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社会变迁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9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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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对国内来讲,工人阶级运动,可以说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如火如荼。这一段时间,美国共产党在天才领袖福斯特的组织下搞得有声有色,只不过他们对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越来越失落,因此违宪展开了武装暴动,最后让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运动陷入低潮。但是,美国的阶级对立,以及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有的族群对立日益凸显,而这个凸显的过程可以说比较漫长,一直到1960年代,因为相对缓和时期的出现。1968年的政治风暴预示着美国解决国内问题,在某方面失败的局面,或者说不太成功的局面。那个时候的风暴,在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酿成。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一直持续到今天;黑人民权的社会运动一直做得有声有色。黑人平权可以说已经相当成功,直到最近,加州州议会决定,将向黑人赔偿,以偿付他们的祖先在贩卖黑奴上、在对黑奴犯下的罪行上应付出的补偿。美国在各种类型的工作机构里的种族名额配置上,倾向于黑人。一般人们了解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10%的黑人有12%的工作机会安排,这胜于其他种族,比如说胜于华人。

   在美国国内,可以说1968年的民权运动有两个重大的变化。第一就是肤色、种族之间的关系有了结构性调整。“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美国梦,要求的是“We the People”——就是制定宪法的主体“我们人民”——这个“人民”开始天经地义地包括黑人。而与此同时,第二个变化就是——美国工业化之后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在1968年风暴之中就有建制派——在1968年运动的时候,建制派遭遇到了青年学生运动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建制派,简单地讲有三个含义。第一,重视法条。第二,维持惯例。第三,利益均分制或者利益均沾制。1968年开始,亚文化群体——当然1968年主要是民权运动,是黑人针对白人社会建制,是青年学生针对既定社会体制的——开始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四)第四次变迁

   随着1990年代外部压力消解,美国可以说迎来了对社会结构或者国家结构而言,第四次结构性的重大变化。随着全球化运动,随着全球共识的兴起,美国也就有所谓全球性政府的意味——就是超国家这样一种建制兴起,以至于美国政府可能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政府的理念,就像在欧盟,德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单纯德国选民的政府了,而是变成欧洲政府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是单纯德国总理,而是变成欧洲总理。美国作为全球领袖,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成了全球总统,美国建制派精英成了全球精英。这个时候,建制派虽然经过196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的冲击——比如说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也类似于1968年非建制派对于建制派的冲击——但不仅没有被冲得稀里哗啦、阵脚大乱,反而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运动,让自己组织得更为严密,而在利益的勾连上更为密切,在交易的机制上更为隐秘。这使得社会对建制派的反弹情绪日益强烈。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美国真正面对的不是一个“我们人民”宪法主体能够容纳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人民”容纳不下的问题,是“我们人民”可能分裂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说,一切欣赏建制或者程序化的人群,都欣赏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建制派一起挤压非建制派,因为非建制派的行动不可预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不可预期就很可能让美国社会的发展难以整合。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非建制派对建制派的反抗,恰恰在某种意义上要恢复的是什么?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了,保守主义的出台恰恰是要恢复美国宪法的原旨主义。所谓原旨主义是什么?Originalism,跟原教旨主义不同。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那是一种宗教偏执,而原旨主义主要强调“我们人民”建构起来的美国究竟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这样的一个原旨主义立场,开始作为人们争夺的一个最重要的美国的社会政治空间和精神空间。

   进步主义强调“我们人民”的扩展性,保守主义强调的是“我们人民”应面对基督教信仰,面对宪法,捍卫人民利益,要有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联邦政府、不可侵犯的州权,人民获得充分保护——譬如说人民持枪权,反对政府的非法的统治乃至于镇压。这个时候,美国社会的裂变可以说是结构性的,所以我在《当代美国评论》已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在美国选举之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重构国家:特朗普理念的政治理论推定》。我说,特朗普本人不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而且他又不愿意接受建制派、共和党、保守主义的理论指引——比如《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是建制派保守主义的杂志;有新兴的保守主义杂志,那就是《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和《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裂变,促成了1980年代以来美国新兴社会运动的一个政治合拍的历史契机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运动常常只是社会抗议运动,它需要政府回应而已。社会运动一旦在政治上合拍,它就要反映为,对美国裂变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政治诉求,美国高层社会在政治观点上和政策立场上做出回馈。这个时候,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曾经非常缺乏意识形态阐述的政治理念都已经开始进入美国的精神场域——那就是社会主义。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桑巴特曾经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断定美国社会性质的书,叫《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强调美国工业的发展,将美国工人高度组织起来,劳联、产联已经使工人的利益在工会组织当中得到了反映,而工会又跟国家有密切的关系——美国选总统不通过劳联、产联的认可,可能得票率都会受到影响——通过它们,美国就化解了像欧洲那样、工会跟政府对着干的危机,因而美国不会有社会主义。但随着美国的发展,外部族群的进入越来越多——美国成为一个全球霸主国家,那么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族群都要来享受美国在全球化发展当中作为世界领袖的发展成果。历来作为世界领袖国家,尤其是1500年大航海时代以来作为现代化世界领袖的国家,都避免不了被全球分享——尽管规模、程度和数量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到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的时候,真正的全球运动使得市场化的风暴席卷了全球,因而全球流动第一次变得可能。

