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误及其探源 ——基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5 次 更新时间:2020-12-14 15: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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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法人产权基本上不受侵扰。就工商业而言,家族企业在清代一二百年历史不在少数。

   不少学者提出,传统中国虽然有契约,但不可执行。民间契约可被任意撕毁,当然是指来自政府或官吏不受约束的强权,但近20年来遍览契约与刑科题本(司法档案),还绝少看到这样的具体事例;民间纠纷不少,官府概以契约条文为仲裁。契约大体上是得到法律和政府的认可和保护。深居紫禁城的皇帝当然不可能亲自去践踏契约、掠夺民财,相反皇帝担心其代理人官员强权侵扰地权市场,于是规定官员任内禁止购买房宅。地权交易由民间自由进行,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契约格式、中人保人、违约惩罚机制。当所有权交割时,必须到政府办理手续,与政府鱼鳞图册相一致。鱼鳞图册以图与文载明地块四至,载明业主与承粮户,《汤溪鱼鳞图册》从清代延续至民国,未曾中断。政权鼎革基本上不影响产权延续与契约的效力,不仅包括所有权,也包括田面权、典权、永佃权、租佃权。

   汉唐“官从正典,民从私契”的传统表明,官府着重于官僚体系典章建设,民间自主,根据各方契约行事,所谓“任依私契”。官府不重视民法建设,但绝非不保障契约与产权,相反高度尊重民间惯例,甚至还有抵赦条款。但土地所有权转让涉及征税,政府不敢马虎,官契格式和手续还是严谨的。

   产权体系的确立被视为英国工业的制度基础,但与议会制度一样都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并非其既有传统。18世纪以前的英国法律体系很难说是鼓励创新的,英国的产权体系十分僵化,无法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产权配置。在圈地运动的过程中,新兴财富阶层通过议会制订一系列新的法律,18世纪之后才逐渐改观。

   比较中国与西欧前近代的产权形态与经营方式,发现传统中国的特征——基于土地私有产权与市场交易的个体农户经营,具有低门槛、可分割性、可复制性、易恢复性,造就了农业时代庞大的农民中产阶级,保障了经济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和本质属性的自我强化,另一方面抑制了变革和异质因素的成长。由此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西欧经济发展道路的分异。

   第四,商业与金融

   “重农抑商”一直备受诟病,并被视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成长的政策与制度。然而张亚光的最新考证,此四字连用在古籍中是找不到的,“重本抑末”连用也很少,“抑商”单独出现的也很少,三四十余处而已。可见,这一被根深蒂固地视为传统中国的弊端,也是20世纪学界所渲染层累放大的。事实上,宋代开始系统性征收商税,打击商人对政府本身并不有利。

   虽然中国也有世界最早的纸币,清代的钱庄与票号,但现代金融工具的滋生与资本的发育的确远逊于前近代西欧。但也应看到,现代金融工具在西欧的形成,直接而强大的推动力是政府为战争融资而借贷特别是发行公债。国家信用与政府合法性因权力受到约束而增强,借贷和发行公债具备更强的信用基础。议会对预算和国债进行管理,国王的信用显著提升,政府借助国债或短期证券融资的能力大大增强。中央银行的先声是1694年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也是政府授予特许权的股份制公司,但其设立的初衷也是为政府融资,直接的目的在于开辟市民储蓄渠道,用以筹集对路易十四战争的军费。

   儒家文化阻碍资本主义,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的主要论据其实已被儒家文化地区经济崛起的事实所证伪,但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而且,就资本放贷而言,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旨都是禁止放贷收息的,马丁路德仍坚持这一原则,直到加尔文进一步改革之后。中国历朝可能抨击高利贷,但并不会禁止这些经济活动。与西欧国家不同,中国通常是多元宗教与民间信仰,其中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迥异,寺庙普遍经营放贷。朝廷、地方官府经常以其资金通过民间金融机构“发典生息”,但极少借贷,直到晚清战事频发,而1898年的第一支国债,变成了贵族官员的摊派。

   商人依赖于政府,或者被政府任意宰割,被20世纪现实刺激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历史想像与夸大。商人对朝廷的捐输,主要集中于盐商、十三行等特许权商人群体,而西欧特许权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粮食、纺织品、铁器、药材、文化用品等大宗商品流通,并不依赖政府,因为政府并不控制资源与配置资源。在洋务运动之前,依赖政府的商人与企业的确存在,但并非一种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存在。

   第五,清朝以稳定为取向,抑制了动荡与变化,与竞争中不断改变的西欧迥异。

   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清朝大一统政权,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周边世界形成一个高地,其首要的追求是稳定,而不是改变自身,变换成另一种制度。历史上,制度变革的最强驱动力,往往不是发生在稳定的制度高地,在欧洲也突出发生于英国这样的后起之秀。西欧各国处于竞争甚至战争中,相互借鉴与学习,不断改变自身,以期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获得战争的胜利,于是新的制度不断出现和演进,英国集其大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7-18世纪的英国,就是一个变革中的国家,而同时期的清朝,则呈保守性取向。大一统很可能抑制了竞争,减缓了变化,但它带来的规模效应等优势则不可忽视。以其减缓了变化而处处苛求,也就是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认为它一无是处,恰恰是20世纪史学的盲区。

