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博:政治、启蒙与理性——康德的公共性原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 次 更新时间:2021-01-06 09: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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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博  
以作为审美判断的虽然是主观的但仍然是普遍的基础,“这样的一个原则只能被视为一个共通感,它与人们往往也称为常识(sensuscommunis)的普通知性有着本质的区别”(V 238)。从康德在他各个文本中对共通感的阐述来看,这样的一个原则很显然并不仅仅适用于审美判断,而是应该构成一切知识和判断所主张的普遍有效性基础,共通感对于一切规则的应用包括理性自身的运用都是必要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对于共通感这一概念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对于我们这里的阐释而言,真正有意义的共通感只是一个调节性的原则,它“仅仅是一个仍然需要去获得的和人为的能力的理念”(V 240)。换言之,与普通的知性相比,共通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感官,即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它在它的反思之中在思想中(先天地)考虑到每一个其他人的表象方式,为了使他的判断仿佛系于全体的人类理性一样,并由此驱除这样一种幻觉,它从主观的私人条件(这些条件容易被认为是客观的)出发会对判断产生不利的影响”(V 293)。共通感的理念要求以他人的表象方式为参照去反思自己的认识,以获得一种普遍的立场,这也意味着,它已经预设了他人的存在并因此超越了单纯的主体性而上升为了对主体间性的要求,理性的运用因此决不能是唯我论的自我独白。康德接下来提出了三个准则以规定主体的自我反思方式:“1、自我思考;2、在每一个他人的位置上思考;3、任何时候都与自身一致地思考。第一个是毫无成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二个是拓展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三个是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的准则。”(V 294)可以说,这三个准则描述了理性自我反思的完整步骤,理性从自我思考出发,到依照他人可能的思考反思自己的思考,并最后返回自身调整和修正自己的思考,消除前后的不一致使之逻辑贯通,只有如此,个人理性的运用才有可能获得普遍有效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脚注中将这三个准则所表达的思维方式称为“公共的”(V 294),它们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主体的一种自我反思的思维方式,而是同时指向了对现实的公共交流和沟通的要求。在后来的《实用人类学》中,康德在将这三条准则作为思考者的一般诫令再次提出之时,更为明确地将第二条准则表述为“(在与人们的交流中)站在每一个他人的位置上思考”(VII 229),这充分表明了公共性原则对沟通的要求。康德的公共性原则并不仅仅是理性的一个思想实验,因此他每次对理性的反思运用的主张几乎都指向了对表达自由的要求,而这一自由正是现实的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思想的自由始终与表达的自由紧密相关,对理性自由运用的主张必然会指向对理性公开运用的自由的主张。即使我们可以在思想中先天地去设想他人可能的思考方式,但只有通过现实的沟通才能真正获知他人的思考,换言之,个人对自己理性的主观反思运用,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现实的公共性的中介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普遍有效性。在《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中,康德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人们虽然会说:即使言说的自由或书写的自由能被上面的权力夺走,思考的自由也不可能被它夺走。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仿佛与其他人在共同体中一起思考,我们将我们的思想传达给他们,他们将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我们,那我们的思考还能有多少正确性及哪些正确性呢?因此可以说,那些剥夺人的公开传达他的思想的自由的外在权力,同时也夺走了人的思考的自由:这是在一切公民的负担之下仍然留存给我们的唯一珍宝,只有凭借它才能抵御这一状态的灾祸。”(VIII 144)类似的观点在《实用人类学》中再次被强调,在此康德批评了逻辑的利己主义者,他“以为以他人的理智来检验自己的判断是没有必要的,就好像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一试金石(criterium veritatis externum,真理的外在标准)一样。但很显然,我们不能缺少这一保证我们的判断的真理性的手段,这或许是有教养的民族如此急切地呼吁言论自由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这一自由被拒绝了,那我们就同时失去了检验我们自己的判断的正确性的最大手段,我们就会犯错误”(VII 128)。表达自由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启蒙的必要条件和“人民权利的唯一守护神”,而且从根本上就是我们理性自主运用的普遍有效性的必要条件,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指出的,“它已经位于人类理性的原初的权利之中,理性除了每个人都在其中拥有表决权的普遍的人类理性自身之外,不承认任何别的法官”(IIIB 780)。

   理性对公共性的这一内在需求体现在它的一切运用之中,包括理论的运用和实践的运用,后者不仅包括以上已经论述过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而且也包括狭义的道德哲学。虽然在其道德哲学的三本主要著作中,康德都没有明确引入公共性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原则在道德哲学之中不再适用。相反,正因为康德已经在一般意义上论证了理性对于公共性的需要,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在道德哲学中重复这一论证。即便如此,在《论永久和平》之中,康德也已经指出了公共性原则对于狭义上的道德的必要性,“这一原则不仅仅要视为伦理的(属于德行学说),也要视为法理的(涉及人的权利)”(VIII 381)。哈贝马斯在比较他的商谈伦理学与康德的伦理学之时,批评“康德的独白式的进路预设了个体在内在的法庭,如胡塞尔所言,在他的灵魂的孤寂之中检验他的行为的准则”。这表达了哈贝马斯的不满,即康德自己给定了实践理性的先天立法的太多内容,但仍然可以说是对康德的严重误解。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虽然与康德的伦理学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之处,但在强调反思和沟通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差异。哈贝马斯虽然也多次强调他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但以上的分析表明,他比自己所能意识到的更康德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相对于康德对公共性的论述当然更为详细,在论证的构造上也更为精细,这也是当代公共理性理论的共同特点,它们在方法和工具上的创新和完善,可以说有效地深化和在局部上修正、补充了康德所提出的公共性原则,但就理论视野而言,从未超出过康德所奠定的范围。

   将理性自身的实存置于公共性之中的进路,事实上也消解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真理和意见之间的绝对界限。真理并非以与意见截然有别的方式被我们所获知,相反,人类理性总是在各种意见的交锋之中才能步步接近对真理的认识。没有人可以独自占有绝对真理,恰恰是在黑格尔所批评的公共领域的主观同一性之中,我们才能持续地逼近对真理的认识和趋向于正义的实现。不管是真理还是正义,都是一个永远向未来保持开放的议题。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握全部真理,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实现所有的正义,这不仅源于作为真理的对象和作为正义的质料的经验的杂多性,还因为人类理性自身的局限性,人类只有在持续的启蒙之中才能逐渐学会如何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不是一种相对主义的悲观态度,而是在保持对自己理性的谦逊态度的同时,相信人类社会可以持续地朝向进步和完善的乐观主义态度。启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终结的事业,正如对真理与正义的追求是永远不会终结的历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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