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舟: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以我国西南地区一起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分析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 次 更新时间:2021-03-25 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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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浩舟  
因此,不妨说卷宗体现了美化后的法官形象;但与此同时也正是法官的自我美化冲动,提示了我们对卷宗呈现的内容进行检验和批判的可能方向(项飙,2018:452)。

  

  

   二、一场自由心证的表演

  

   2009年春节过后不久,两个以经营果树为生的农民把当地一家著名的化工企业诉至法庭,其理由是,该企业在化肥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气体,对周围村子里种植的果树造成了污染。两名原告的民事起诉状声称,被告于2003年开始投产运营。2004年,原告栽种的梨子、李子、桃子等作物出现绝收。经原告等人向镇、县、市多级人民政府反映情况,被告化工厂在2004年9月对于原告受到大气污染影响的果树的种类、数量分别进行了登记,并给予原告第一次污染赔偿2214元。2004年后,随着被告生产规模的扩大,原告受到的污染依旧持续。原告于2007年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在2005年、2006年中遭受的污染损失。在二审法院的调解下,原告最后得到4.4万元的第二次污染赔偿。同时原被告双方约定,2007年后的污染另行依法解决。本文重点分析的这场官司发生在2009年,原告第三次要求化工厂进行污染赔偿,诉请法院支持其在2007年、2008年两年遭受的污染损失约6万元。本案的一审结果是,环保法庭判两名原告败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双方在二审的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这场果树引起的“依法抗争”,最后以原告自行撤诉的结果告终。

  

   从表面上看,这起案件的审理是严格依照法律进行的。不仅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权得到了保障,而且本案的一审过程也受到一套公开透明的程序的规范:法院在收到原告起诉状的一个月后把受理案件的通知书送达了当事人,同时送达的还有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和法院的审判纪律监督卡;本案开庭的过程向社会旁听开放并且提前发布公告;判决书由法官向当事人当面宣读,当事人对于判决书的意见被记录在案。这套包括了立案、受理、送达、传票、公告、开庭、宣判等缺一不可的环节的司法程序,其主要的目的是保证司法的权威性,防止法官偏袒一方当事人的情况出现。诉讼的程序看上去对于双方当事人是公平的:双方都有权利聘请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双方都有申请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双方都可以在庭审过程中提供证据、进行辩论以及提出发问。法官对于案件的审理看起来也是中立客观的:本案开庭宣判的过程主要被法庭调查所占据,在双方当事人逐个证据、逐个证人地进行举证和质证之后,法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对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为依据,对于本案作出了判决。那么,在这个严格依照法律的、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尊重事实和证据的、公平公正的民事司法程序的最后,为什么本案的原告败诉了呢?为什么法律没有保护环境污染中的无辜者呢?

  

   根据本案的判决书,法院判决原告败诉的主要原因,是原告在实际损失这一点上提交的证据不足。在一审的判决书看来,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中,现场照片的说明力不足(叶片坏死有可能是自然导致),而原告其他证据全部来自2007年之前,因此对于2007年之后原告是否遭受污染损失,缺少证明力:

  

   本案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照片、省林业厅文件、经果林赔偿说明、xx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xx公司律师承诺函等证据,以证实其果树受到了污染及损害,但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文件、赔偿说明、律师承诺函等材料,均是2007年以前被告对原告赔偿的一些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在2007年以前的生产中对原告的果树有污染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并根据相关依据进行了赔偿,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2007年、2008年被告又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也不能作为原告2007年、2008年索赔的依据……对于原告提交的部分果树叶片坏死及挂果落地的照片,本院认为,即便是正常生长的果树,经历风吹雨打挂果也有可能掉落地上,故该照片不能证明绝收或减产。

  

   尽管看上去好像非常严谨,环保法庭的上面这段判决里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首先,环保法庭关于日期在2007年之前的证据不能作为原告2007年、2008年的索赔依据的说法,其实站不住脚。原告提交2004年省林业厅文件、2005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等文件,原因是文件中包含了当地果树的生产期划分和年平均产值等信息。法院要计算污染带给原告的损失,不仅需要知道原告种了多少果树、果树种了几年、果树减产或绝收的程度怎样,还需要知道处于该果龄的果树是处于初果期还是盛果期、在当地市场的年产值多少。从2004年到2008年,这两项普遍信息的准确性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此,原告提交的两份政府文件的证明力很强。法院对其不予采信,属不必要地缩小了有关联性的证据的范围,增加了原告举证的难度。其次,判决书的事实查明部分忽略了一份重要的证据:原告的村委会提交的对于原告户损失较大的证明。这份证据对于原告来说十分关键,但是判决书在表示原告提供了这份证据后,接下去对于这份证据的内容却沉默了。再次,在环境案件中,法官一般要通过勘验现场来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但是在本案中,“看现场”这个法官惯常采取的、既对办案有实际帮助,又能体现出“司法为民”理念的环节也被省略了,法官在举证能力不足的原告面前,显得爱莫能助。通过上述种种分析,我们发现,法官作出原告损失证据不足的结论,其实是通过故意把一些重要的证据和线索排除在考虑之外。所谓的自由心证过程,即法官“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易延友,1998:190),在本案当中,更像是法官装出的一种姿态,和故意给人看的一场表演。接下去的问题在于:如果本案原告没遭受损失的结论,不是法官基于证据通过“自由心证”的过程作出的,那么法官的真实判决理由又是什么呢?

