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21-03-10 1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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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在实践上,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存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相互贯通的问题,也就是理论如何发挥其解释和服务现实的能力,区域国别在实践上卷入了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单位和层次,能够平衡理论导向和实践导向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需求。

   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通常被认为是问题导向的研究,本文将其置于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述中来讨论,从实践的意义上探讨其本体价值。如图2所示,在国际关系的本体意义上,区域国别研究可分为理论、文化、治理和政策四个维度,其中,理论是规律总结,要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文化是本源,是国际性和关系性的还原方向,理论维度的指向是理性和科学,文化维度的指向则是人文与价值,治理与政策是国际关系的实践领域,治理是客观无政府世界的实际状况,政策则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与具体分配。

  

   首先,在理论上,简约化是理论抽象和规律普遍性的需要,但理论的简约要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今天,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任何学科都不能脱离“国际性”和“关系性”而孤立存在,“国际性”和“关系性”恰恰是国际关系学科的本质与内涵。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是体系理论的高度概括,具有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然而,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科并没有像经济学、社会学一样赢得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地位。究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述,国际关系理论在追求简约化和科学化中简化了单元层次,略去不同国别样本的差别,这种样本差异在自然科学中是可以简略的,如在病毒学研究中,只需重点关注引起病变的特殊病原体的核酸分子结构和基因组图,而无须关注其他病毒的复杂化学结构。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足200个的国家或地区样本,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样本数量无法类比,若化约为同质性的单位,人类社会就成了物质一样的存在,不再具有“人”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属性,社会科学也就失去了价值功能,国家作为施动者的能动性就成了一种机械运动。早在60年前,马丁·怀特就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表现出这种担忧,认为它的缺陷将是“知识和道德的贫乏”(intellectual and moral poverty)。因此,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通过文化路径来还原或充实样本的价值属性,同时需要接受国际实践的现实拷问,而不是在机械主义的研究议程上越走越远。像自然科学一样,理论既要对现象进行解释,也要用于指导社会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社会现象的规律性总结,可以用于指导国际实践,也需要从国际实践中汲取营养。区域国别知识是在地经验的累积,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既要在国际实践中丰富这种在地属性,也要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馈和回应。“为了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应该区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充分发掘社会科学的条件性,通过解决既有理论的缺陷并探索它们之间的兼容性来寻求理论突破的空间。”在理论生成上,区域国别研究是国际关系概念创造和元叙事灵感的来源,尤其在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上,有更大的理论生成空间,进而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层次。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基于印尼研究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完全可以反馈到国际关系的本体论述中,理查德·勒博文化还原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拿到非欧的地区和国家去检验和修正,戴维·莱克的国际关系等级理论也完全可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继续深化。

   其次是实践,实践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一种行动逻辑,它更关注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区域国别单元的实践具有国际关系的本体属性,包括了多种行为体自我治理的客观状况和权力主导的分配与行动。国际实践既是罗西瑙所说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治理”,也是一种权力政治。国际治理有极强的路径依赖,权力影响无处不在,权力的施动者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非国家的。权力分配不只来自结构,也可能来自人性的欲望,文化还原的意义就是要解构这种权力,并将其作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实施的依据。因此,国际治理与公共政策是国际实践的两个面向,前者是客观世界的不同行为体的自然治理状况,后者则带有施动者(主要是国家)的政治意志和主观意图。实践意义上,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如民族),禀赋自有先天差异,资源占有也是不均衡的。因此,“不平衡与综合发展”(UCD)是一种不可能短时期消除的世界常态,任何民主、公正和公平的追求,都无法忽略这样的事实,只有权力和价值因素的介入才有可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正如“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所说,“政治学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国际关系研究在实践上也具备这样的功能。

   在治理上,区域是一个人文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单元,区域国别的治理实践可以弥补既有理论的缺陷。“区域系统是无政府的,但却是有治理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权力、制度与文化嵌入其中,互动的网络形成物质性的活动空间,组织建构是以共同体想象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治理塑造了不同区域国别组合的特质,具有建构国际性和关系性网络和组织的功能。区域国别既是国际关系单元层次的组合,也是物质性权力运作的场域,聚合了国际关系中的多元单位和不同行为体,国家仍然是一个首要的施动者和行为体,各种复杂而多元的治理力量需要通过国家“缝合”到一个完整的区域治理体系中。从理论应用来看,公共政策和决策咨询既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应用领域,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应用领域。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将国家行为、公共政策与权力分配相结合,有利于通过实践维度,实现区域和国家组合的善治,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应用价值。通过实践,体验、调查、获取和掌握区域国别的第一手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目前,大数据、云计算和仿真模拟技术已经能够处理海量的区域国别数据和资源,通过特定的方法进行参数设置和数据分析,可以对区域国别事务进行科学评估和提前预测。

   综上所述,人类生活在不同区域国别的组合系统中,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族群特性既是人类自身的天然特征,也基本设定了国际关系单元层次的活动场域。全球治理的范围太大,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常常又是分离的,区域国别层次的治理以国家为首要单位,以区域为场域,提供了一个中观的框架,既是对“全球治理失灵”问题的理论回应,也有利于解决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常常脱节的问题。实践检验理论,实践也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从政策角度来说,将国际关系大理论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有助于发展出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和吸引力的中层理论与微观理论”。

  

   结语

  

   20世纪末,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家曾围绕“国际性”或“关系性”展开辩论,他们的假定都是在体系层面,基本省略了可以落地的“国际性”或“关系性”实证。事实上,他们说的国际性正是结构、制度和文化哪一个优先或更重要的问题,这种辩论若没有国际实践支持,就是永无休止的“范式战争”,最多是不同理论范式解释力的轮替,这也是无政府国际社会假定无法被证伪的原因。实际上,对结构、制度与文化的具体探讨,正是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提供案例或实证的领域,这就给国际关系学科理论与实践、观念与行动的融合提供了契机。然而,在诸如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主流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区域国别研究却是被割裂的,面对全球范围的国际实践,相关研究也有其局限性,而国际关系学科却可以提供全球层次的共享知识。目前来看,国际关系学科的定位仍然比较模糊,不过,国际关系研究作为“国际性”知识生产和交互的平台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也是切实可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数字互联技术的发展,“国际性”知识的需求大大增加,传统的“学院派”国际关系研究已难以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国际关系研究只有兼容并蓄地吸收来自不同学科的“国际关系”类知识,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才能回应这样的知识需求,国际关系学科也会在新知识的生产和创造中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正是这样一个领域,对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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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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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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