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正林:论法律文本及其公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 次 更新时间:2021-01-11 23: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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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正林  
那么如果在国家主席签署前,发现法律文本存在问题的,此时属于签署文本阶段,应当由立法机关自行撤回勘误处理或修改后按表决文本重新表决处理。如果在主席签署以后发现的,就应当根据法律的修改程序进行修改。

   2.媒体公布与权威机关公布

   在实践中,往往有一些社会媒体或出版单位在立法机关表决通过条文后,立即就向社会公布发行文本。[26]这些媒体和出版单位很多是正式的官方的,但没有经过权威机关授权的,抢在权威机关正式公布之前公布,抢占市场,实际上是涉及利益的,属于市场行为。比如,这次,民法典刚刚通过,还没有由法定机构正式公布时,就有许多出版社开始发行了。这显然是早有准备的,是在立法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早就知晓并准备好了法律文本的内容,等待立法机关表决通过后就立即推向市场的。这种公布是一种社会公布,也是一种商业市场行为,在网络条件下,自媒体比较发达,会越来越普遍。但由于这种文本并非等同于立法机关表决的文本,可是由于发布单位往往有官方的正式背景,容易扰乱人们对正式文本的学习和了解。甚至有些单位借助便利地位,优先从立法机关或其他地方获得表决文本,抢先公布,更容易损害立法机关的权威。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公布不是法律宣传,这虽然是一项市场行为,但会损害立法机关的权威,也需要严格加以规范,必须要等权威机关签署公布后才能发布。

   (二)标准文本与受权公布的文本

   文本的正式公布应该是经过法定的权威部门授权的,比如由新华社公布的民法典文本就是授权的,但根据立法法规定,公布的形式必须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其中,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的文本才是标准文本。之所以可以由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刊载,主要考虑到网络和全国发行的报刊更为迅速快捷,影响广泛,方便社会民众及时了解该法律。两样,之所以在授权公布后还规定了标准文本的要求,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受权主体在文本发布过程中出现错误和与标准文不一致。

   当然,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刊物发行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一般为双月刊,而全国发行的报纸比较及时,特别在今天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的很快,往往比标准文本传递快,这中间就会存在着两个时间差:标准文本公布与全国性报纸和全国人大网络公布之间存在着时间差;标准文公布后与法律正式施行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这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两个时间差阶段中发现公布的文本与标准文本不一致,能否进行修改?对此,立法法并没有明确有规定,而且在实践中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但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不存在,恰恰相反,是有很可能存在的,比如,此次民法典在得到授权的媒体公布后,如果有些社会人士提出的修改意见需要被采纳的,就属于这一情形,值得重视和研究。严格来讲,公布的法律文本必须是也只能是经过主席签署和立法机关通过的文本,也就是说,标准文本必须与立法机关和主席签署的文本相同,那么,经过公布后的任何修改都必须重新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和主席的签署后并再次公布。由于上述两个时间差之间的文本需要修改的问题有细微的差别,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探讨。

   已受权公布的文本与标准文本之间也可能出现差异,甚至错误。其中的原因有可能是授权者提供的文本存在问题,还有可能是因为受权者发行时的错误而出现问题。(1)如果是受权的媒体发行时出现的错误,就应由受权公布者自行改正。立法法之所以规定了标准文本的形式,也主要防止这类错误。(2)如果是由授权者提供的文本错误而引发的,那么就需要核对授权者提供的文本与主席签署公布的文本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应该修改后再发布,这实质上是属于立法过程中的内部勘误行为,而不是法律的修改。从逻辑上讲,此时,标准文本还没有公布,真实法律文本其实外界是不知道的,此时进行的修改只是对非标准文本的修正。也有观点认为,从立法角度讲,人大常委会在表决文本公布后,可以审议通过一项关于该法律表决文本的补正勘误决定或相应的法律文件以解决形式上的文本错漏,如果进行了实质性修改,人大会议有权撤销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这样在立法程序上可以确保立法者意志和法律公布的严肃性。

