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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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  
此外, 中国人黄嘉略与返回欧洲的来华耶稣会士傅圣泽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也有重要影响。33而魁奈关于中国情况的主要来源, 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来源就是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和著作。34伏尔泰的情况也是如此。35因此, 得出的结论包含相当的想象与幻象的成分。

   直至20世纪初, 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马克斯•韦伯并不通中文, 研究中国时所依据的是欧洲学者对少数中国文献的翻译, 如理雅格 (Legge) 译的《中国经典》、沙畹译的《史记》片段, 及其他欧洲学者的初步研究36, 论说亦包含了许多推断。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半研究半想象——所经历的变化, 与其说是因信息丰富而生, 不如说是随中西力量对比变化而出现的, 均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尽管如此, 这些想象下的中国对后来许多西方人 (包括学者) 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都带来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 成为认识的起点。

   这种论断, 原本只是18世纪西欧个别人并无多少根据的论断, 如果没有后来的广泛推行, 处境将和顾炎武的思想差不多, 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不会有多大世界性影响。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包括“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 随着西方的商品, 一同被输送到世界各地, 在坚船利炮的辅佐下, 逐渐成为支配性的话语, 成为众人俯首称臣而罕加质疑的普遍“真理"。37

   这种变化显然不能仅从学理内部加以解释, 更多的需要考虑思想生存的外在环境。正如萨义德所说, “所有的表述, 因其是表述, 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 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38。18世纪末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方崛起, 中西力量对比因而变化,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也由羡慕的对象演变成了批判的靶子, 专制是其中一项重要“罪名"。3920世纪, 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 以及东西方冷战对立局面的形成, 这一论断又进一步沦为西方借以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工具。

  

   二、中国人接受与传播“专制说"的考察

   不仅如此, 关于中国“专制"的想象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 直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道路之时, 这种想象的观点通过日本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 并逐步流行开来, 成为推翻清政府的有力思想武器, 同时也被用作分析中国历史、解释落后原因的利器, 以致演变为一种无须论证的先验结论而传诵至今, 罕有质疑者。

   就目前所见, 最早将“despotism”翻译为“专制政体"的应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40, 19世纪末逃亡日本的中国维新人士及留日中国学生最早通过日语接受了这一翻译, 时间大约是在1899年。

   1.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对“despotism"的翻译与理解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日本接受“专制政体"说的具体过程。“专制"一词很早就从中国引入日本。公元797年完成的《续日本纪》卷7“天正天皇灵龟二年 (716年) 五月庚寅"条, 天皇诏书云“自今以后……其所有财物田园, 并须国师、众僧及国司檀越等相对检校, 分明案记。充用之日, 共判出付, 不得依旧檀越等专制"41, 就已使用了该词。1827年成书的《日本外史》卷1“源氏前纪"养和元年亦载, 清盛临终前说“我自平治年间建功王室, 专制天下, 位极人臣, 为帝者外祖, 复何所遗憾"云云。42不过, 上述语境中出现的“专制"的含义与中国传统文献中是一致的, 即独断专行, 指的往往是侵夺他人 (多指君主) 职权而独断专行, 并非是一种政体。43

   作为政体的“专制"来自明治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翻译。1861年, 日本藩书调所的洋学者加藤弘之 (1836—1916) 著《邻草》, 介绍“世界万国的政体", 称“虽然大凡世界立国无数, 若论其政体无外乎君主政治 (洋名モナルキ一44) 官宰政治 (洋名レプユブリ一キ) 两者……君主政治的政体分为君主握权 (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 上下分权 (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一) 两种"。457年后, 即1868年, 加藤弘之在《立宪政体略》的“政体总论"中则进一步将《邻草》中称为“君主握权"的政体分做两种, 改称为“君主擅制"与“君主专治", 并分别予以解释。君主擅制是“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有, 而擅制亿兆, 生杀予夺之权唯心所欲之政体", 君主专治是“君主私有天下, 其一人专礼乐、征伐之权, 其臣民不得参与国事。与君主擅制稍有不同的只是习俗自然成为法律, 此则对君权稍有所限制而已"。46在日语中, “擅制"与“专制"发音相同, 均为“せんせぃ"。1866年福泽谕吉所译的《西洋事情》将“despot”音译为“デスポット", 并意译为“立君独裁"。471872年中村正直翻译穆勒 (John S.Mill) 的《自由论》 (On Liberty) 为《自由之理》, 其中将“despotism"音译为“デスポティズム", 并意译为“霸政"。48而1874年12月, 尾崎三良 (1842—1918) 在华族会馆所做的关于英国历史的讲座中有一篇名为“君民同治论", 讲述世界各国的政体, 其中说到:“晚近论及国体, 往往分为四类, 曰君主专裁, 曰君民同治, 曰贵显共和, 曰百姓共和。"这里用的是“君主专裁", 下面接着说:概括而言, 为立君、共和两类, 后文进一步指出:

