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谦:个殊化与融贯性: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规范内涵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 次 更新时间:2021-02-21 22: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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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谦  
皆缺乏相应编制标准、事项范围与购买程序等实施性规定。最后,就奖励保障规范要义而言,虽然既有规范围绕“依法享受或给予税收优惠”予以了明确的授权设定,但“税收优惠”不等于“表彰和奖励”的全部事项。

  

   2.为激励非营利性设定明晰的行为评判、效力连结指引

  

   笔者建议,应就激励非营利性设定明晰的行为评判、效力连结指引。首先,就鼓励参与规范要义而言,应在后续实施性规范中,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部门“参与”该类事务的主要方式,设定为政府购买服务、招标扶持或提供产业政策导向等。这些方式属于“协调平衡、辅导和服务”的行政指导手段与体系化、形式多样化的行政奖励手段。[28]此外,既应根据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实施标准,基于公共文化设施最低限度的非必要(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商业化经营原则,设定经营性文化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负面清单,以确立必要的禁止准入事项与准入许可要件,也应基于鼓励经营性文化设施最低限度营利乃至公益化原则,设定相关经营性文化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奖励量化条件标准,从而为所涉鼓励参与规范要义,提供必要的行为评判可操作性指引。其次,就购买服务规范要义而言,应在后续实施性规范中,根据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实施标准,具体围绕书报借阅服务、广播电视节目提供服务、电影放映服务、文艺演出服务、设施开放服务、文体活动组织服务等方面,设定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事项清单并明确其广延适用范围,且与相关政府采购、招投标法律规范确立较为清晰的效力连结指引。最后,就奖励保障规范要义而言,应在后续实施性规范中列明各类物质性奖励、精神性表彰措施所涉“奖项结构、奖励标准、评审程序、效益评估”等事项,[29]以及符合享有“税收优惠”的“捐赠”形式、标准。此外,还需针对所涉“税收优惠”的幅度或档次,与相应的“产业政策法的必要性审核”及相关税收征管法律规范确立较为清晰的效力连结指引。[30]

  

   三、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融贯性权益事项

  

   文化事业视域中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权益事项,往往是所涉规范内涵的结果性秩序表达。其应当表征为相应行为规范体系保障的各类发展状态,绝不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某一特定目标面向的达致事实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更为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公众的整全性基本文化需求作出实质性上的满足。相关服务活动应围绕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不同权利面向,来识别各类权益事项彼此间的逻辑关联,进而厘清成就相应客观价值秩序的融贯性主观权利结构。基于此,该类权益事项旨在凸显所涉“社会共同体中由人的实然需求所型塑的应然规范”表征的法秩序作用的充分发挥,[31]围绕在主观权利面向“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全面进步”的有序达成,[32]来促进“维护社会自治和良性运转、促进文化自觉为目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33]学界应基于非营利性价值目标所蕴含的社会效益最大化考量,围绕“激励并促进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34]积极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体文化权利与积极文化权利”,[35]从文化参与权益、文化成果分享权益和文化平等权益这三个方面,来尝试厘清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权益事项的融贯性规范要义。

  

   (一)文化参与权益事项

  

   文化参与权益事项是其所涉主观权利结构的逻辑起点。在“履行积极给付及平等保护义务”的背景下,[36]国家给付方通过文化信息采集与需求反馈所实现的定向干预,是成就相应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蕴含之客观价值秩序的前提保障。

  

   1.文化参与权益事项的规范表达

  

   《保障法》和《图书馆法》就文化参与权益事项予以了专门规定。例如,《保障法》第9条“根据群体的特点与需求”之规定,第28条“结合当地实际”之规定,第30条“根据其功能特点,因地制宜”之规定,第34条“因地制宜”之规定,第35条“符合农村特点和需求,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之规定,第36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之规定,第37条“根据居民的需求”之规定,第38条“适合在校学生特点”之规定,第40条“具有民族特色”之规定,第56条“反映公众文化需求的征询反馈制度”之规定;《图书馆法》第13条、第31条“因地制宜”之规定,第24条“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之规定,第34条“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和“考虑群体的特点”之规定,第42条“听取读者意见”和“完善反馈机制”之规定。这些相关规定从国家给付方和给付相对人这两个方面,就文化参与权益所涉双向规范事项予以了较为全面的列明。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保障部门、公共文化设施所表征的国家给付方,主要根据服务对象特点和服务区域特点来实施给付,给付相对人则主要通过文化需求反馈机制来进行参与。其中所涉“特点”、“需求”与“实际”究竟是发端于相对人的客观事实呈现,还是给付方的主观想象臆断,则往往决定了相应国家给付的现实绩效。

  

   2.文化参与权益的保障进路

  

   应基于既有“文化需求征询反馈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在后续实施性规范中设定更具可操作性的文化信息采集与需求反馈有效机制,从而为保障相应文化参与权益提供更为客观、真实的定向引领。

  

