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师徒、父子与工匠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17: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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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儿童天生的好奇心逐渐消失,甚至学习的自信心荡然无存。美国、加拿大学者的试验都表明,获得肯定和鼓励的学生,不仅表现得较其他学生更自豪,而且和没有受到鼓励的学生相比,他们也显得更有主导性,同时也更受欢迎。

   传统私塾中,教师常用竹板体罚学生,这在当时危害还不大。因为在传统时期,知识的进展非常缓慢,教育的主要手段是灌输,让学生掌握师傅已有的知识,就足以知道如何去应对人世,如布谷鸟叫了,就是下种之时,诸如此类。长期的经验累积成知识,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周而复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说的是老人或长者的经验与知识足以应对现在与未来。创新在那时是次要的,因为创新就是突破旧有的框框,甚至是离经叛道,这不符合社会经济缓慢前行的整体步调。由此而来的教育宗旨,就是要循规蹈矩,让下一代沿着上一代的规范前行,对人的天性,则要强加约束,使整个社会在既有秩序中井然运作。所谓人的天性,就是幼儿自然流露的行为——好奇,喜欢模仿与创新,自私而无拘无束,大人不满足自己就以哭闹来争取。传统教育就是约束这些天性,规范其行为与思想,形成稳定的秩序。小孩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懂事”了,但这是牺牲其可爱与创造力为代价的。

   现代知识日新月异,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已有的知识,更要让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去应对瞬息万变的未来社会。哈佛、耶鲁立足于创新性教育。耶鲁本科教育的宗旨是,要培养基础宽、专业强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事先指定如何去运用某种知识,也主要不是在选定的职业对学生进行特定的训练。本科是一个探索的阶段,是一个激发好奇心、发现新的兴趣与能力的殿堂,而不是去发展事先完全确定了的兴趣(Yale CollegeProgram of Study, 2005-2006.Bulletin of Yale University)。先生在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方面,与传统的开启悟性结合起来。


四、启发悟性:创新性思维的培养

  

   培养悟性,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它与现代教育注重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有相通之处。先生授课与谈话,从来不是灌输,而是让你在无形与随意中去领悟深刻的道理,去做出自己的阐释,或在其侃侃而谈中享受与领会,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思维与创新。它主要不是寻求标准答案,同样的教育,每个人的结果或答案不一样。

   每周一次谈话,就是先生的点拨,多随意于无形,亦有苦口婆心之时。先生非常健谈,话匣一开,海阔天空。特别是其人生经历,在我们面前展开一部多彩的画卷,从中领悟治学与为人。累了,师母就会端出水果,四时不同。时间晚了,有时就与先生师母一起吃饭。在短缺经济时代,水果与美食,对我们这些贫困学生来说,不啻为一道牙祭。

   这种谈话式的培养,大概也只适合先生这样的导师。这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健谈与极佳的演讲天赋,而是因为他善于点拨,予人启迪,更因为其人生的丰富阅历就是一部20世纪的史记,听其尾尾道来,就像伥佯在历史的河流中,美不胜收。

   先生给大学新生做过一场演讲,题为“假如我再做一次大学生”。没有一二三条的注意事项,只是让新生们与慈祥的老人一道畅游四十多前的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的校园。如何富有收获地度过四年的大学生活,调整和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就在历史旅游的过程中有所领悟了。可能是缘份,我上大学参加的第一场演讲就是这样一次旅游。

   先生史识极高。对唐代的人均消费的估算,从人们耳熟能详的卖炭翁、卖柴翁入手,平实而生动,引人入胜。先生曾说过,新史料的发掘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从人所共见的史料中发现人所未知的观点,更是一种见识与水平。

   师傅生性聪慧,悟性极高。他谈自己的几次劳动改造,就是现在所说的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在时,将民族学运用于历史学研究,这是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先生与二三同仁得益于云南这个活的“人类历史博物馆”的优势。云南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参差不一,从原始时代到前资本主义时代都可以找到实例。

   武定土地改革,凉山与翻身农奴三同,宜良下放劳动,先生在农业生产身体力行的过程中领悟力高,对农业经济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结合而上升并系统化。唯其如此,对这些旁人看来耽误时间和受到迫害的经历,我没有听到过先生发过半句怨言,尽是收获的喜悦,切身了解中国农民,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钥匙与工具。

   1951年,先生被派参加土改工作队,进驻武定县。作为经济史专家,先生清楚土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土地制度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根基,延续两千余年的社会根基连根拔起,它的影响之大,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这无疑是中国农村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由此先生着力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并成一家之言。先生把它当作难得的机会去体验中国农民的生活,当作一种社会调查,并利用其经济史学的头脑,结合现实去思考,去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他说“这对我的经济史研究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若不是参加过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和1958-1959年的下放劳动锻炼,以及其他许多次的短期下乡劳动,对我国的农民我是毫无感性认识的,当然也就不会有所了解。而不了解农民,怎么研究中国的经济史呢。在和农民的‘三同’中,我对农村社会的阶级结构、小农经济的构成、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农业‘八字宪法’的实际运用……这对我来说是至为珍贵的。”