   政事多出于君主之专断, 以是或目之为专制之国体, 以是知其为长君主之私欲、助其无道的阶梯。

   将“君主专裁"称为“专制之国体", 此文次年 (1875年) 3月刊登在《会馆记事》第2号附录中。49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专制"国体的。前此尾崎三良曾随三条实美的世子留学英国多年, 此说当是根据他在英国的见闻与英语说法, 加上他个人的理解提出的。不过, 讲稿中“专制的国体"并没有明确与“despotism"对应起来, 亦没有和中国联系起来。这一联系一年后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译成日文而突显出来。

   1876年日本人何礼之 (1840—1923) 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翻译成日文《万法精理》时50开始采用“专制政治"这样的词汇来译“despotism"。译者在《万法精理》卷2第1回中说:

   政府之三类称为共和政治 (レプツブリック) 、立君政治 (モナルキ一) 与专制政治 (デスボテ#[リ]ズム) 。51

   其中的“デスボテ#ズム"就是英语“despotism"的音读, 译者将其意译为“专制政治"。该书以下部分反复使用“专制"、“专制政治"一词。在该书卷8第21回“论支那帝国"中, 译者根据英译, 明确将中国归为专制国家:

   据此所见, 支那是专制国, 其精神是畏惧。52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确将中国政体划归“专制"的日文著作。上引福泽谕吉所著的《西洋事情》中已将中国 (文中称“支那") 政治归为“立君独裁 (デスポット) "53, 只是当时还没有将“デスポット"译成“专制君主"。《西洋事情》在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影响极大54, 书中的这一观点亦应广为人知。不过, 将这种政体固定译为“专制政体"应是到了《万法精理》出版以后。此后, 专制政体一词逐渐流行于日本。

   1881年中江兆民发表的《君民共治之说》的开头指出“政体的名称有数种, 曰立宪, 曰专制, 曰立君, 曰共和"55, 便是将专制视为政体。1885年出版的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雪中梅》中就有“不知当今西洋事情, 将专制政治理解为最好的政体", “不同于立宪政体, 将专制国家确立为优胜者的地位"56之说, 亦是在政体的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1888年底至1889年初陆羯南在《东京电报》上刊登的评论 (1891年汇编成《近时宪政考》, 作为《近时政论考》的附录出版) 中更是明确提到, 他是从何礼之翻译的《万法精理》中吸取的三政体说, 不过, 文中作者依然是“擅制"、“专制"混用。57

   除了“专制政体"的日译史之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政界对各种政体的认识。概括而言, 自加藤弘之以降, 明治时期无论日本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 根据欧美历史发展, 均视“专制政体"为落后政体, 为未开化的国度所采用, 而立宪政体则是更好的制度。

   在前引《立宪政体略》 (1868年) 中, 加藤弘之在介绍完世界上五种政体, 即属于“君政"的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上下同治, 属于“民政"的“贵显专治"和“万民共治"后指出:

   在此五种政体中, 如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贵显专治等均为未走向开化文明国家的政体。其中如擅制作为蛮夷的政体属于其中尤为恶贱者。

   而“君主专治"则是人文未辟愚蠢的民众众多的国家采用的制度, 随着逐渐开化, 转变为上下同治或万民共治制。作者指出:

   五政体中确实能制定公明正大、确然不拔之国宪, 以求得真正治安之政体, 唯有上下同治与万民同治二政体。因之称之为立宪政体。58

   突出了上下同治与万民共治政体的优越性与正当性, 这种观念成为日后思想界与政治界在讨论国体、政体问题时的基调。1873年11月, 即征韩论决裂后次月, 主政的大久保利通在向政府提交的“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中就指出世界的政体分为君主政治或民主政治, 政体发展方向是归于民主, 至于当时的日本则“维新以来……我国……政治依然因袭旧套, 保留君主擅制政体", 尽管他亦承认未来应实行“君民共治", 当时依然因循旧制, 实行的是君主擅 (专) 制政体, 且认为此制适用于当时的风俗人情59, 自然在他眼中过去的江户时代亦属于君主专制。因当时加藤弘之任天皇侍读, 为天皇讲欧美的政体、制度与历史60, 大久保所使用的

   “君主擅制"当根据加藤的翻译。1874年因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 批评政府为“有司专裁"与“任意放行", 认为不应以百姓不学无智、未臻开明为由而拒绝设立民选议院61, 实际是对执政的大久保利通等施加压力, 希望尽快建立代议制政体。这批自由民权派与执政者在政体问题上的区别与其说是目标不同, 不如说是在实现途径与方式、实现的速度上有分歧。这一点从8年后, 即1882年板垣退助发表的《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演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板垣指出确立立宪政体的7条障碍, 其中就指出日本原来处在封建制, 而封建制是通过专制来治民62, 这一看法与执政的大久保的观点并无根本差别。实际到了1890年, 著名政论家陆羯南还认为从史迹看, 古代以来日本人习惯于专制政治——尽管不一定是君主专制, 因而认为倡导自由、排斥政府干涉的自由论派的思想脱离日本的历史与现实。63

明治初年以来, 日本思想界出现不少提倡共和、民选议院以及代议制, 强调民权的人物, 亦有将居于主流的主张君权的帝政论派斥为“专制论派"的说法。64各派追求的政体目标相去不远, 而实现的途径差别较大, 却几乎没有人否认“专制"与“专制政体"代表了落后与野蛮。65此外, 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以前, 日本各派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种《宪法草案》6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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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0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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