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绸缪AI时代的失业潮——哲学之维的观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5 18: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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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反面说,就是以使其不损害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17]因此,对AI时代失业潮社会问题的公共决策,也要依此原则筹划,使之符合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能被每个社会成员所接受。据此可以设想和推定,一个能被每个社会成员接受的针对AI性失业潮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方案,应该有三个主要规定。

   其一是随着社会工作岗位的减少程度来相应地缩短社会人均工作时间,从而使剩余的工作岗位能容纳尽可能多乃至不少于以往的工作者。以一个生产单位或用人单位来说,如果由于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使原来需用90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现在可以用60个人就能完成,那么剩下的30个人,也就是占原有人员总数三分之一的人员,就可以被辞退。但是,如果这时将原来每天的工作时间也缩减了三分之一,那该用人单位就还是需要90个工作人员。而如果是将原来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二分之一,那就还得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即90+15=105人。将此道理推广到AI时代的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说,就意味当AI性失业大面积发生时,社会无论是将每周的工作日减少,还是将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客观上都可以起到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的效果。虽然这个缩短工作时间的规定同时也意味着由使用AI技术提高的工作效率,又被分给新增加的工作者的工资成本抵消一些甚至完全抵消,但它仍然是值得做出的制度安排选项。因为在民主社会,由技术带来的收益本来就该让所有的人分享。就一个用人单位来说,由技术带来的收益应该由单位内的每个成员分享,所以用人单位就不应该因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而裁减工作人员,而应是通过减少每个人的日均工作时间使大家共同分享由提升技术所减少的时间成本。

   其二是当诸多社会行业被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取代而成为无须人类劳动力的状况,导致更大量工作人员失业,并且通过缩短工作日也不够解决失业问题时,规定在余下的仍需人力的社会行业中,除去专业研究行业,实行定期分批轮换工作的制度安排。具体做法就是对于每个工作岗位,以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三个月或半年为一个周期,安排2个工作者轮换工作,从而变“一岗一人”为“一岗两人”。于是就会使整个社会的人力工作岗位总数,在原有数量上,又多增加了一倍。不过,这里存在三个需要得到解释的疑问。一是为什么专业研究行业不能实行定期分批轮换工作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工作是探索未知的创造性活动,没有经历长期的学习和训练而形成的专业素质根本不能胜任,何况每个研究者的思路和创造性思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所有已经在开展的专业研究工作就不能被其他人,哪怕是同类的专业研究者所接替。而其他行业,如农业、工业、商业、物流业、服务业和一般公共管理等行业的工作,则都没有很高的专业素质的要求,一般人只要经过短期培训都能胜任。二是为什么设定的轮换周期只是这四个,即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三个月或半年?这是因为,在一年12个月之中,按一岗2人来计算轮换周期,无论是以一个月、两个月、一个季度即三个月,还是以半年即6个月为周期,都能使这两人均等地分配12个月,而剩余的其他任何数目的轮换周期设定,则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三是我们为什么不设定更多批次的人员轮换工作,而只限定在2批次?我们的目的不是想尽可能多地扩大社会就业岗位总数吗?这是因为,每个批次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只能按其工作期即每年中实际工作的月份给付,而不是按12个月给付,否则就会倍增用人单位的人力成本。也就是说,让2个工作者均分原来一个工作岗位的年工资时,每个人可以各得一半。但若再增加一个轮换人员即三人轮一岗,那每个人就只能各得岗位年工资的三分之一,这就显得收入过低,很可能难以维系正常生活。当然,两人各得一半岗位年工资也不算多,也属于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下降。不过由于这时是除专业研究人员以外的绝大多数工作者的工资收入都一样下降,所以他们相互之间也不会有怨言。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免收轮换工作者的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来减少平均工资下降的实际程度,以及通过提高非轮换工作者的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来缩小他们和轮换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其三是当AI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失业人数越来越大,乃至实施以上两项制度安排仍难以应对时,就需要通过创构和实施尊严保障金制度来彻底解决问题。该制度的基本规定是政府定期向每个国民发放一定数额的资金,以使他们全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而所谓有尊严地活着,是指既能过体面的日常物质文化生活,还有余力发展自己的潜能天赋。据此,“一定数额的资金”就大致应是那时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倍。因为至少要有二倍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资金,才算能过体面的生活,而另外的1倍就可用于自己的发展。于是,这时所有的人就都生活无虞,并可自由地发展自己,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其中自然也包括自由劳动。所以,此时每个失业者同时也是自由职业的劳动者。