   “耕作半径”、“交换半径”等经济史学范畴,也是先生在劳动实践中萌生,至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在我国农村,千村万落,星罗棋布。有的村落人烟稠密,有的户口稀少;有的彼此相距很近,有的隔得很远;……在常人看来熟视无睹的这种普遍现象,却引起了先生的经济史学思考。农民终岁勤劳,天天奔走于陇亩之间,农忙时甚至结庐田中,连家也不回。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解释“庐”字说:“庐,田中屋也。春秋居之,秋冬则去。”随着精耕细作的的进步,农民到田间去的时间就更多了,尤其是南方,一年两熟三熟,不断地中耕、锄草、追肥,更是“无日休息”。这就使得农户不可能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进行耕作。离村多远适宜呢?按一般行进速度,从村庄到田间往返大约一个时辰的途程为最大限度。过此以往,便觉得往返费时太多,运载费力太大,管理不便,不合算。这一个时辰的行进时段可叫做“耕作半径”。村落的位置与规模,是由耕作半径决定的。

   用这个半径,以村落为中心画一个圆,便是这个村落中农民所能耕作的最大范围。假若这个范围内的可耕地广而肥沃,能养活较多的人口,那么,村落的规模就较大;反之,村落的规模就较小。如果村落居民数量超过了该范围内可耕地能养活的人口数量,那么,就有一些人必须迁居,从而逐渐形成新的村落。(云南日报1986/8/15)

   与此相对应的是“交换半径”,先生从众所周知的“日中为市”这一自古相沿的现象推导出来的。(云南日报1987/1/2)如果以集市为圆心,以半日程的行进时间为半径,画一个圆,圆内农民就是能到这个集市上来交易的居民,这个半径可以称之为“交换半径”。“交换半径”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以农户居地为圆心辐射出去的半日行程。以这个半径所作的圆,就是这农户交换的地理范围,凡在这圆中的集市他都能去。这与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六边型集市体系理论相比,更易理解。

   先生下放农村的居处门外有一口井,附近人家都去挑水饮用。井旁有一座用砖砌成的神龛,高约二米,面积近一平方米。神龛中原塑有一尊“井泉龙王”,常常有人去烧香贡献;联想起昆明北郊有名的黑龙潭,也有一个龙泉观,香火极盛;在他的家乡路南县也有一个黑龙潭和一座龙王庙,每年阴历正月初八庙会,各族民众毕至,长少咸集,十分热闹。半年的劳动改造调回校后,先生查阅古籍,《龙崇拜的起源》一气呵成。对龙崇拜起始时代的追溯,先生运用多种方法加以逆推,像剥竹笋一样一层层揭露,令人耳目一新。对于龙这一传自远古而至今尚存的崇拜现象,运用逆推法是一最佳途径,这确是先生高明的地方。龙既具有物性,也具有神性和灵性,先生以坚实的治学功底与生动的笔调,像疱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地揭示出来。

   如何观察和发现问题,如何解释经济现象,先生以其异彩纷呈的讲述,引领我们渐渐开窍,有所领悟。来自农村的我,从先生的回忆与体验中,还联想到孩提时所见所做的农活,亲历亲闻的农村景象,渐渐有所贯通。


五、师徒传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师徒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师徒传承,从先生学术总结中得以站上巨人的肩膀。由于先生是硕果仅存的老一辈学者,深孚众望,时常有媒体、政府、学界采访,索取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材料。我得以有机会整理先生的学术历程与成就。在读书期间,整理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李埏先生的土地制度史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等。还受先生命整理《唐宋经济史略论稿》,毕业后两年完成初稿。因先生已年逾八十,目力不及,又追求完美,不克修改成书。20世纪结束之前,应《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的特约,整理《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先生的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博士生期间受先生嘱,将其分散的论文收集和汇编为《不自小斋文集》,先生让我阅读和整理后为此书作跋,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洋洋洒洒成文,先生推荐发表于《东陆史学》。文勋组织《史坛世纪行——李埏先生传记》,我整理青壮年时期的五六十年代,先生的成名之作《论唐代的钱帛兼行》、《论土地国有制》等都发表于这一时期。对先生学术著作的反复研读与理解,有所贯通,仿佛站在山巅的巨人肩上,遥望历史长河。

   先生的谈话,每次的内容如果串起来,就是一部有声有色的近代学术史。其治学的经验,如行云流水般注入我们的心田。其学术交往,就是一部学术史和学术思想史。张荫麟、吴晗、钱穆、闻一多、侯外庐、陈寅恪,先生与这些学术大家过从甚密,得其真传。通过先生的回忆与言谈,我们似乎也在与前辈直接对话。

   通过先生的关系,我们也获得学术机会与交流的资源。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邂逅闻一多先生的孙子,他深情地谈到,李先生是我们闻家的恩人。原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生活贫困,作为地主的李埏先生四处奔波,使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教书,多了一份收入。中央研究院的刘石吉教授,从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中读到钱先生在昆明住在李埏先生家中,1991年来昆明拜访李先生时,专门让我带他寻访李先生陪伴钱穆先生散步的路线。先生的同辈学者吴承明、何柄棣等。先生与大师们交往甚密,得其学术精义,又传承给我们。

   毕业离校之际,先生将钱穆手书相赠的杜工部诗句转录于我:“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前两句寄托着先生对我的鼓励,重点是后文的含义。人生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真正的英才将不畏困难,终将博击长空。分离固然可惜,但情谊将更为深厚。盼久别之后,带来惊喜与收获。殷殷期望,寄托在笔端。然而,弟子愚钝,远离先生,我更难以出师了。

   20世纪最后一年,伯重老师在清华大学重建经济史科,我幸蒙延纳其中,再续新一轮的师徒传承。

   (原文刊载于《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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