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明代士大夫的法律修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23:43:32

进入专题: 明代   士大夫   法律修养   法学造诣   法律精神  

张群  
就令妇女“离异归宗”,若妇女诬告,亦依律罪之。如此则“凶徒不得肆奸而良善庶免污辱矣”。又如关于死罪孕妇问题。有官员提出,按律死罪孕妇产后百日行刑,但若无夫无亲人,所生婴儿难免夭折,有伤上天好生之德,建议今后如有亲人可以托付所生者,依照本律实施;若遇无夫无亲人可以托付者,待所生子女可以自行乞丐,然后行刑。虽然难免理想化,但其慈悲善良用心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明代士大夫的法律精神:抨击酷刑峻法,反对特权专制

   以上主要考察的是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问题,可以看出明代士大夫和官员的律学水平和造诣。要考察其道德情操以及是否具有公正、公平的法律精神,还要看官员们对特权和酷刑等司法不公问题的态度。这方面也有许多案例和论述。

   其一是对个案的关注。除前述王恕仗义执言的刘概案外,较早的一个案例是解缙对李善长之狱的批评,认为说李善长谋反“大谬不然”,明显冤枉。虽然其中没有援引法律条文,但却表现出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窃见太师李善长与陛下同一心,出万死以得天下,为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皆被宠荣,人臣之分极矣,志愿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贵,无以复加矣。若谓其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谬不然矣。人情之爱其子,必甚于爱其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岂肯侥幸万一之富贵哉?虽至病狂,亦不为矣。善长于胡惟庸,则侄之亲耳,于陛下则子之亲也,岂肯舍其子而从其侄?使善长佐胡惟庸,成事亦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公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岂复有加于今日之富贵者乎?

   另一个是正统初年的王文之狱。英宗复辟,作为前朝旧臣的王文和于谦等一起被逮,靠政变上位的石亨等极力主张“置之极刑”,“同列皆无言”,独有御史薛瑄“力言于帝”,认为“不可用重刑”,最终王文“获减一等”处死。对此结果,薛瑄犹深感不满,叹曰:“杀人以为功,仁者不为也。”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前,薛瑄曾因依法处理涉及权贵宦官王振之狱,遭时任都御史王文诬陷“故出入人罪”,下狱论死。后为苏州饥民谋叛案“力辩其诬”,再次与王文冲突。王文对人说:“此老倔强犹昔。”薛瑄在王文案件上表现出来的不计私人恩怨,一切以法律为根据,为弱者伸张正义的精神值得肯定。

   其二是对坏制度的批评。廷杖和锦衣卫干预司法是明代弊政之一,明代大臣屡有批评。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林俊(1452~1527)曾任刑部员外郎、刑部尚书。他对明代廷杖(“打着问”)提出强烈批评,认为“古者挞人于朝,与众辱之而已,非必欲坏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明初廷挞也以宽厚为本,并非以刻为能。成化时期廷挞大臣,允许内着“厚绵底衣”。正德时宦官刘瑾专权,“始启去衣之端”。廷挞范围也有限,成化、弘治年间“惟叛逆、妖言、强盗、奸生打着问,喇虎杀人打着问,其余常犯送锦衣卫镇抚司问,镇抚奏送法司议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调之旨”。但是,“今一概打问,无复低昂,恐旧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正德三年(1508)进士韩邦奇(1479~1555)曾任吏部员外郎、浙江按察佥事、南京兵部尚书等职,性嗜学,经史地理无不精通,著作丰富。他严厉批评锦衣卫破坏国家司法统一。他认为,旧制,刑狱之事“内则三法司,外则总之提刑按察司,后又差监察御史审录,都御史巡抚,且皆付以纠察之寄。其法详且尽矣”。至于锦衣卫之设,“盖以待夫隐罪极恶,天子非时震怒,特遣下之,非以为常者也”。而且其办案权仅限于畿内。但正德二年以后,官校纷纷而出,天下汹汹。韩邦奇所属的山东高唐州同知金波“供应有缺”,皇帝即下令锦衣卫官校捉至京师问罪。韩邦奇认为这不符合原有制度,社会效果也不好,建议今后“在外府州县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官有犯,付之抚按官;抚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内外相承,体统不紊,罪皆阅实,孰可逃刑哉”。

   其三是对皇帝的监督。万历时期,皇太后因皇帝大婚在即(所谓“今岁大喜”),责令在三法司覆奏本上拟旨暂免行刑。辅政张居正上奏反对,仍将各犯照常行刑。这并非酷刑,而是严明法纪,应予肯定。至于皇帝徇私宽纵内臣更在朝臣们的抨击之列。按照明代制度,“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法司,凡大小罪犯,无不由之”,但实践中,一再出现“内臣有犯,不付有司”得以逃脱国法制裁的例子。明代臣僚对此深恶痛绝,一再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不当徇君以为生杀,惟当审轻重之宜”,“臣等为国守法,岂容忍默以漏大奸?”“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臣等奏职无状,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废祖宗之法。”这都是很有法治精神的见解和举动。类似的批评还有一些,不赘。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以上所引文章大多出自明代中后期士大夫之手,这和中期以后司法腐败日益严重有很大关系,但这些观点,实是有明一代君臣的共识,不可认为只是少数人或者一时的意见。《明会要》汇聚了一些明代初期的言论和事例,以见一斑。如明成祖言:“法司问罪,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永乐十年行在刑部奏决囚,其间有律轻而情重者,请置重法,上曰:“律者,法之平也。今欲重之,罚虽当,民弗信矣。其如律。”正统四年御史陈祚言:“法司论狱多违定律,专务深刻……今后有妄援重律者,请加以罪。”

  