   问题是尊严保障金为什么要向所有人发放?难道有业人员的收入还不足以使他们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因为既然尊严保障金所保障的是人的尊严,就每个人就应享有,若将有业人员排除在外,就构成了对他们的人权歧视。

   还有一个问题是:覆盖全体国民而又如此高标准的尊严保障金从哪里筹集?政府财政是否能负担得起和持续负担?应该不足为虑,以下的分析和制度安排将证明这一点。首先,当社会实行尊严保证金制度之后,政府财政开支中就不再需要支出退休金、养老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失业救济金、高龄津贴、残疾人补贴、扶贫资金和各种助学金等费用,只需继续开支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的费用。而所有被取消的原有社保开支,就都可以转为尊严保障金。其次,在实行尊严保障金制度之后,由于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个人工资收入就变成了锦上添花的东西,企业给员工的工资就无须包含养活自己和养家糊口的费用,实际工资标准就会下降,这意味企业成本的减少和利润的增加,于是政府可以相应增收企业所得税,由此获得较以往更多的税收。再次,在实行尊严保障金制度之后,一切慈善事业就都失去了意义,因为这时已没有了需其关照的对象,即穷人和弱势群体。于是,以往人们为表达爱心而捐出的大量慈善资金和各种慈善组织的已有慈善基金,就全部都可以用于回报社会,变为尊严保障金的又一个巨大来源。复次,民主国家也需要有社会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就必须重视社会竞争的公平性。因而实行尊严保障金制度之后,社会就应取消私人财产赠予的制度。因为对私人的财产赠予实际上是赠予者给了被赠予者更有利于其进行社会竞争的物质条件,等于前者代替后者进行了一些社会竞争。不公平的竞争行为显然不能允许存在,于是此时就可以规定,所有想赠予的财产只能赠予社会尊严保障金,这就也可以增加尊严保障金的来源和总量。最后,同样基于维护社会竞争公平的考虑,政府可以通过大幅提高征收个人遗产税的方式来为尊严保障金增加更多总量。“大幅提高”的个人应缴遗产税,应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庸之道来确定,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竞争的机会平等,另一方面继续保持社会竞争对推动社会发展的效用。据此估算,个人遗产税应增加到不少于遗产总量的95%,而遗产继承只能在遗产总量的5%或以下。鉴于迄今民主国家最高的个人遗产税率是50%,可知按新的规定,遗产税收入之增幅少说也是接近翻倍的。由于按95%征收的个人遗产税中除了现金之外,一定还会有继承人无权全部继承的土地、房屋、企业股份,知识产权、珍稀藏品等可以持续生利的资本性财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代的延续,这些形式的财富还会越积越多,这就又可将它们都作为尊严保障金的基金保留不动,持续生利,从而实现尊严保障金来源总量的持续累增和基数越来越大。因此,尽管尊严保障金制度较之以往,既极大地扩大了社保范围,又大幅度地提高了人均社保水平,但它还是可以有稳定而充沛的来源,不仅没有短缺或不可持续之虞,而且其总量还会越来越大,以至可以逐步提高尊严保障金的标准。