   一般来说,在标准文本公布之前,仅仅涉及一般性的文字的勘误是可行的,但涉及对法条意思的修改则是不可以的。但即使是内部的文字勘误行为,为了保证立法的权威性,也还是需要受到严格的控制的,况且,到底是仅仅涉及一般性的文字勘误,还是涉及到对法条意思的修改等,并非非常清晰,因此,对这种情形,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立法法对之加以明确的规定。而对于法律的标准文本公布后,还没有实施的,在这个期间出现需要修改的情况,应当根据法律修改的程序进行,以保证立法的权威性。

   注释:

   [1]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向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庄严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标明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郑重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此次民法典先被没有授权的媒体公布的,出现不同版本,有些还有明显的错误。后来由授权的权威机构公布,但标准文本并没有立即公布需要在人大常委会公报上刊载,此时文本仍然有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称《立法法》)第58条对标准文本倾后还能否修改的问题已经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即需要遵守法律修改的程序,但对于只经过立法机关表决国家主席签署向社会公布至标准文本公布这段时间,以及标准文本公布后至法律前这段时间的文本是否能够修改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却没有规定。虽然据实践部门的同志介绍,这种情况在实践中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但从逻辑上的确是可能存在的,因此,还是需要探讨的。

   [3]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六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4]2010年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也是指文本上意义上建成的,民法典则是在社会主义体系建成后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文本。

   [5]彭启福,《理解、解释与文化:诠释学方法论及其应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8页。

   [6]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沈宗灵译,第68页。

   [7]【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8]【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9] 一般说来,我们是在两种意义上适用法律解释这一概念的,其一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确定法律条款之含(conntation)的技艺;其二是指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使法律文本获得意义(meanning)的方式。“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建立在自足的、权威的规范性文本与机械性法官的关系模式上,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以哲学阐释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它强调文本的意义只有在与阐释者的‘’前见”实现“视界融合”中才展现出来,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把握。这种理论否定了规范性文本。”参见强世功:《双重结构化下的法律解释》,载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与上述学界所讨论的司法解释不同,本文着眼于立法解释。

   [10] 参见立法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法律被修改的,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法律被废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规定废止该法律的以外,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12]The "Summa Theologica"of St Thomas Aquinas, Q90 ,Art4 ,at 7—8(1273).转引自Laura Ricciardi and Michael B. W. Sinclair, Retroactive Civil Legislation, 27 U. Tol. L. Rev. 301.

   [1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页。

   [14][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遵三、萨孟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65页。

   [1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87页。

   [16]在代议制政体中,“国家的实际最高权力应当属于人民的代表,因为“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使最后的控制权”。【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碹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页。

   [17]如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根据内阁的建议公布法律。如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法律经通过后,经联邦总统签署在《联邦法律公报》上公布。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18]法的公布时间与法的生效时间是两回事。法公布后于何时生效,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法公布后马上生效或在法公布的同时生效;二是法公布后经过一定时间后生效;三是法公布后按法到达期间计算生效时间。各国法公布后究竟何时生效,并不一致。有的规定于公布之目起生效,如芬兰、新加坡;有的规定1日后生效,如奥地利;有的规定3日后生效,如保加利亚;有的规定公布后第15日生效,如意大利。参见孙晓红:《法的溯及力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9]参见[日]宫泽俊义:《日本国宪法》(释义),日本评论社1955年版,第83页。

   [20] 参见董潘舆:《日本的立法机关与法律的公布》,载《日本学论坛》2000年第2期。

   [21]参见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美洲、大洋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2页。

   [22] 参见罗承宗:《将错就错的总统? ──再访总统拒绝公布法律权》,载《台灣法學雜誌》2009年,第137期。

   [23]参见《立法法》第五十八条签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载明该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第七十九条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文本为标准文本。

   [24]参见宪法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

   [25]行政法规或规章通过、签署后需要公布的,一般在政府公报上刊载;有的通过报刊杂志和电台等新闻媒介公诸于众;有的以文件形式发给有关部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一律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上。

   [26]我国的法律可以通过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比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但是作为正式文本、标准文本应该具有法律权威性,所以我国将法律公布的标准文本确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其他的媒体也可公布法律,如网络、报纸、杂志等,但都必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的内容为准。参见汪全胜:《立法后评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页。

   作者简介:夏正林,法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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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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