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乃社:殖民、霸权和帝国的空间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20-12-14 20: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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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乃社  
按照杨的说法,很多亚非拉三大洲国家遭遇后殖民主义,而第三世界一词往往是相对第一世界的一种非常负面的表达,与贫困、债务、饥荒和冲突联系在一起,他试图“用一种地理、位置、文化的三个大洲即亚非拉的描述”来替代后殖民主义[7]4。马克思在这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后殖民思考的基本框架,在反殖民的抵抗运动历史上作用至关重要。后殖民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遗产基础上进行,不但吸取营养,而且同时也依照这位伟大的反殖民知识政治家的伟大先例而变化。20世纪大多数时间,马克思主义自身强调了介入其中的帝国主义系统和统治力量的影响,而且勾画出大多数20世纪反殖民写作中,因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激发出未来摆脱殖民统治和剥削的蓝图。三大洲批判理论就是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在自己国家的适用性,以及自己国家的非欧洲历史和文化语境的特殊性。”[7]6这种所谓的特殊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地方化、本土化等。

   其实,地方、认同、全球化等问题与后殖民批判直接相联系。简要说来,在一个大的尺度下,地方本身是建构起来的,参与建构的因素很多,世界历史、全球化是重要的要素。世界历史的形成、全球化的推广和全球范围地方差异性的明确,都无法摆脱对一个问题的研究,那就是殖民活动及其影响,其对地方格局的影响甚大。对地方的关注是后殖民批判研究中的显著特征。从空间到地方、从全球到地方,就像萨义德提出的为地理而斗争,就是在帝国中心和殖民边缘存在的情况下,重视地方和空间的意义和价值。萨义德重视不同或者跨地方问题,还重视基于地方自身活动场所的乡愁的形成、培养、叙述和意义。萨义德的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开始反思西方的东方研究即东方学。在东方学和汉学的反思中,往往面临侨民的寄居和旅居(也可以直译为跨地方、位移,trans-local,trans-location)问题。这个时候,这些东方、汉学研究中的地方建构,就成为值得重视的现象。

   1.东方作为一个地方的建构:东方、西方与帝国。后殖民批判研究的关键之一是萨义德对西方的东方学、东方主义的研究。萨义德的结论很明确,东方是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东方确实存在,但东方是已经被作出很多实质性的、按照西方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东方。按照萨义德的观点,“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已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然而,这些东方形象并非都出自想象。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8]1-2

   其实,地方作为地方,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尤其是近代以来殖民活动的产物,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和西方文明异质性的自然状态。“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8]6。

   但是,东方确实存在,不是虚幻的,强调东方的非东方性,地方的非地方性和全球性、西方性,并非简单否定东方学甚至汉学的地方建构意义,而是要认识其中的主导与非主导、主体与客体等,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在地方的建构中,帝国首先出场。地方一定意义上是帝国和帝国主义的谋划。“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不属于你的、遥远的、被别人居住了和占有了的土地的谋划、占领和控制。”[9]6帝国有强大的缔造地方的能力,帝国时代的生存样态和远方的土地有密切的联系。有了帝国,就会有离开土地的迁移者,这些迁移者就离开地方,开始流动,帝国与难民、寄居、客居密不可分。萨义德说:“在我这里,‘帝国主义’一词指的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几乎永远伴随‘帝国主义’而来的‘难民主义’,意味着向边远土地上移民。”[9]9这个时候的地方几乎是帝国主义的订制品。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中,地方形成了。

   当然,对于萨义德的地方、东方概念的批判也是比较多的。一些比较常见的批评包括:他将西方同质化,把东方污名化,坚持西方或者欧洲中心主义中的非西方因素,强调文化上的依赖和迷信,但是对殖民地文化上的抗拒估计不足。需要注意的是,被殖民国家主体对于宗主国文化上的依赖不全是西方的责任,也不仅仅是东方学的责任,而是殖民地国家本身的责任。

   2.跨地方。对于霍米·巴巴来说,地方是特殊的,是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产物。地方更多时候是一种杂交、模仿、平衡,人们甚至在话语和叙事中建立起民族等。对地方的思考产生了距离,产生了他者的概念。

   霍米·巴巴提出的文化方位是关键概念。在他的《文化的方位》①一书中,location这个词多数情况下被翻译为定位,但仔细解读有关文本,其首先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地方,而定位很多时候在汉语中侧重确定,一个特定地方的意思并不突出。关键不是确定,而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可以翻译为确定的地方、地方化、地方状态。最近有学者翻译为方位,表达的意思比定位要复杂而准确。这里采用这一译法。将location看作地方,可以和其他有关的几个英文词place(地方)、locality(地方性)、site(场所)、settlement(殖民、定居)紧密关联起来。还有些概念值得重视,比如第四世界。从地理上的“第三世界”转到所谓的“第四世界”——由移民、难民、流散者所形成的世界,比较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公民权、叙述权,倡导一种所谓的混杂性世界主义或者“本土世界主义”。其实,巴巴对无论由于何种原因而客居他乡者和一种混杂的世界主义一直关注并有所论述,只是最近才显得比较突出而已[10]。