   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裂变过程,同时种族问题依旧是热点话题。而华人的美国社会认同上,一直有重大的分歧。这一次华人可以说既有非常非常忠诚的特朗普粉——“川粉”,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拜粉,尤其是华人中层阶级以上、在大学任教的。我前年到哈佛大学开会,跟一个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教授讨论起来,他说起特朗普就恨得牙痒痒的,以至于我都觉得很难接受了。同样,黑人族群——有色人种代表人群,最有战斗性的人群,组织程度最高的黑人人群——来争取他们期待的在美国社会的权利,那就被身份政治诱导而产生的一种权利诉求,也就是有些评论者强调的:黑人要求的不仅仅是正当的公民权利,而要求的是成为主流的权利。身份政治要求的不仅仅是正当的宪法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且是主导宪法和社会的权利。再加上美国社会人群本身随着深度现代化的发展、身份政治的发展,让LGBTQ试图也要越位到主流文化的地位上去,因而,这一次美国社会的分裂——可以说是一次大分裂——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内部的细化让身份政治试图从亚文化、亚政治变成主流文化、主流政治。

   而另一方面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曾经为美国做出艰苦奋斗的白人族群,尤其是中下层——更尤其从地域上来划分,农业州和铁锈地带的人群,也就是为民主党所蔑视的“红脖子”——他们在社会上深感失落。而其中,一种最强烈的区分就是他们跟移民不一样,他们把自己命名为“定居者”(settler)。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定居而带来美国的发展;正是因为他们的定居而产生了自由民主的美国,让美国成为全球的灯塔;正是在他们建立的基督教背景上,确立了宪法原则,确立了对传统的重视,通过温情脉脉的农业文明、保守文明的建构,而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而在他们眼里,所有的移民,第一是多元背景,第二可以说是多元文化,第三是在美国已登顶世界之后才进入美国相对平等的社会空间;因此,美国的定居者对移民群体发生了非常强烈的怨恨,而我们说,这种怨恨如果基于美国的建国史来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宪法的原旨主义和美国社会本身的变迁,使得美国的政治反馈和精神世界的重建可以说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分析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对分析得要长,因为要从历史做一个宏观的粗线条的描述,落实到现实。

   保守主义在美国艰难寻找定位

   我们来看,保守主义因何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演变为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流派?

   (一)美国保守主义溯源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美国建国之前,美国是没有自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就国父们,尤其是奠定美国宪政机制的联邦党人而言,在《联邦党人文集》当中我们看到英国政治思想,尤其是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以及接受了约翰·洛克思想的法国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设计,这些思想应该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想,而且背景文化当然毫无疑问是基督教文化——尽管约翰·洛克在《政府论》里专门批判了教权论,使得双建论的论证落到了世俗权力的平台上,因而变成了以人的自由来人为建构社会。这也是美国特别强调的、保守主义认为的宪法原则的重要性——而宪法的高位法地位,就是自然法和神定法它们的极端重要性。

   随着美国的发展,尤其美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嬗变。美国建国之初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带有保守色彩的——因为按照拉塞尔·柯克的说法,在19世纪以前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是一家。一直到1848年,欧洲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后,自由主义才面临什么呢?激进主义的极端挑战。这才让法国激进运动开始催生的柏克的保守主义,越来越具有了脱离于自由主义的独立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家也看到,在英美政治思想史上,甚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在19世纪中期以前,基本上没有分流叙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这样的流行的图书里,社会公众读本或者大学教本里,基本上也是把柏克、洛克列为自由主义阵营,而没有把柏克列为自由主义的批评阵营。

   随着激进主义的重要挑战,也就是随着社会中下阶级尤其工人阶级进入社会的主流阶层,社会主义进而变成一个狂潮,变成社会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这个时候,基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此的反应,以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自己意识形态建构的背景和基础的一个再反省,两者开始发生分流。而且,在自由主义内部,相对保守的人群和相对开明的人群,在对进步主义反馈的机制上也开始发生分流;而愿意接受激进主义挑战的那一部分所谓开明的自由主义者,逐渐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某些诉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使得自由主义在面向市场、面向价格、面向限权、面向神性背景保持了基本一致性的立场时,开始发生重大的松动,而使得自由主义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拼盘。密尔在经济上是明确支持社会主义,而由于受自己太太的影响,密尔也是自由主义者里第一个撰写专著而鲜明支持女权活动的。按照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的说法,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由男性给她们提供理论支持的,这些男性对女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武器。换言之,密尔等人把自由主义适应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反抗运动的因素,给容纳进了自由主义;而在相对保守的柏克式的保守主义者们看来,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拉塞尔·柯克也强调,19世纪中期,尤其遇见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以至于英国开始对社会主义运动在政策上发生反馈;而后来,尤其由工党建立系统的议会式社会主义的竞争方案的时候,保守主义就跟所谓开明的自由主义彻底分流。开明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实际上是比较接近今天美国民主党意识形态的。

在美国同样如此。对于美国,实际上一般也都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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