   农业社会,土地是资源配置的轴心。在此基础上稳定发展,是清代政府和社会的追求主旨;而不是说这一制度要自我否定走向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才能表明其具有活力。探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或地权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固然重要,但应切忌陷入迷思,因为它没有否定自身,所以它一无是处,或弊端丛丛,并由此而忽视制度遗产的挖掘与整理。

  

三、走出误区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创新

   走出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误,其实学界早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新成果不断涌现。主流思潮也受到冲击,但其新观点、新范式仍有待拓展。

   1.方法论启示

   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差与误区,首要的根源在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仁人志士奋起求索,也在学术上有急切的反映。其次,对西方制度的历史渊源缺乏深刻的认知,八九十年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达到历史最低点,与欧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之20世纪初更为突出,进一步刺激了国人的神经。其三,以今度古的思维虽然考虑了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但忽视了20世纪底朝天式革命之后的深刻变化,与革命前的传统社会迥然相异、截然相反的现象与制度比比皆是。

   研究清代经济与制度史,首先应该从普遍性、一般性的现象出发,当然也不能忽视其特殊性、偶然性、个别性现象。打江山和失江山的王朝交替时期,不是这个王朝的一般性的表现,但往往对后人产生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清末,正逢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动荡对国人的影响很大,并以此推及有清一朝乃至历朝。

   现代学术概念对历史的解释是学术研究之本。有人认为市场、产权、法人等概念都是现代的或西方的产物,不能以此去描述和解释清代历史。这种警醒是必要的,但学术研究就是以现代学科体系的文字、概念、范畴去解释历史。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还需要理论提升,不可缺少概念范畴与体系的支撑。当然,对于现代学术概念的使用,应该是在本质上、内核上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进行,但与现代或西欧相比,这些学术概念落实于历史空间的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2.近代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其根源并非土地私有制,更不是汉字和儒家文化,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是长期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转型的失败。

   19世纪中国经济在外部刺激之下急剧地相对落后,而近代国内战争与外部侵略频仍,无有宁日,对经济衰败雪上加霜。英法联军、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就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范围和延续时间来说,抗日战争与太平天国,是无与伦比的巨大灾难,导致严重的长期经济负增长。1850-1887年长达27年间的年均-0.54%左右;1936-1949年更达到惊人的年均-2.87%,连续14年的全面战争,经济与社会满目疮痍。长期战乱之下超过40年的经济负增长,需要多少年的成倍的正增长才能恢复到原有水平。S.Broadberry等考察千年来经济增长发现,成功的国家不在于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关键在于能否避免经济收缩(shrinking)。

   长期转型阶段难以避免动荡而导致贫穷落后。一方面原有经济结构被打破,旧的经济秩序处于混乱之中;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结构与秩序迟迟未能建立和稳定下来,经济凋弊,民生困苦。与此相对照,早已完成近代转型的西方经济快速增长,西方商品与资本强势进入中国市场,相形之下,中国的停滞与落后显得尤为突出。近代经济转型期的痛苦、混乱,英国、法国在近代转型时期都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在世界范围来说是一种普遍规律,但近代中国尤为突出。

   此外,落后挨打是因为国际规则的不完善,武力规则起主导作用,这是清末与民国改革开放不成功的原因。近代中国从开放中获得的收益有限,相反本国经济与人民生活受到的冲击要大得多,于是排外情绪更为普遍和强烈。在当今世界平等交易的WTO规则之下,改革开放获得有利的外部环境,而落后国家与小国也并未遭受挨打的命运。

   3.非市场思维及其渊源流变

   20世纪中国主流思潮是趋向于排斥或缺乏市场思维的。无论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非议,对地权交易的担忧,还是自耕农最优论、租佃制不公平与低效率论、平均地权等为人们所信奉,其片面性都是缺乏市场思维所致,都是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流动前提下的静态思维,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疑虑和否定。

   中国经历了朴素的市场经济演进,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即使近代经济转型艰难,但到1937年前的十年,中国经济逐渐走上正轨,走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探索轨迹。全面抗战期间的战时经济体制,政府控制经济空前强化;抗战胜利后没收敌伪资产,国有经济力量占居主导地位。当解放战争胜利,再次没收敌产与外资后,国有经济已经居于优势地位。长期战乱后百废待兴,20世纪中期强化政府控制的经济学主流思潮与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遂在中国全面展开。

   尊重历史而不盲从先贤。20世纪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很难以当今的市场经济逻辑去思考传统经济的特点,去探寻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相反,无庸讳言,20世纪中国甚至许多国家的主流思潮是非市场经济的乃至反市场经济,这可以理解历史时期的选择,但不能以前人特定历史下的思潮与选择来限制今天的现实,甚至以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否定市场经济。如果那样,我们既无法准确把握清代经济特征及其落后的根本的原因,可能也无法全面理解今天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21世纪的今天,以市场经济的历史视野去反思,可望更好地把握历史渊源流变与长期趋势。

   本文所论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差与误区,荦荦大端,发乎宏阔,但多已经或有待严密论述,其未来创新空间与学术进步,不论是对清代经济史,还是对21世纪的史学,或中西比较研究,都令人期待。

  

   原文刊载于《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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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wang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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