   跨地方与地方问题的解决。在后殖民条件下,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的客居他乡者都很多,寄居者的乡愁及其限度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如何从普通居住到心灵栖居、再到身心客居或者寄居他乡,如何做移民、难民、流散者,如何解决客居者状态是值得重视的。对巴巴而言,跨地方(trans-local)是可能的解决办法。比如,中国海外华人中有些人就自称“跨地海外中国人(trans-local Oversea Chinese)”,这颇有启发。全球化、流动性、多样性常态中的自我保持办法,就是保持在地方之间的流动,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多个地方。这种跨地方、位移性的存在,包括地方性但不限于地方性。这种生存是模糊性、交叉性、第三性、中庸性的。

   3.本土信息提供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成。斯皮瓦克对西方为中心的地方建构持否定态度,批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其实这种批判中也隐藏了更大的问题。这里,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关系。不能指望我们既从自我出发,也从他者出发。他者毕竟是任何主体、自我都不熟悉的。如果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解决,那么参与建构的主体在地方的认识、行动上也可能保持一致,那就可以用主体间或者主体际概念来解决问题。不能指责马克思的东方描述,因为没有这种描述,就是对历史的无视。

   斯皮瓦克提出试图确立地方建构中本土信息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的地位:“通过不同实践,即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追踪勾勒本土提供信息者的形象”[11]1。这种追踪本身将一个自身不断与本土提供信息者脱离的殖民主体显露出来。在对殖民地的描述中,本土信息提供者是不在场的,那些自以为是为殖民地代言的主体,反过来在重新编码、建构一种殖民主体,侵占本土提供信息者的位置。如今,“全球化无往不胜,技术通信的信息学以本土知识的名义,直接染指本土提供信息者,对他们进行基因剽窃。”[11]2本土信息提供者和非本土信息提供者的信息是不同的,不要轻信那些对于本土的描画,那些描画是本土、地方的主体可能根本无法辨认的。

   斯皮瓦克对马克思的研究颇值得玩味。她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对亚洲的建构。她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术语此时或彼刻在大部分非欧洲国土的广泛范围内得到运用,所以就很难在此设想一个本土提供信息者的视角”[11]7。马克思对这个术语本身的叙述可能比较简单,也无意对亚洲生产方式的单一描绘,但是在斯皮瓦克这里,由于没有本土信息提供者在场参与,就成了问题;而且有人从别的地方获得注解和加强,比如将东方专制主义和水利问题捆绑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上。“亚细亚方式”这一问题,通常被认为由诸如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这类有倾向性但极易读到的著作解决了[11]7。斯皮瓦克的判断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标志着将他者理论化”[11]72。在这一表述中,“‘亚洲’一词跟经验上可以认识的那个空间,很快就没有任何相像之处了”[11]72,但亚细亚生产方式却揭示出:它既非在历史地理上是“亚洲的”,也非在逻辑上是一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原始共产主义就是栖居于前历史或超—地理的空间/时间中的名称,它们标示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循环的外部他者及其负面特征[11]82。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者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亚洲作为一个地方、印度作为一个地方,是否只有本土信息提供者才有权利进行界说?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如何建构起来?斯皮瓦克没有回答这些问题。难道斯皮瓦克对西方没有作出过西方本土信息提供者不在场的叙述吗?还是说本土信息提供者要是用到任何言说上?这样情况就会有很大变化,即使在后殖民批判中它仍有很强的解释力。

   就地方建构而言,中国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我们需要对中国作为一个地方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思考。中国是可能和现实的,但不要仅仅用非中国的话语来建构中国本土、地方、特色;中国在哪里?既不能仅仅听任他人的建构,也不能离开他人和自我关系来建构中国。我们应该警惕在国际化、全球化、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地方可能被普遍化,成为一个伪地方。如果按照马西(Doreen Massey)的方法,把地方局限与地方为基础分开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既不能成为地方主义、局限在一个地方,也不能任由殖民者、霸权对一定地方进行歪曲甚至压迫性描绘。要建立中国特色和中国识别,建构对中国形成认同的中国这个地方,必须强调中国自身的地方和空间特性:没有不在地方的存在。中国必须有特色,同时也不能忘记中国的世界和全球意义。

  

   二、霸权的空间解释

  

   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帝国与资本联手扩张,甚至共谋,在区域、国际和全球水平上进行大手笔的地理学与空间战斗。霸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统治、经济优势、政治强势,更是空间上的优势。

这里首先需要对霸权的当代含义有一个基本的理解。按照有的学者的概括,“在国际政治领域中霸权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霸权作为一种机制,指的是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控制其他国家;一是指这样的情况,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通过设定一定的意识形态原则而维持秩序的,通过这个过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12]170第二种理解在葛兰西那里有比较丰富和系统的阐释。“在当代对于霸权的反抗中,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就是从他者的角度来理解霸权,这是以葛兰西研究的复兴为标志的,在社会科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有此情况。有一种在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形成的霸权的理解,甚至形成了新葛兰西式的霸权概念[12]172。葛兰西霸权概念的空间含义,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受到重视,成为他们对霸权进行解释的重要动力。在新帝国主义和霸权问题上,哈维主要从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领土和空间扩展角度进行批判性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权力,既有领土的逻辑也有资本积累的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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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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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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