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十四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 次 更新时间:2021-01-21 00:03:58

进入专题: 十四五   供给侧改革  

徐林  
在自由贸易环境下,通过互通有无和比较优势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这原本不是问题,况且我国还属于贸易顺差国。但不幸的是,我国还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保障、意识形态差异、制度体制差异、获得竞争优势等为借口的高技术封锁和禁运,且这一和平时期不应该出现的美国主导的技术禁运还在进一步强化。在外部压力遏制下,任何对全球化产业链和技术链抱有期待和幻想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政治上都不容易被接受。我们还不得不在关键领域继续采取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加强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摆脱对进口产品和技术的严重依赖。鉴于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体系,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好利用国际上最优秀的研发资源,形成更具激励性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环境,以及推进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环境。

   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对外开放。但是,今后的外部国际环境对中国可能会带来诸多挑战,这些新挑战可能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货物与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和准入,可能还涉及体制机制的与国际接轨。这是因为更开放的中国经济需要中国企业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这涉及到跨国间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参与主体法律保护的一致性,这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习惯思维。比如,我们过去常说制定产业政策是一国主权,不容别人说三道四。这一听起来合理的论断在新环境下可能恰恰是不尊重国际规则的表现,因为一国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所使用的政策手段特别是政府补贴等手段,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使受补贴企业相对于不接受类似补贴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所以,在一个开放环境下,如果尊重国际规则,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基于国际规则对他国可能扭曲贸易的国内政策说三道四。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提高政策手段实际成效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的引进,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高水平竞争,通过竞争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在城市开放发展方面,中国需要加快沿海城市群和重要都市圈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改善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的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更好吸引国外创新性资源和高品质企业参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培育形成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资源的人均自然禀赋明显不足。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为3吨标准煤左右,与美国人均11吨标准煤、俄罗斯13吨标准煤的水平有很大差距,只相当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人均消费水平的一半。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行为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居民消费行为趋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也会趋同。我们不能向美国和俄罗斯趋同,但即便是向日本和德国趋同,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还将提高约1倍,但前提是达到日本和德国的能效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终会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这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安全和减排方面的双重挑战和压力。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46190.1万吨,总金额15881.7亿人民币;天然气9039万吨,2551.8亿元,总价值约3000亿美元。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45%,而且还在进一步上升。相对于粮食安全而言,中国的能源安全更具有风险敞口的特点。解决能源问题和挑战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和制造领域加大节能力度,用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类用能主体加大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能效水平。二是优化能源结构,重点提高清洁能源比重,特别是要加快推动电气化和电动化,减轻对原油和天然气的持续上升的进口依赖,降低进口依存度。这是因为我国在风能、太阳能、核能发电方面,还有较大空间通过技术创新和开发模式创新扩大电力供给能力,这一替代不仅是绿色低碳的,还具有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最复杂的内容。一是更好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我国民用经济占比已经大大超过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对就业、创新的贡献日益显著,都达到了70%左右。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可以稳定私营部门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更好激励民营企业和研发人员投入创新、投资未来,在实体经济并为资本市场造就更多面向未来、创新驱动、依法经营,更具创新动力和竞争力的百年老店。二是要创新性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基础的民营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发行主体越来越多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且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理解依然是传统的最终要革资本家的命,这使得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或在国内上市后变现部分资产转移出境,是这类担忧的一种表现。过去,执政党创造性提出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顾虑,缓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这个矛盾。对这一结构性矛盾,需要执政党进一步予以重视并实事求是、创新性地加以探索解决。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话题,值得立足长远、认真研究,找到可行的根本出路,否则我国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是不稳固的,以资本市场作为资产配置场所的资产安全也是不可靠的。三是强化统一市场制度建设,扫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内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任何不合理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政府补贴招商引资的不合理竞争行为,废除各类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行为,使我国具备的大国经济统一大市场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四是依法行使政府治理和管制,减少政府决策、监管和管制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和随意性,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市场经营行为的随意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改善基于规则和法治的可预见的政府监管,促进形成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

