入中的比重由4.0%升至8.2%。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城市住房价格的大幅上涨,目前租房成本、自有住房的还贷支出在工资收入中的比重平均可以达到三分之一甚至更高。

  

   2007年-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涨幅为3.41倍,劳动力再生产的各项补偿中,除居住支出涨幅为6.37倍,其他消费项支出的上涨幅度均低于工资涨幅。显然,居住支出对于工资上涨的压力最大。如果剔除居住支出这一影响因素,工资的上涨幅度应不会超过其他各项的加权值(见图7)。

  

   图7:2007年-2018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及平均工资涨幅

  

  

   资料来源:根据CHOICE数据库数据计算

  

   因此,如果将工资中的居住这一刚性支出扣除并考虑各类消费支出的物价上涨因素后,劳动力所能够获得剩余有效工资水平,近年来并未出现大幅上涨。因此,住房价格上涨是推高劳动力成本的主要因素。

  

   尽管企业付出了相当于工资1.44倍的劳动力成本,企业职工还需要扣除约占工资基数10.5%的个人社保缴费部分(不考虑公积金因素影响),获取的净工资收入在扣除个人所得税之前仅有名义工资的90%。

  

   企业支付的劳动力成本与员工所能获取的工资收入之间存在的约三分之一工资差额为制度性成本,该部分成本比重过高,对此,四年的减税降费改革对各项社保缴费率逐步下调,对个人所得税上调了起征点和扩大了级距。这些政策大幅度地减轻了拥有较多普通职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完成了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重大制度性转变。

  

   二、1994年以来我国重大财税改革历程

   每一次税制改革都是国家与纳税人权益关系的调整。自1994年税制和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政策方向上经历了提高宏观税负、有增有减的税制调节、稳定宏观税负、降低宏观税负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4年到2001年,提高兩个比重期。1994年税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在提高“两个比重”战略指导下,我国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及政府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增速,宏观税负快速上升。在此期间,我国税收收入由5127亿元增加到15301.4亿元,年均增长16.9%,而同期GDP由48198亿元增加到110863.1亿元,年均增长12.6%,税收占GDP比重也由1994年的10.5%提高到13.8%。政府收入比重即宏观税负水平则从12.3%升至19.4%。

  

   第二阶段:2001年到2012年,有增有减的税制结构性调整期。在此期间,虽然提高宏观税负的政策总基调并未改变,但是在实践中对税制采取了有增有减的调整。2003年开始的东北振兴计划中首次允许抵扣机器设备的进项税款,并在2009年扩展至全国范围实行。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同时废除了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征收的各种收费、摊派、罚款的权力。由于三提五统的数额统计不全,而收费、摊派、罚款则在财政预算收支中没有统计。所以,这次免除农业税费改革的成效在政府收支的统计中数量很少,但是,据专家的调查,农民获得的税费减免红利有几千亿之多。这项改革大幅度降低了隐性的宏观税负水平。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降低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并提高税前扣除标准,大幅度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该年,恰逢国际金融危机,与企业所得税改革同时又采取了提高出口退税率、提高增值税起征点、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一系列结构性减税的措施。这些减税措施为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时期,宏观税负水平仍然保持了持续上升态势,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3.8%升至18.3%,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从14.8%提高至21.2%,政府收入占比由19.4%升至35%,为政府提供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充分的财政资源。

  

   第三阶段:2012年到2016年,稳定宏观税负期。在此期间,对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判定和调整方向产生了分歧。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对这样一个关乎国家大局的问题采取了审慎的态度。虽然多年来事实上已经将“提高两个比重”的方针转变为“有增有减”的方针,但是在正式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至此,中央正式决定将“提高两个比重”方针转变为“稳定宏观税负”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年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稳定税负”。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重申“稳定宏观税负”。实际上,2012年上海市报请中央批准,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就已经启动了全面减税的进程,并且随着后期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直到2016年5月1日全面实行“营改增”。这项改革的成功为中央将“稳定宏观税负”改为“降低宏观税负”的这一重大财税战略调整提供了新战略的实施准备。这是上海市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对全国财税改革做出的巨大历史性贡献。2012年也因此成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拐点年。这一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8.6%的历史峰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升至21.7%的历史次高点,政府收入比重也达到35.1%的历史高点。

  

   第四阶段:2016年7月至今,降低宏观税负期。2016年7月,中央决定实施“降低宏观税负”财税新战略。这是中央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的新形势审时度势综合研判的重大决策。正因为坚定不移地实施了“降低宏观税负”的新财税战略,我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成功应对了美国对华贸易战、保持了国内经济的稳定,而且在大规模减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还保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并没有出现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为提高国家安全水平、居民生活福利保障水平和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提供了所需要的财政资源。这表明,“降低宏观税负”的财税新战略是符合当前我国国情的,三年多的实施是成功的。

  

   三、减税降费工作取得的成效

   (一)企业享受到的减税降费红利

   1.减税红利

  

   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企业实现减税5736亿元。

  

   2017年1月-11月,营改增累计减税7162亿元。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共减税454亿元;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税收优惠政策合计减税200多亿元。合计7816亿元。

  

   2018年,截至9月底,深化增值税改革三项措施合计减税2386.4亿元,1月-8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共减税3948亿元,同比增长27.7%;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共减税1289亿元,同比增长29.1%;支持重点群体人员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共减税199亿元,同比增长8.7%。综合估测,2018年针对企业的减税规模约为10540亿元。

  

   2019年前10个月,针对企业的减税规模为11992.42亿元,其中小微企业1860.89亿元。

  

   截至目前,企业减税规模合计达到36084.4亿元,如果考虑政策的累积效应,但不考虑经济规模变化的影响,则四年来,累积减税规模为8万亿元左右。

  

   2.降低社保费红利

  

   城镇职工社保缴费政策调整主要是下调企业缴纳部分的缴费率。自2015年起,共经历了五次费率调整。其中养老保险的企业缴纳比例由20%降至16%,失业保险费率由3%调整至1%,将工伤保险费率从1%下调至0.5%-0.375%,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至不超过0.5%。自2015年至2018年累计降低企业成本约3150亿元。2019年1月-10月,降低社会保险费3215.68亿元。2016年以来,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合计减少6365.68亿元。

  

   3.其他降费红利

  

   2016年,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为企业减负260亿元。两次电价下降,降幅为每度电3分和1.05分,企业减负470亿元。2017年取消、免征、停征和减征1368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减收金额3690亿元。

  

   (二)居民享受到的减税降费红利

   1.个人所得税减税红利

  

   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不仅提高了起征点、扩大了级距,还实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征收到综合征收的转型。

  

   自2000年以来,我国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行了三次调整,分别在2005年、2007年和2011年,先后调整为1600元、2000元和3500元。此次进行的第四次改革将个税免征额提升至5000元。据财政部测算,免征额提高到5000元后,我国就业总人数中,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比重从44%降到了15%。2017年末,城镇就业人员4.25亿人,这意味着个税纳税人将从原来的1.87亿人减少至6400万人左右,约有1.23亿低收入群体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

  

   其次优化调整税率结构,重点扩大了20%税率以下低税率级距,尤其是大幅度提高10%、20%两档税率的级次,同时还增加了对于特定群体的专项扣除。

  

   根据《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工作情况的报告》,2019年1月-10月,实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税521.94亿元,加上2018年10月1日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优化税率结构翘尾因素,合计减税4480.84亿元。

  

   2.终端零售商品价格下调

  

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率下调将会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反应到社会零售商品的终端消费物价水平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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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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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 2020年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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