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代谢增长论——市场份额竞争、 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21-02-23 00: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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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知识资本。他们都未能明白, 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双刃剑。超过适度的增长范围, 人口、 资本或知识的增长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健康成长。下面我举两个亲身观察的例子。

  

   2012 年夏天我访问埃及时发现, 中东目前的社会动乱根源在于阿拉伯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 而同时粮食供给不足, 造成知识青年的高失业率。埃及人口增长率四倍于中国, 但 GDP 增长率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早从罗马帝国开始, 埃及就是向欧洲出口的粮食生产基地, 而现在埃及却成为美国的粮食进口大国。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埃及的高人口增长率和高教育普及率加上自由贸易政策, 应该导致经济的繁荣。但是实际上埃及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克服埃及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原因是埃及并未像中国那样投资于计划生育和农田灌溉工程, 尼罗河水的利用率很低。无论埃及是军事政权还是民选政府, 他们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人口与资源的约束关系, 在实践上导致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不解决粮食问题, 搞什么民主或军事专制, 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宗教矛盾只是经济问题的表面现象。

  

   美国经济则面临另一个问题。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广为宣传的知识积累和教育水平并未促进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依据中央情报局 ( CIA) 的数据, 美国、 英国和西班牙的平均教育年限是 17 年, 德国是 16 年, 中国和埃及是 12 年。依据内生增长理论, 你会期望美国的制造业比德国与中国更有竞争力。然而, 苹果公司上任总裁史蒂文· 乔布斯生前在 2012 年当面直率地告诉奥巴马, 美国制造业无法与中国竞争, 苹果公司设计的产品不得不外包到中国生产, 原因是美国教育不再大规模培养制造业短缺的中级工程师 ( Barboza et al. ,  2012)。中国也曾面临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中国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引进德国的技术教育体系, 不完全照抄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 才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换言之, 经济学中, 知识结构比知识总量更重要。在增长理论中引入非线性的互动机制来取代新古典的单向作用机制, 我们才能提出更好的经济政策, 来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

  

   (四) 理论模型与计算机模拟

  

   理论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是两种常用的理论研究方法, 但是两者在方法论上有很大差别。理论建模的目标在于从大量观察中抽象出一般的特征, 其代价在于牺牲掉若干次要的细节; 然而, 计算机模拟的目标与理论建模相反, 计算机模拟特定对象的细节越多越好, 所付的代价是难以推广至其他的对象。换言之, 理论追求结论的普遍性、一般性, 而计算机模拟追求具体性和特殊性。

  

   就方法论而言, 我们的市场份额竞争模型构造的是一般性的理论框架, 而系统工程学和计量经济学则是两种不同的计算机模拟法 ( Forrester, 1961;  Meadows et al. ,2004)。计算机模拟的竞争用经验数据的拟合程度来检验。科学理论的竞争用可控制的实验来检验。经济学中, 可控实验的规模和范围受到经费的限制。所以, 历史上经济学派不同思路的检验主要靠历史事件或历史趋势来定优劣。例如, 大萧条动摇了 “ 看不见的手” 即自稳定市场的信念, 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崛起并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英美的主流经济学。卢卡斯的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理论流行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时期,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给了其重大打击。

  

   外生增长理论于 20 世纪 50 年代赢得大量关注, 那是 “ 二战” 后美国的黄金时代。内生增长理论在互联网兴起时诞生, 引发所谓新知识经济的热潮。美国干预伊拉克的战争失败和 2008 年金融危机, 使大家注意到全球化时代依然有许多国家处于贫困陷阱, 人们开始质疑经济增长的收敛论和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性。我们的代谢增长论是把经济学和世界史的新思维, 用数理模型来加以表述。从世界观而言, 我们对当代问题的观点更接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察:  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塑造了不同文明的历史。这也是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历史观。

  

   六 结论

  

  

   技术进步和资源开放是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如何理解技术、 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动态互动, 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和外生增长理论都将抽象的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忽略了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点上,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斯密、 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相比, 在数学形式上似乎有引入优化论的进步, 但在经济思想上是一大倒退。因此, 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很难理解发展机制、 环境危机和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 没有结构改革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发达国家的危机处理效果不大。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 ( Chen,  2010)。经济周期波动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小波的影响; 市场心理和货币运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次要因素。这是 2008 年大衰退给我们的主要教训, 和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有很大不同。凯恩斯、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经济理论的共同局限在于, 他们都忽视了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会改变全球竞争的格局, 以及经济强权的兴衰。

  

   我们从人口动态学出发的研究回归到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  即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和资源承载力的限制。这也是现代化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基本教训。非线性人口动态学可以替代经济动态学的理论框架。我们的几个工作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

  

   第一, 工业化可以描述为新资源和新市场的系列发现。物质财富同时取决于规模经济 ( 资源承载力) 和范围经济 ( 资源种类数目)。因此, 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生物多样性同样密切相关。不加节制的自由资本主义最大的后果, 是破坏地球几亿年积累起来的生态资源, 最终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

