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0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2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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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以下因素的交汇已经促成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国家使用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赋权(经营权)、赋能予小农户。在城市快速发展所导致对高档蔬果、肉禽鱼的市场需求的大规模扩张下,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转入了相应的经营,特别是一、三、五亩的小、中、大拱棚高附加值蔬菜种植,几亩地的果园,和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的小农户生产。国家则在提供肥料、塑料、优质品种和技术等投入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结果是(笔者称作)“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的大规模兴起。如今,那样的农业已经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3, 总耕地面积的1/3,推进了新型的“隐性农业革命”——之所以说是“隐性”,是因为它来自农产品结构的转型,而不是传统的某几种农产品的亩产量的提高,因此较难洞察。这种新农业相当规模地提高了小农户的收入。虽然在该过程中,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一窝蜂转种某种新农产品,从而导致价格和收益下跌的一种侧面现象。但总体来说,无疑堪称一个新中级型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去内卷化”“新农业革命”。(黄宗智2016a;黄宗智2020a)

   更有进者,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部分成员进入城镇工作(由此形成今天普遍的[笔者称作]“半工半耕”农户)和伴之而来的务工收入,以及农业劳动机会成本的上升,如今已经形成了另一种比较普遍的“去内卷化”,主要可见于种植粮食(原称“大田”农业)的小农户。其动力一方面来自国家大力推动、扶持、补贴机械化;另一方面是伴随非农打工而来的农业劳动机会成本上升,和对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的需求。两者合起来推动了农村机耕(和播、收)的私营服务业的较广泛兴起。结果是,如今在种粮小农户中,农业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仅投入部分时间的兼职型“副业”活动,借助机械化而投入越来越少的亩均工作日。这种种粮小农户的“去内卷化”和农业的“兼职化”和“副业化”是伴随上述“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主业、全职)高值新小农业而兴起的。正是上述两种小农户农业的並存,解释了如今(根据最权威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所发现的)农业户均10亩,劳均(以原来第一、二次普查的工作6个月以上的劳动投入来计算的话)也10亩的状似矛盾实际。(黄宗智2014a,第3卷;黄宗智,待刊a:尤见第16章)

   但这样的发展较少会被人们认识到。即便是国家政策(可以见于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一直到最近的两三年方才真正关注到小农户的成绩和贡献,初步展示了从过去一贯优先关注规模化农业(大农场)的偏颇,转向重视小农户的创新和发展潜力。这实际上是个与“内卷化”相反的动向,尚未被大多数的人所认识到。它是国家新采纳的“振兴中国乡村”的战略决策的部分内容——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仍然有一定成分的偏重“规模经济效益”的旧政策,将“小农经济”视作落后的、没有前途的实体的长期以来的错误认识。(黄宗智,待刊b:尤见第9章)

   我们还要认识到,“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几亩到一、二十亩型农业农场,乃至于几十亩的机械化种粮小农场,当然和美国的户均2700亩农场的“去内卷化”程度仍然很不一样。后者的主要动向是越来越高度的资本化(特别是机械化),而中国的“新农业”模式则是与其不同的、中级型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生产。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将相当长期如此,“内卷型”和“半内卷型”农业将长期存在。这是其与新大陆的美国的一个基本不同。而且,同样的机制和原理不仅可见于农业,也可见于众多其他产业领域(下面再讨论)。这再次说明,试图仅凭照抄新大陆美国的规模化的、高度资本密集的“美国模式”是多么的无稽。

  

   四、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在小农业之外,治理体系方面的去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动向也容易被人们忽视。不少人将中国的“改革”简单视作向西方式的普适“市场经济”的“转型”,有的更简单将其视作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现代科层制的转向。殊不知,从中国自身的演变历程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从高度内卷化的计划经济和官僚制度基线出发,有意识地让权、赋权予社会的改革:先是将土地经营权赋权赋能予小农户,而后是将市场创业权力和权利赋予不仅是小农户,更是城镇市民。同时,还由中央赋权赋能予地方政府,在行政体系中广泛采用了(中央)“发包”予地方政府,也包括政府通过“项目制”发包予社会人员(包括学术界人员)的管理模式来激发由下而上的积极性。(黄宗智2019b;亦见黄宗智,待刊b:第5章)

   当然,这些更新部分来自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特殊机制——一个具有崇高理念和远见的国家政党,可以起到超越官僚/科层制的官僚主义和内卷化弊病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的党史中,也多次呈现过党的错误路线的问题。在集权的组织体系中,那样的错误能够成为比韦伯论析的科层制的“铁笼”更难克服的问题。这是因为,脱离实际的政策只可能依赖官僚强权/命令主义来推行,并且容易陷入腐败,依赖腐败官僚结合社会其它逐利分子来推动。

   应该可以说,以上转述的改革期间的“转型”和赋权、赋能予社会和地方政府,释放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能量,推动了相当规模和深层的农业和治理体系上的“去内卷化”,是个有效的去政党国家体制下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弊端的措施。笔者长期以来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笔者概括为)由政府和社会互动而产生的“第三领域”治理传统,与西方的国家vs.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十分不同。国内不少学者从西方的理论前提出发,借此来论析改革时期中国所呈现的一些变化,以为中国“也”已经呈现了西方的一系列“现代化”“市民社会”特征。殊不知,这是一种结论先行的普世“现代化”模式所导致的误识,无视中国与西方的基本不同。