   对于筹集尊严保障金的五项制度,前四项应都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唯独第五项一定会遇到这种质疑:凭什么将遗产税率提高到95%甚至以上?这是因为民主国家看重公正、公平,如果社会需要有社会竞争机制来推动社会的发展,那在竞争起点上就应做到人人平等,其中就包括财产平等,所以就要设法避免有些人因继承大量遗产而在个人财产方面高出其他人很多,从而拥有明显的起点竞争优势。何况遗产是所谓“继承人”的前辈或亲属的劳动所得,竞争所获,本来就只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因而当遗产人去世,结束了自己的社会竞争之旅时,其遗产就应像任何竞技游戏都必然要有的“重新洗牌”一样,收归社会进行重新分配,以免社会竞争在世代交替中变得不公平。既然如此,政府将遗产人的遗产近乎全部收为尊严保障金,就不属于对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权利的侵犯。至于为何还要保留不多于5%的遗产继承,则是因为如果完全没有遗产继承,或者会导致有些竞争者在竞得足够自己过一辈子富裕生活的财富之后,失去继续工作和竞争的动力,从而减弱社会竞争机制的效力;或者会导致有些社会竞争力强,从而拥有巨量竞争所获的人,任意挥霍浪费自己的资产,使世界资源总量无谓消损。可是,只要还允许有一定遗产继承的情形就截然不同。由于此时一个人的遗产总量越大,留给其后人的那一定比率的遗产数量也会越大,所以所有那些觉得还有必要为自己后代提供更好条件的人,就既不会丧失自己的竞争心,也不会挥霍浪费自己的财富。同时,由于此时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尊严保障金,都有开发自己才能的条件,加之还有义务教育制度和可以有维护教育公平的制度,所以那些有较多遗产继承的人,在人生之初相比其他人,一般只是会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至于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或更高的竞争起点。这就是说,此时的遗产继承虽然还是会导致人们之间的物质生活的不平等,但基本不会导致社会竞争起点的不平等。

   以上关于缩短工作时间、轮换工作和实施尊严保障金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实施效果的说明,应当是可以经得起推敲的。因而只要把它们作为预案,当AI性失业潮来袭之时,就能持续地在社会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就业平等和收入平等。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社会无业人员的总数还是会越来越多,但工作机会的分配和收入的分配会一直是公正的。因此,这个预案作为AI性失业潮的对策,就一定会得到每个社会成员的支持。

  

四、结语

  

   行文至此,可以将以上对于AI性失业潮问题的三个层面的思考集中归纳一下了。这就是,AI性失业潮虽然是不可逆的绝对失业潮,但也是每个人所期盼的自由王国即将到来的象征,所以我们对之根本无须惶恐,更不应该加以阻止,而应积极推进。只是在推进过程中,也就是从必然王国加速向自由王国驶入的过程中,要以缩短工作时间、轮换工作和实施尊严保障金为主的制度创新,来防止社会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以维护社会公正,从而实现向自由王国的平稳过渡。

   在这个过程中,当各种专职智能机取代了除专业研究、社会管理和真人演艺之外的所有人类劳动,使社会中的几乎所有人的工作时间都缩短为零和所有乏味的劳动都统统消失不见之时,社会应对AI性失业潮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自由王国时代就开始了。

  

   注释:

   [1] 韩东屏:《给出一个抗挑战的哲学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 黄鱼:《无人化=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8月18日第005版。

   [3] 蔡恩泽:《AI将带来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10月20日第006版。

   [4] 吴莎:《人工智能时代失业问题的解决之道——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第2期。

   [5] 饶高琦:《谷歌“造人”成功不是最惨失业潮的开始》《科技日报》2018年5月18日第007版。

   [6] 黄鱼:《无人化=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8月18日第005版。

   [7] 盛垒、权衡:《阿尔法狗”会引发失业潮吗》《解放日报》2017年1月10日第014版。

   [8] 转引自陈岩:《“工业4.0”真会带来失业潮吗》《四川日报》2016年6月29日第010版。

   [9] 陈自富:《强人工智能和超级智能:技术合理性及其批判》《科学与文化》2016年第5期。

   [10] 盛垒、权衡:《阿尔法狗”会引发失业潮吗》《解放日报》2017年1月10日第014版;黄鱼:《无人化=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8月18日第005版;蔡恩泽:《AI将带来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10月20日第006版;丁是钉:《应对AI时代的失业潮应作为国家策略》《中国企业报》2017年8月15日第001版。

   [11] 杨先碧:《全能机器人》《检查风云》2015年第18期。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13] 韩东屏:《破解人之迷》,《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649页。

   [16] 韩东屏:《论终极价值》《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韩东屏:《最大的价值观念:何谓至善》,《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6年第2期。

   [17] 韩东屏:《论社会形态及其演变》,《阅江学刊》2019年第1期;韩东屏:《制度的威力》,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4-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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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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