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典顺:“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的再理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21-01-11 22: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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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典顺  

   二、实践真理标准: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逻辑

   所谓“实践真理标准”,就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应该遵循的“发展逻辑”。不同的哲学理论具有不同的“实践真理标准”。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标准”就是“唯物史观”。社会主义道路下的“真理逻辑”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而“实践真理”就是“社会实践”中的“真理逻辑”,所以,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实践真理标准”就应该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逻辑。尽管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化唯物史观的研究能力逐步提升,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实践真理标准”的阐述,至今仍然内含在“真理逻辑”的叙述之中,即教科书没有专门研究“实践真理内涵”和“实践真理标准”的差别。这可以从教科书书写“真理逻辑”的三个历史阶段进行了解。其一,“真理逻辑”的第一个教科书阶段——“真理阶段”。在该阶段,教科书不阐述“价值问题”,只关注“真理问题”,即此时的教科书没有将价值与真理相关联,甚至不涉及“价值问题”。如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982年版),全书十四章,第八章为《真理》,所有章节中都没有出现“价值问题”。其二,“真理逻辑”的第二个教科书阶段——“真理与价值阶段”。在该阶段,教科书将“真理”与“价值”放在同一个视阈进行阐述和探讨,从真理观角度可以称其研究为“真理问题的价值视阈研究”,从价值观角度可以称其研究为“价值问题的真理视阈研究”,即该阶段认为真理与价值是同一个研究的两个方面。如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2004年版),全书十二章,第十一章为《真理与价值》。其三,“真理逻辑”的第三个教科书阶段——“真理与价值分述阶段”。在该阶段,教科书将“真理问题”和“价值问题”作为唯物史观的两大研究问题或者说两大研究领域分别进行专门研究。也就是说,该阶段既重视“真理问题”又重视“价值问题”,突出强调“社会意识”的重要性。如袁贵仁、杨春贵、李景源、丰子义为首席专家课题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009年版),全书十五章,第十三章为《真理及其检验标准》,第十四章为《价值与价值观》。

   “检验真理标准”深度探讨的根本原因,理论上是要回答和解决“真理如何检验的问题”,实践上是要“创新社会发展逻辑”和“坚定真理逻辑”。“实践真理标准”的深度探讨,理论上就不仅仅是要回答和解决“真理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增加“真理逻辑合法性如何证明的问题”,实践上既要创新“社会发展逻辑”和坚定“真理逻辑”,还要与各种异化的“真理逻辑”相区别和相论战。从内容上理解“真理逻辑”,异化的“真理逻辑”可以简称为“异化真理”,传统教科书中将其称之为“谬误”。从本质上理解“真理逻辑”,与“异化劳动不是劳动”一样,“异化真理亦不是真理”。值得警惕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异化真理”往往以“真理”的面目出现,即其不承认自己“谬误”的本质。基于此,在唯物史观研究中,植入“异化真理”概念和范畴也是合理的。比如,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度探索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左派真理逻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右派真理逻辑”。如果将“左派真理逻辑”和“右派真理逻辑”不是作为“异化真理”而是直接作为“谬误”处理,既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研究逻辑,也不利于说服左派和右派接受中国化唯物史观的“真理逻辑”。一定时期教科书之所以不将“真理”与“价值”关联在一起研究,是因为学者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真理——不容置疑的价值,即将“真理”与“价值”关联探讨就是削弱了唯物史观的意义。将“真理”与“价值”分离研究,从表象上看,或许会有学者认为是出于对“传统唯物史观”的否定性理解,而在本质上,这是要创新“传统唯物史观”,或者说是为了发现“中国化唯物史观”,即为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寻找哲学基础。

   唯物史观作为“实践真理标准”,理论上没有困难,但对于什么样的“真理逻辑”才能被称之为“唯物史观真理逻辑”,学术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观点存在差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如何把握“真理与价值的关系”,或者说,任何关于“实践真理标准”的理论都必须首先阐释“真理与价值的关系”。美国学者希拉里·普特南在其《理性、真理与历史》的著作中,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称之为“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普特南认为,“即使要有一个经验世界,也必须有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9]这就是说,普特南认为“实践真理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唯物史观作为“实践真理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至少包含三大方面内容。其一,唯物史观是科学的真理观。真理观是理论化的“真理逻辑”,唯物史观的真理观之所以科学,是因为它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科学论证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其二,唯物史观是认知真理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最为重大的革命性贡献,是它在方法论意义上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的结合,为科学认知真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前提。其三,唯物史观是被社会主义探索证明为真理性的“社会发展逻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越来越走向深入的社会实践表明,中国社会发展逻辑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真理逻辑”。