   四余论:王樵、王肯堂父子

   王樵、王肯堂父子是明代中后期著名法学家,地位极为重要,前人讨论较多,有必要专门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几个小问题。

   其一,关于王氏父子的正史书写。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刑部官员王昶(1725~1806)曾言:“明金坛王恭简公历官三法司,精研律例,其子肯堂因以所闻者编为笺注,迄今人称述之。”“余由大理寺卿,历副都御史,以及今职,颇与恭简相类,而知识浅陋,无以会其全。”这段话不仅表达了他对王氏父子的尊崇和肯定,还指出王肯堂在法学上是子承父业而青出于蓝。但这和《明史》记载给人的印象有些不同。《明史》只提到王樵的律学成就,而在王肯堂本传里则根本没有提及其司法实践或者律学上的任何成就(包括《律例笺解》),大受赞赏的是其“尤精于医”,所著《证治准绳》“该博精粹,世竞传之”。清代四库全书收录此书,称其“博而不杂、详而有要”,评价很高。另外,和他的父亲一样,王肯堂另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等经学著作,亦为四库著录。显见父子均为博学之士,律学确实只是其学问中很小的一块。

   其二,王樵的律学成就。《明史》提到,王樵曾官刑部员外郎,所撰《读律私笺》“甚精核”。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樵在司法实践上也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他本是张居正欣赏的官员,并获提拔重用(从浙江佥事擢尚宝卿),但在张居正夺情、“诸曹奏留”情况下,他“独请全谏臣以安大臣”,事后马上被贬到外地。后拜南京刑部右侍郎期间,诚意伯刘世延(刘伯温后人)主使杀人,王樵判处将其“革任”。其文集《方麓集》中收录多篇此类文章,叙述案情细致,阐说法理精准。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西曹记》一文。文中谈及在京师刑部任职期间与诸位官员交往状况,颇有助于治史,但属社会史范畴,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不再赘述,但其中所述办案情形颇有补充正史价值。一是关于刑部办理吴时来、张翀、董傅策三人弹劾严嵩案。事先,王樵就对刑部尚书郑晓说:“山可移,判不可改,当以去就以争之。”但郑晓担心刑部态度太过

   强硬会招致皇帝震怒,“恐启士大夫之祸”,终于还是屈从圣意判处三人充军。其间,因担心内阁权臣严嵩进揭帖,激怒皇帝廷杖三人,郑还两次主动派员到内阁所在地西直进行沟通,“稍有以开导(严)嵩意”,“以保全言官,成上圣德”。承办此案的浙江司官员中,员外郎署印庄晋江“口讷”,主事王樵“性直”,高京山较为合适,故郑晓两次选择的都是高京山。

   二是对嘉靖时期“用法重”的多个典型案例,《西曹记》提出强烈批评。比如,边疆文臣此前失事不过充军,现在比照将官治罪,均予斩首:“边方巡抚、总督官系文臣,旧时失事者充军而已,后比依守边将帅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斩罪。文臣比依将官自此始矣。”言事不当者,此前不过廷杖,现在比照子骂父罪处死:“言事者自有对制上书诈不以实与风宪官挟私弹事本律,后加以廷杖,后又加以比依子骂父死罪。比依子骂父之法自此始也。”以上是司法中普遍适用重法的例子。还有一些个案,更是过分:“曾铣建议复河套,夏言从中主之,法司以律无正条,乃引交结近侍官员之律。杨继盛劾严嵩罪恶,疏中援引二王,法司无以罪之,乃引诈传亲王令旨之律。郭希颜建请安储,引妖言律。”“沈炼在戍所骂严嵩,与人角射,象嵩为的而射之,杨顺诬以妖言而杀之,于是乎无天甚矣。”这些案子在《明史》中都有记载,但从法律角度进行批判,还是很难得。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其一,王樵的批判还是有限度的,至少在文字上。他认为,上述这些错判案件的出现,有些是当事人惹怒了皇帝,刑部官员无法维护,所谓“此数者犹以干上怒,上所欲重而法官不能争”,但有些并非是皇帝的旨意,而是司法官员不能公正执法所致。他举海瑞案子说,“嘉靖末年海刚峰一疏直而无礼,亦几乎骂矣,而圣度优容,卒待以不死。乃知前此皆大臣不能调护之罪,非世宗本心也”。但无论怎样维护皇帝的高大全形象,嘉靖年间这样重法处置的案子频繁出现,只能说明当时的政治生态趋于残酷,司法更是助纣为虐。王樵的批评立场和态度一望即知。其二,王樵并非一味反对严刑,在所谓倭寇王直一案上,严嵩欲行宽恕,就遭到王樵的阻拦。史载,王直之狱,严嵩、胡宗宪欲以投降宥死,众颇惑之,王樵认为,“宁可使胡宗宪失信,不可使朝廷失典刑”,且“此中有所许,故彼有所恃而来,实非投降也”。刑部尚书郑晓也持同一意见,“卒拟谋叛律枭示海上”。但现在看来,王樵似乎持论过苛。其三,王樵对嘉靖年间司法的批判,和他较深的律学修养是分不开的。他曾批评时人“多以留心案牍为俗吏,专以文墨诗酒为风雅,往往法律都不细观,鞫问又不耐烦”,质问“无所用心,饱吃官饭,受成吏胥,而可谓之风雅乎?”他举宋代钱若水“密访女奴,卒置同州富民于不死”的例子,认为“前辈用心如此,正是古人为学实用处”。四库说其“文章颇切实际,非模山范水、嘲风弄月之词”,也是比较高的评价。这也是长期研究律学对他的影响所致吧。

  

    进入专题: 明代   士大夫   法律修养   法学造诣   法律精神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律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184.html
文章来源:《法律史评论》2020年01卷(总第14卷),第19-29页。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