  

   如何更有效促进内外需增长

   从需求侧提高内外需对增长的贡献度,发力点不见得就在需求侧,也不在于简单增加消费补贴和扩大政府支出,很多功夫实际上在供给侧,与供给侧的改革、开放、创新密切相关。

   基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稳定的内需扩大。国内需求总体上是就业和收入的函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根本措施是保持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而稳就业的根本措施在于在制度上放水养鱼,养活更多的企业。这需要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创业就业环境,特别是城市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环境。在中国,尤其要注重发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带来的创业和就业效应,一些城市试图通过赶人的做法控制城市规模,实际上扼杀的是城市内生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从企业税费负担来看,在前期降低企业税负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降低企业社保和公积金负担,并通过更多划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以更好地通过稳定就业、优化保障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居民扩大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从长远财税制度建设和财税制度国际竞争角度看,应该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税收结构,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逐步向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过渡,使企业税费负担具有国际竞争力。为了使降税具有可持续性并不对政府民生支出形成挤压,需要进一步优化并精简政府支出项目,削减不必要的政府支出,特别是削减那些锦上添花的政府支出项目、面子工程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开支,逐步降低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比例,提高民生福利支出的比例,政府要带头勒紧裤带过紧日子。

   基于深度城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我国较大的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明显的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从国际国内经验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2倍后,城市化动力才减弱并趋于稳定。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还在2.7倍左右,落后地区城市人均收入与发达地区城市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还十分明显,这说明我国还远未到逆城市化的阶段,需要继续消除城市化的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自然发展创造条件。以人为核心推进深度城市化本质上属于供给侧改革和创新的内容,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还具有扩大国内需求的积极效应。我国现有统计制度下的城市化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实际水平,很多城市常住人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应该采取措施允许2.7亿进城农民工和近1以亿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自主选择获得就业居住所在地户籍并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政府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用于进城落户人口的城市保障房建设和公共服务支出,这有利于稳定预期,扩大消费支出,形成政府支出与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效应要强于简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对社会结构的改善和公平正义的维护也具有积极作用。考虑到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都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该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禁止城市政府采取限制外地人流入或是以疏散为名驱赶外地人的错误做法,还城市社会应有的开放包容姿态。这在经济减速、失业增加时显得格外重要。在深度城市化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供地机制和农村建设用地的高效配置机制,使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城市常住人口特别是落户人口的增加相适应,使进城落户农民工的农村闲置宅基地有更好的入市变现通道和市场化权益价值实现机制。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也要与人口流入地的人口流入规模特别是流入人口落户规模相适应,形成对吸纳转移就业人口落户的正向激励机制。在城市房地产调控模式方面,要改变目前通过行政管制限购限价的扭曲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的不合理做法,通过税收手段调控抑制不合理炒作行为,使正常的房地产需求得到有效释放。

基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我国未来城市化率将达到80%以上,主要城镇人口将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20个左右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这主要是由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决定的。如果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的协调发展做好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就形成了。以往以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主的四大板块区域战略,加上点菜单式的碎片化区域政策,经过20年左右的实施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也留下了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考虑到任何一个板块内部不同省区市之间的较大差异,延续如此大尺度的区域战略或过于碎片化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指导,实际操作性、指导精准性和市场统一性都面临挑战,最后极有可能沦为不同板块之间争相寻求中央优惠政策的政治借口。我国作为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区域差距甚至远远大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本身就有值得检讨的制度原因。事实上,从他国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经验看,真正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恰恰是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会允许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并产生要素报酬均等化的趋同效应。而我国最大的不同就是户口制度制约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平等配置。因此,区域战略和政策应该基于统一市场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聚集机制,做顺势而为的引导而不是逆势而为的干预。因此,应该根据人口流动的趋势,将原有的以四大板块为主要构架的区域战略和政策,转变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空间单元的城市化空间格局优化战略,通过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网络共建、生态环境协作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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