   一方面,就文化信息采集而言,应尝试将非日常化的基层调研采集文化信息方式予以定期固化,将其与常态化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宣传机制同步衔接。相应宣传活动及同步信息调研工作必须下沉到村(社区)这一层级,可明确要求“每周一报一交流、每月一讲一访谈、半年一会一问卷”。向所在村(社区)群众每周播报一次各类文化活动信息,并同步进行相关信息口头交流;每月组织一次不同文化活动主题宣讲(培训),并同步进行相关信息书面访谈;半年组织一次群众文化集会,并同步进行相关信息问卷调研。此外,还应设定日常化的线上采集文化信息方式,大力推进依托“互联网+”平台,通过“三微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以及客户端)的线上途径来采集相关信息,并将线上文化服务事项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工作实绩考核指标。

  

   另一方面,就文化需求反馈而言,应明确并公示群众文化需求表达渠道。村(社区)的农家(社区)书屋可现场设立“群众文化需求意见箱”,乡镇(街道)一级文化站可设立“群众文化需求意见电子信箱”,并有专人每月一次汇总整理填写“基层群众文化需求表”,逐级报送乡镇(街道)、县(区)两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此外,还应设定群众文化需求回应规程。根据报送的“基层群众文化需求表”,乡镇(街道)、县(区)两级组织的文化服务项目定期需要完成动态调整。乡镇(街道)一级文化站可每三个月调整一次,县(区)文化馆可每半年调整一次,调整幅度不得低于前一周期的30%。县(区)文化委可每半年在其官方网站公示“基层群众文化需求汇总与落实表”,并在村(社区)、乡镇(街道)两级现场公示。

  

   (二)文化成果分享权益事项

  

   文化成果分享权益事项是其所涉主观权利结构的关键手段。在凸显“共享性和不同权利主体间利益平衡”的背景下,[37]为确保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当事人皆能切实从国家的各项公共政策中获益,国家作为给付方所主导设定的成果基准、衡量事项,是成就相应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蕴含之客观价值秩序的方法保障。

  

   1.文化成果分享权益事项的规范表达

  

   《保障法》和《图书馆法》就文化成果分享权益事项予以了专门规定。例如,《保障法》第11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之规定,第15条“数字服务”之规定,第33条“公共数字文化”之规定;图书馆法》第8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之规定,第30条“文献信息共建共享”之规定,第31条“数字化、网络化服务”之规定,第36条“图书互换共享”之规定,第40条“数字服务网络”之规定。这些相关规定从文化成果的分享手段角度,就所涉“信息”、“传播”、“网络”等技术的应用原则、路径乃至技术产品、平台等具体事项皆予以了较为全面的列明。科学技术固然能为文化成果分享效益保障提供必要的手段支撑,相应的技术规程亦容易实现模块化与规范化,从而有利于规模化推广与数量评判。然而,“分享”仅仅是该类主观权利事项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分享了什么“文化成果”,以及什么样的“文化成果”值得被分享。立法者有必要将文化成果基准、衡量事项纳入规范设定范围,以实现相应文化成果分享的效益化推广与质量评判。又如,《保障法》第5条、第15条、第28条“指导标准、实施标准”之规定,第17条、第20条“国家规定的标准”之规定,第19条“设施配置标准”之规定;《图书馆法》第27条“国家公布的标准”之规定,第28条“国家有关标准”之规定,第40条“标准统一”之规定。这些相关规定仅就“标准”事项予以了原则性确认,未能根据“层次、形态日益多样化”的公众文化需求,[38]来列明结构类型多元化、动态调整阶段化的成果基准、衡量事项。

  

   2.文化成果分享权益的保障进路

  

   立法者应基于既有“标准”的原则性规定,在后续实施性规范中设定相对清晰、可操作性更强的成果基准、衡量规范,从而为保障相应文化成果分享权益提供更为全面的整合引领。

  

   一方面,就成果基准而言,应根据我国当下社会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状况,从凸显“基本文化权利和文化需求”的最低限度供给角度出发,[39]将各类共识性公共文化服务事项中所必须列明设定的指导性服务项目,列为成果基准必选事项。今后可围绕《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列明的“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送地方戏、设施开放”这六类基本服务项目中的羁束性量化规定,来设定较为清晰的规范效力连结指引。此外,立法者还应根据对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状况的科学预测,从凸显“公民市场主体和文化主体地位”的多元化、差异化供给角度出发,[40]将各类共识性公共文化服务事项中所选择性设定的参照性服务项目,列为成果基准可选事项。可围绕《国家标准》列明的“文体活动”项目,以及其他六类基本服务项目中的“提供借阅、信息、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数字电影放映服务”与“送文艺演出”等裁量性模糊规定,来设定较为清晰的规范效力连结指引。

  

   另一方面,就成果衡量而言,应基于《国家标准》与省、市、县各级地方实施标准所形成的“既有基本共性又有特色个性、上下衔接的标准指标体系”,[41]具体围绕“3类项目、14点内容、22项标准”的三级指标,[42]来设定现阶段成果衡量标准。此外,还应以“提升文化精神、充分发挥各方面潜能”之文化需求、品位的逐步改善为导向,[43]根据未来不同时期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发展的现实需要,围绕系统设计与结构要素这两个方面,对成果衡量三级指标进行必要的适时动态调整。最终,在“服务质量目标化、服务方法规范化、服务过程程序化”的原则引领下,[44]与时俱进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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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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