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事件与灾民理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1 次 更新时间:2003-02-17 0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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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广受人们关注的广东肺炎事件及由此所引发的部分城市居民抢购风波,终于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平息。现在,有关方面都在反思这一事件。的确,发生这样的事是不幸的,但如果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为今后类似事件的处理提供一些经验,也不失为坏事变好事。然而,不管我们怎样反思,有几点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此次非典型肺炎疫情何以演变成一个事件?谣言又是如何传播的,竟至于引起包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在内的一场不大不少的抢购风波?而公众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为什么表现得如此轻信、盲从和脆弱?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要做到完全避免突发灾难的发生是不可能的,而灾难的发生,特别是一些大的突发灾难,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谣言的出现,因此,要完全杜绝此类谣言也是办不到的,但这不等于不能把谣言控制在一个较少的范围内和较轻的程度上。一般来说,在一个崇尚理性、规则清明和公众知情权能够得到保障的社会里,谣言传播的几率比较低,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比较轻。而在一个舆论管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社会里,公众越是得不到事情的真相,事情也就歪曲得越厉害,谣言造成的杀伤力也就越大。不仅如此,谣言的盛行和快速传播,实际上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内部结构的某种失衡和不稳定状态。

  

  在此次广东肺炎事件中,我们看到,谣言先是围绕疫情本身传播,接着发展到拿美国打伊拉克说事,最后则变得面目全非,与疫情毫无关系了。而公众在这场谣言传播比赛中,先是抢购与疫情有关的药品,后来则干脆抢购大米、盐等生活日用品了。虽然从事后的查处来看,有所谓的奸商想利用这次疫情大赚一把而散布谣言,但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些谣言,并进而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个传播连环?因为,如果说“非典型性肺炎”还能算是与“天灾”沾点边的话,那接踵而来的米荒盐荒则简直是无稽之谈,只要我们回归常识,稍稍推敲,本来是不难判断的。而倘若我们再联想到去年天津发生的爱滋病扎针事件中出现的谣言满天飞的情形以及这些年来零零碎碎出现的其他一些谣言,事情看来并非如此简单。

  

  问题还在于,在谣言传播与市民抢购的关系中,虽然前者表现为因,后者是果,但前者只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它并不必然表现为出现了谣言就会引起市民抢购。说起抢购,我们很多人都是从短缺经济时代走过来的,对此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印象。至今人们记忆犹深的,是1988年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那是在短缺和通货膨胀双重因素带动下掀起的一场全民抢购风潮,它差点使改革开放的形势废于一旦。但现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绝大部分产品都相对过剩的今天,更尤其是在广州、深圳等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竟然仅仅因为一场谣言,也出现一轮抢购风波。这其中的深层根源就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了。

  

  所以,简单地指责人们在谣言面前表现出一种非理性是无济于事的,甚至,追究有关部门在事情刚发生时由于没有及时公开真相而带来的失职,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固然,这些是引起此次广东肺炎事件及抢购风波的原因之一,但是,它们不是本质的原因。我以为,与其说公众在谣言面前表现出一种非理性,还不如说这就是他们表现出的一种理性。当然,这种理性是一种“灾民理性”。

  

  所谓“灾民理性”,是借用任不寐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任先生在其《灾变论》一书中指出,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首先,“活着”和“可以蛮不讲理地活着”构成了中国人的两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等等。而“灾民理性”产生的根源在于生活的艰难。由于人口的庞大,资源的有限,人与自然一向处于对立状态,向自然掠夺就完全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狂信。当人与资源的这种紧张关系同时转化为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和人与自己的紧张关系时,前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敌意”,后者表现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经济上的“自我剥削”。 因此他把“灾民理性”概括为: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

  

  从任先生的解释来看,“灾民理性”的一个最根本特征或者说最高目的,就是“活着”。其实,民间也有一句话对“灾民理性”作了通俗而形象的诠释,这就是“好死不如赖活”。虽然千百年来,灾民并不是经常出现的,但贫穷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却一直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就使得中国人的“灾民理性”十分发达,并集中体现在所谓的生存智慧上。这些年来,各种形式的“厚黑学”、“潜规则”以及“官场文学”的盛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承平时候也许表现得隐晦一些,一旦突发灾难和危机降临,蛰伏于人们心中的“灾民理性”便暴露无遗。此次广东肺炎事件中的谣言和抢购现象,不过是这一理性的再次发作罢了。

  

  因此,要改造中国人的“灾民理性”,就需要彻底铲除它的生存土壤,而要铲除其生存土壤,就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正是今天我们要做和在做的事情。但问题也在于,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加之人口的庞大,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并未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得以缓和,相反,由于很多地方采取一种“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紧张关系还有所加剧。可以说,这始终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换言之,虽然我们现在摆脱了经济的短缺状态,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得到了部分缓和,但由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所决定,如果生产力不能保持一以贯之发展的话,同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短缺和贫穷就随时有可能降临我们身边,从而,由短缺和贫穷所决定的“灾民理性”也就挥之不去,在下一次突发的灾难和危机中,谣言又可能照样蜂起。

  

  谣言止于智者。广东肺炎事件告诉我们,在谣言面前保持一种清醒的判断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套危机处理和应急机制,公民要有对真相的知情权。而相比于它们,长远而言,更为根本的则是消除“灾民理性”产生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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