   “实践真理标准”的确立,在实践意蕴上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真理逻辑”。只有建立在科学、合理、正确的“逻辑前提”基础上的“真理逻辑”,才能确立唯物史观的“实践真理标准”,才能被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证明。就西方哲学史而言,存在着以实在论、存在论、经验论、唯理论、后现代论等理论为逻辑前提的“真理观”和“实践真理标准”。就唯物史观自身而言,亦存在着从四大不同逻辑前提出发研究“实践真理标准”的视角。其一,将“经验事实真理逻辑”作为逻辑前提理解“实践真理标准”的研究视角。所谓“经验事实真理逻辑”,就是认为“真理逻辑”根源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生活经验”。该研究视角的优点在于,能够深刻把握“真理逻辑”的根基是现实生活世界,其不足之处在于容易将“生活经验”中的“假象”和没有展开的“现象”等误判为“经验”。其二,将“实践理论真理逻辑”作为逻辑前提理解“实践真理标准”的研究视角。所谓“实践理论真理逻辑”,就是认为“社会实践”的“真理逻辑”应该就是“社会发展逻辑”。该研究视角的优点在于,有明确的“实践真理标准”和既定的“检验真理标准”,其不足之处在于容易将本应该是被检验对象的“真理逻辑”赋予了“检验自身”是否合理的“标准”。其三,将“绝对相对统一真理逻辑”作为逻辑前提理解“实践真理标准”的研究视角。所谓“绝对相对统一真理逻辑”,就是认为应当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统一的维度把握“真理逻辑”。该研究视角的优点在于,能够有利于深度把握“真理逻辑”的内涵和边界,其不足之处在于容易形成思辨理性般的理性至上思维。其四,将“价值真理统一真理逻辑”作为逻辑前提理解“实践真理标准”的研究视角。所谓“价值真理统一真理逻辑”,就是认为应当从“真理统一于价值”的“有用性”前提思维来把握“真理逻辑”。该研究视角的优点在于能够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高度构筑“真理逻辑”,其不足之处在于容易被“庸俗实用主义”所左右。

  

  

   三、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的辩证统一

   无论是区分还是深度探讨“检验真理标准”和“实践真理标准”,基本目的之一是要通过真理的“统一性”来合理和合法地处理“生产力问题”和“生产关系问题”,以促使社会持续良性健康发展。对这种“真理统一性逻辑”,法国学者保罗·利科给予了精辟的诠释,即利科认为,“人们希望能通过对统一的赞美来开始真理的沉思:真理不是自相矛盾的,谎言则是各种各样的;真理使人聚集在一起,谎言使人分离和冲突”[10]。这里的“谎言”,本质上就是指前文所论及的“谬误”或“异化真理”,是一种非学术化范畴的日常生活语言,但其却更易于理解“真理逻辑研究”的实质。在“实践真理标准”问题上,利科认为,“文艺复兴就是意识到真理的多维度性质的时期;正是通过这种历史过程,真理的问题与我们的文明运动本身联系在一起”[10]。真理多元论逻辑,显然与作为“实践真理标准”的唯物史观相冲突。“唯物史观逻辑”表明,如果不进行“实践真理标准”的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逻辑就没有了作为理论基础的逻辑前提作为保障,即“检验真理标准”就失去了可以作为检验要素的内容。如果不进行“检验真理标准”的研究,“真理”的元问题研究就摆脱不了从先验逻辑出发来规定公共性生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归宿[11],即导致“实践真理标准”倒向唯心史观逻辑。既然“检验真理标准”的反思不能遮蔽“实践真理标准”的价值存在,那么社会发展对“实践真理标准”的呼唤,也不应该将“检验真理标准”边缘化。只有准确辨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够有利于准确、科学、正确地把握和运用“检验真理标准”和“实践真理标准”。从宏观上理解,“检验真理标准”和“实践真理标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不能互相取代,不能相互撕裂,属于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

   “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的关联是以差别为前提的,即如果看不到其差别之处,也就无所谓关联问题。它们的差别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检验真理标准”的服务对象是“真理检验问题”,“实践真理标准”的服务对象是“真理规范问题”,即二者的服务对象不同。漠视此差别的后果极易导致要么认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存在而否定“实践真理标准”问题存在,要么认可“实践真理标准”问题存在而否定“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存在,或者说,容易导致用“检验真理标准”包含“实践真理标准”或用“实践真理标准”包含“检验真理标准”的片面性思维来研究真理问题。其二,“检验真理标准”以保障既定的“社会发展逻辑”实现为终极目的,“实践真理标准”以保障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己任,即二者的理论主旨不同。“社会发展逻辑”是“社会发展”的“真理逻辑”,“检验真理标准”是要证明在“社会实践”中是否遵循了既定的“社会发展逻辑”,而“实践真理标准”则是要证明为什么这一既定的“社会发展逻辑”是准确的、科学的、正确的,即二者不是同一个逻辑层次上的问题。其三,“检验真理标准”的主要研究范畴是“实践”与“理论”,“实践真理标准”的主要研究范畴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即二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不同。“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之所以成为哲学问题,是因为它们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概念框架。以“实践”“理论”等为主要范畴构成了“检验真理标准”的概念框架,以“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等为主要范畴构成了“实践真理标准”的概念框架,二者的边界因研究对象不同而十分清晰。

不正视“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的差别不可取,但过度解读其差别又会彼此削弱对方价值,即只有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才有利于为“社会发展逻辑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它们的内在关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尽管“检验真理标准”的微观研究视阈是“真理检验逻辑”,“实践真理标准”的微观研究视阈是“真理规范逻辑”,但二者的宏观研究视阈都是“真理逻辑”,即作为二者问题意识的根源相同。漠视此问题将容易导致忽视“实践真理标准”或忽视“检验真理标准”的“庸俗实践真理论”。如将邓小平哲学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理解为没有“实践真理标准”的“经验真理论”,即该理论将这里的“石头”理解为“日常生活世界”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唯物史观逻辑。纵观邓小平哲学,该理论的“石头”无疑是指“实践真理标准”——“中国化唯物史观”。其二,根据“实践真理”是“检验真理”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检验真理标准”应该以“实践真理标准”为思想前提,即二者理论逻辑渊源相同。“实践真理”是“检验真理”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表明,“检验真理标准”不能取代“实践真理标准”。“检验真理标准”应该以“实践真理标准”为思想前提表明,“实践真理标准”也不能取代“检验真理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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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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