   首先是中国传统中可见的高度中央集权但低度社会渗透的(笔者称作)“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十分不同于西方过去和现在的低度中央集权但(相对)高度基层渗透的治理传统。前者导致在西方看不到的正式政府和非正式社会二元互动的(笔者称作)“第三领域”组织的兴起。此点可以广泛见于中国现代之前的基层治理,不仅可见于由社区推荐官府认可的不带薪、不带文书的半正式、半非正式的最底层的关键治理人员“乡保”,以及县衙门中的运作机制,也可见于由中国(“中华法系”)独特的调解制度和正式的官府审判所组成的第三领域正义体系。(黄宗智2020b;黄宗智,待刊b)

   同时,更可见于中国改革时期中非常广泛呈现的上层发包予下层的承包治理模式,包括项目治理,以及政府发包、社会承包(包括社区和个人)的治理体系。这是不能从西方的科层制制度vs.市民社会自治视野对立来认识和理解的治理现象;它的理念和理论出发点不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黄宗智2019a、b; 亦见黄宗智,待刊b)

   在西方,委托-代理理论的关系和机制主要被用于社会私企和私人的合同关系之中,较少用于正规行政体系之中,基本仅见于临时性(ad hoc committee,task force)的跨部门委员会似的组织之中。那就和中国的发包和承包机制被极其广泛用于行政体系的上下级“内包”的运作模式十分不同,也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外包”(尤其多见于“项目制”的运作)十分不同。(“内包”与“外包”的区别见周黎安2018,2014;亦见与其对话的黄宗智2019b)

   使用西方的委托-代理理论来认识如今中国行政体系中的“发包”与“承包”关系固然可以协助西方学者借助其比较习惯的概念和用词来思考中国的行政体系,但也是一个可能带有一定误导性的思路。它容易促使读者下意识地使用西方的双方对等权力和权利的合同关系来认识中国的由上而下的不对等发包-承包关系。农村土地的承包制度便是一个实例;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也是;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当然也是。实际上,我们更需要从中国比较独特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治理传统,而不是合同传统和机制来认识如今中国的治理体系中的发包与承包关系。(黄宗智2019b、c; 亦见黄宗智,待刊b:第11章)

   在中国自身的现代治理传统的演变过程中,国家如今已经基本抛弃了过去革命传统中的、由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不再借助可能趋向高度感情化、甚或群众暴力化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端群众运动。代之而来的是上述有序的逐步赋权和赋能。

   其背后的动力不是西方的、与国家权力对立的 “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更不是其古典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虚构的“无为”国家,而是一个强力、强势的政党国家。在理论层面上,相对“社会”来说,国家不是一个被设想为与其对立的实体,而是一个将社会/人民视作与政党国家二元合一的设想。如今,国家已经朝着放权赋能予社会的方向迈出了巨大的步伐,成功地释放了强大的能量(虽然,也有放有收)。今后,应该会继续迈出更多类似的步伐。我们可以预期,那样的方向将包括赋权赋能予诸如农村社区(尤其可见于最近的 “集体产权改革”和“振兴中国乡村”的战略决策)(黄宗智,待刊b:尤见第9、第10章)、其他社会团体——包括媒体、专业团体、高等院校及其教员们、农村社区合作社,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商会、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乃至于(真正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等。

   一个实例是,在正义体系方面,中国的第三领域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既起到协助政府治理的功能,也起到为人民提供法律服务的作用,更起到为人民调解纠纷的第三领域型、半政府半民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合一的作用。它更可以见于诸如工商部门下的消费者协会的调解,也可见于公安部门的调解。以上三种(法院外的)半正式调解处理了全社会有记录的2500(2507)万纠纷之中的将近1000(985万)万起。[2](黄宗智2016;亦见黄宗智2020b:第5章)这些是在西方看不到的现象。西方的正义体系则更符合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基本思维——要么是科层制的正式治理或正式法庭的审判,要么是私人社会的自我组织,非常罕见结合两者、由两者互动所产生的半正式、半非正式的第三领域。(同上)同样的体系和机制也可见于基层治安领域,国家不仅借助非正式社会(譬如,家庭或社区)的力量,更借助国家与社会互动组成的半正式组织的功能。(例见Jiang, Zhang and Irwin, 2020,及其所引用的多篇江山河教授本人之前的著作)

   如今,那样的模式还可见于不少其他的基层现象。譬如,新兴的政府+社会参与的老年人“居家养老管理体系”的兴起(吕津2010),由政府和城市社区共同参与和组织。也可见于农村的同样性质的养老安排,包括由本社区具能老年人来辅助缺能老年人的生活,它是一种政府(建设养老院)和社区参与的低成本、可循环持续的做法,非常符合中国今天规模极快扩增的养老问题的需要。(贺雪峰2020)在西方,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由社会的私营企业型的营利性公司(或慈善、教会机构)来提供的,但中国,一方面由于其国家功能更为宽广的实际,一方面由于其社区和第三领域的传统,非常顺理成章地形成如此的半正式、半非正式制度,所借助的正是可以用(西方所罕见的)第三领域来概括的传统和现实。这当然也是个可以扩延到更多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做法。

   在改革之前,这样性质的组织可以见于农村村庄集体和城市的单位组织,但伴随改革的转向,国家已经大规模抛弃“集体”而转向依赖私企和私人的做法。处于两者之间的基层社区的,尤其是农村的村庄公共服务因此已经成为一种政府顾不到,原子化社区自身又不理的真空地带。而由逐利机制驱动的项目管理模式下的工程,则大多仅导致营利性的追求,不见社区、合作、服务性的追求和组织。

面对那样的基层公共服务真空状态,如今已经呈现了不少出于合作理念和动机的自发性现象。上述的养老组织便是一个例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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