  

   在本案中,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因素是,当地政府于2004年成立了“污染事故调查领导小组”。2004年5月,在被告化肥厂第一次因污染与周围村民发生冲突后,当地县政府成立了由副县级干部担任正副组长,由县政府办公室、县环保局、县农业局、县林业绿化局和xx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共同组成的“污染事故调查领导小组”(下文简称“工作小组”),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和受污染农林作物的补偿等工作。在这之后,“工作小组”每年都前往被告化肥厂周边的几个村子,查看果树受到污染的情况,并确定对于农户的相应补偿数额。显然,对于法官来说,在本案的原告是否受到污染的问题上,县“工作小组”已经先于法院作出了最终的结论:

  

   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词,原、被告所在地的xx县人民政府在2004年就成立了由林业、农业、环保等部门组成的工作小组,每年均对包含被告在内的各污染企业周边村寨的农户种植的果树及农作物是否受到污染及损害进行跟踪调查。2007年经过跟踪调查,原告所在的xx村2007年农作物及果树生长正常,未纳入污染赔偿范围。也就是说,原告的果树在2007年并未因被告排污受到损害。2008年因受冰冻自然灾害的影响,被告生产不正常,对周边果树及农作物影响较小。

  

   综上,被告虽有排污行为,但原告并无证据表明其果树在2007、2008年受到了原告排污的影响并导致损失,而被告提交的证据却表明原告在2007年、2008年并未受到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对2007、2008年损失进行赔偿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工作小组”结论的存在,是本案原告败诉最主要的原因。可是,“工作小组”结论是否正确呢?存在两点明显疑问。首先,原告拒绝接受污染补偿,主要是因为“工作小组”认定原告的果树处于初果期。1997年底,原告被当地的林业站发展成为水果种植户。截止2004年污染调查时,原告栽种的日本砂梨树龄已逾6年,已属于盛果期果树,年平均产值是初果期果树的5-7倍。“工作小组”认定两名原告的共738棵梨树处于初果期,属于明显的纰漏,并且引起了原告强烈的不满。其次,“工作小组”在2006年底突然决定,由于被告投入资金进行技改,此后,对于周边受污染农户的赔偿程度下调40%。以上两点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工作小组”在确定环境污染补偿标准的时候,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在内,并未一定将农户的实际损失纳入考虑中。“工作小组”认为,2007年、2008年原告所在村的果树并未受到任何影响,这个判断,至少是有待法院来核实的。

  

   事实上,本案的法官很清楚,“工作小组”的结论并不完全可信。“工作小组”的成员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证词不乏可疑、断裂和矛盾的地方。比如,xx镇政府负责污染协调的杨某在庭上表示,如果有农户向镇政府投诉污染,“工作小组”会在接到通知的24小时内来现场检查。可是,就在杨某当庭发誓在2007年、2008年没接到过农户投诉后,原告却当场反驳,曾经在2008年去办公室找过杨某,并且给杨某的手机上打过电话。再比如,县林业局的工程师万某在庭前调查的过程中表示,他去原告家的土上看过。原告的果树生长不好,是因为缺少肥料以及疏于管理。这和他在庭审当中“小组调查只通知村、不深入到每家每户”的说法之间,前后有矛盾。又比如,在确定赔偿的程序性问题上,县环保局执法大队的孟某和县农业局的农技师归某的证词之间不一致:前者表示“工作小组”会召集村、组、政府和群众开会,后者却表示,污染赔偿一般只有村、组干部参与协商,普通农户不参加。在这些相互抵消的说辞背后,“工作小组”究竟是如何开展接诉、调查、赔偿等等工作的,始终是一个谜。问题在于:既然法院知道“工作小组”的结论有可能是与实际不符的,那么法院为什么轻易地采信“工作小组”的结论,却对本案的其它证据不屑一顾呢?法官难道不应该“以事实为依据”, “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吗?法官在本案中判决原告败诉,是否因为有一些难言之隐?如果法官服从“工作小组”的决定是不得已的,那么法院在判决书当中进行事实说理,这又为什么是必要的呢?

  

  

   三、上诉制度和司法责任的“双轨制”

  

本文重点研究的这家基层环保法庭成立于2007年11月,在同一时间成立的,还有为了应对上诉需求设置的xx市中院环境保护审判庭(《工作资料汇编》:8)。1982年,新中国在第一次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当中,确立了两审终审制度。一审法院的判决如果在二审中被改判、发回重审,负责一审的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相关成员有可能要承担“错案责任”(王伦刚、刘思达,2016:31-32)。法官故意违背证据,是“错案责任”的主要方面之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8月发布的《人民法院审判人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审判人员如果有涂改、隐匿、伪造、偷换、损毁、故意忽视证据等等情形,各级人民法院内设的监察部门,应当追究审判人员的违法审判责任。但是如果一审判决在二审中改判、发回,完全是因为法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那么审判人员不需要为此承担“错案”责任。同样的只有故意违背证据才追究责任的做法,还出现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当中。如果法官“故意违背法定程序、证据规则和法律明确规定违法审判”,那么审判人员明确会被追究责任;但发回、改判如果仅仅因为“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争议或者疑问”,法官对于此“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那么这明确不属于追究责任的“错案”情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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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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