  

   第二, 熊彼特长达几十年的长波 ( 也叫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和 “ 创造性毁灭” 的创新过程都可以由人口动态学中技术小波的起落来描写 ( Schumpeter,  1934、  1939、1950)。我们从宏观与金融指数的增长波动中观测到, 非线性增长趋势和不规则增长波动的叠加可以解释为逻辑斯蒂小波的包络线 ( Prigogine,  Allen,  and  Herman,  1977 ),这使我们能在产业兴衰的技术小波和宏观总量的经济波动之间建立起联系。换言之, 我们找到了宏观波动的中观产业基础。

  

   第三, 我们发现结构性失业源于技术竞争造成的产能过剩。不同于经济周期的微观基础,  这是宏观失业和经济周期的中观基础 ( Lucas,  1981;  Chen,  1996a、  1996b、2002)。我们发现结构性失业的另一个来源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而生物多样性是实现充分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四, 我们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本质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规律。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视为一系列的随机扰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宣称知识增长是简单的积累过程。我们揭示出知识发展新陈代谢的本质, 是科学革命造成现代的技术。科学思维的范式变革和间断性的技术发展表明 ( Kuhn,  1962),  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式像小波的兴衰。小波运动的特点和新古典模型的随机游走 ( Random Walk) 完全不同。随机噪声没有频率和周期的特点, 而小波可以描述任何生命体和经济体的生老病死的变化, 即常说的生命周期。而随机噪声是没有生命的背景涨落。从非线性的视角出发, 我们能够看到技术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动态的收益变化, 并理解组织和制度的共生演化 ( Co - evolution)。

  

   第五, 我们把文化因素引入学习竞争。风险追求的个人主义和风险规避的集体主义是市场份额竞争下不同的竞争策略。历史上不同的分工模式的形成和资源约束与文化差异都有关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来源于生存环境的多样性。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宣扬的普适价值论和演化经济学倡导的多元价值论不同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是把英美文化的特殊经验夸大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经验。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违背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基本观念。

  

   第六, 我们发展了一般斯密定理。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 工业革命刚刚开始, 斯密只注意到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当代的历史经验让我们认识到分工受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波动的三重限制。新古典经济学单纯强调稳定性的作用。我们发现系统稳定性和系统复杂性之间存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此消彼长 ( Trade - off) 的关系。经济演化是双向演化的动态过程, 其发展方向是非均衡的多样化, 而不是均衡下的趋同。

  

   第七, 我们提出的复杂演化动态学, 为建立经济学的统一理论奠定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的各个分支是互相矛盾的,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企图用线性理论来描写非线性的现象, 结果是: 静态的微观经济学没有产品的创新和生命周期, 加总而没有结构的宏观经济学无法应对结构性的经济危机, 基于布朗运动的金融经济学排除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只讲交易不讲组织的制度经济学难以理解混合经济的不同组织产生和演化的规律。我们注意到没有微观经济学无法理解利润率的变化, 封闭的宏观经济学无法理解国际竞争对一国经济政策的制约, 基于无套利机会的金融理论实际上为金融投机挤出实体经济打开大门,  新制度经济学也难以理解市场经济内生的不稳定性和政府在混合经济中的作用。我们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不适用于工业经济, 因为哈密顿函数 ( Hamiltonian Function) 的优化理论只对封闭系统成立。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本质是开放系统中开发资源的竞争过程, 创新的不确定性无法用已有技术下的优化策略来处理。新古典经济学流行的基本概念, 如完全信息、 理性预期、 噪声驱动周期、 零交易费用、 无限寿命、 IS 曲线、 长期均衡和无限增长等等, 都违反物理学基本定理, 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托邦 ( Chen,  2005、  2007、  2008、  2010)。因为人是具有生命周期和相互影响的社会动物, 理性人的概念和人的社会性不能兼容。我们建立非线性振子模型来描写宏观经济中观察到的色混沌和复杂周期 ( Chen,  1987、  1996);  我们用生灭过程来处理宏观与金融的随机涨落 ( Chen,  2002);  我们用逻辑斯蒂竞争模型来描写代谢增长 ( Chen,  1987);  我们发展的人口动态学模型可以处理开放经济的经济耗散系统。小波表象和非线性振子模型是我们构建经济学统一理论的基石, 用统一的演化经济学视角讨论微观、 中观、 宏观和制度经济学的复杂演化动态学行为。新兴的复杂科学为研究非线性动态学和非均衡机制提供了新的工具 ( Nicolis  and  Prigogine,  1977;Prigogine,  1980、  1984),  这些工具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化的理解是重大的突破。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们一度认为, 经济演化太复杂了, 所以很难用数学语言把演化论思想模型化 ( Mirowski,  1989 ) 。这一观念在复杂科学时代不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历史观念, 因为他们的模型是线性和均衡的。真实的历史发展可以用非线性和非均衡的动态学来描述。研究的关键是建立理论与观察之间的联系。

  

   (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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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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