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 次 更新时间:2020-12-13 23:37:12

进入专题: 陈寅恪  

陆扬  
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即为七律《咸通》: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

   陈寅恪独具只眼,领悟到正是韦庄的这首诗引发了文廷式的感慨。对文廷式而言,韦庄的那种由承平而入离乱的经验和他对晚清从同光的承平到光绪后期的危机的经验吻合,而这也是引起陈氏共鸣的经验。(28)这一特定的相似性很可能是引发陈寅恪致力于唐代盛衰研究的深层原因之一。这一问题看似琐细,实际对理解陈寅恪唐史观的构成是很有帮助的,对此下文再进一步展开。

   须注意的是,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能分割,着力于这两个领域使他具有超越同时代很多中外学者的长时段的眼光。这体现在他对隋唐国家体制形成的看法上,也使他在观察唐代前期的体制形成脉络时能避免了某些后见之明。同时还需要强调的是,即便陈寅恪的唐代研究已经对中外学术界有长达七十年的影响,其具体的观点或整体的框架被无数研究所引用,我们仍不能说他在这方面的遗产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评估,也不能认为在他涉及的那些唐史重大问题上,他现存的著作一定包含了充分体现他最为成熟的分析。他针对这些问题很可能有更为细腻和丰富的思考,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形诸文字。笔者的这一强调并非出于对陈氏学术的盲目推崇,而是基于两个事实:一是时代的遭际,使陈氏的学术工作被无情打断,积累的研究资料和心得也因战乱而不断散失;二是从现存的陈寅恪的讲义和笔记,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有些细微的观察和推论,其实未能在他发表的著述中展开。即便对于陈氏这样的天才型学者,学术撰作本身仍需长时间酝酿,而陈氏最重要的两部唐史著作都是在特殊情势下完成,不乏匆促的痕迹。而且他在具体史料上通过敏锐观察和细腻解读所获的心得未必都能和他确立的宏大框架契合无间,以至于他阐述这些框架时有意无意地作了许多论据上的选择。(29)这往往是开拓型史家常有的特点。这第二点尤其重要,它能使我们意识到陈寅恪的史学本身是一个矛盾共同体。

  

   三、两“论稿”与20世纪世界唐史学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下简称《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下简称《述论稿》)是陈寅恪最重要的两部唐史论著,其中的具体论点学界讨论已有很多,这里只针对以往较少注意的层面略作阐发。这两部著作,表面看似乎是陈寅恪唐代政治和制度概观的一体之两面,前者涵盖隋唐国家的制度的结构及其来源,后者关注唐代政治进程之脉络及其统治集团之构成纠葛。但在笔者看来,这两部著作的视角和取径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这些不同的视角和取径来自不同的史学立场,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略论稿》从南北朝绵延不绝的汉魏传统的展开来揭示隋唐国家支配体制的构成,眼光冷静,然而到了《述论稿》,《略论稿》中的视角虽仍延续,却在讨论唐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变化时,切换成了受宋代史观影响的视角,且将陈氏自身经验中的晚清政治投射到唐后期政治的分析中,从而呈现强烈的主观性。5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著名的《论韩愈》,其中提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30)。这一表述中的两种视角,恰好分别适用于两稿。

   就影响而论,两稿中《述论稿》的论说更广为人知,至少对今天中国学术界的唐史研究是如此,其将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简化为长时段的政治集团之对立,易于让人把握,从而使大家对“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胡化”等概念耳熟能详。但笔者认为《略论稿》的学术观点更具有原创性,也更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堪称近代史学之空前杰作。《略论稿》讨论的是隋唐国家支配体制的形成,但着眼点却首先放在了礼仪这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趋新的中国史界已属于“陈旧”的层面上,而且这部分篇幅占了全著的一半。在该著绪论部分,陈氏指出他仿照的是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之体例,即罗什将《大智度论》中解释《大品经·初品》的部分全部译出,其他部分则从略。(32)陈氏的意思就是《略论稿》中“礼仪”部分之关键地位,一如《大智度论》中解释初品的部分,故而力求详尽。在“礼仪”部分的开头,他委婉地否定了《新唐书·礼乐志》和欧阳修等宋儒视礼仪制度在唐为纸上之空文的观点,不仅将隋唐礼制视为统摄国家律令体制的精神核心,而且认为这一核心建立在经过三个不同的渠道传承下来的汉魏传统的基础之上,而非一般认为的来自于“以周官古礼饰胡俗之宇文周”。《略论稿》一个卓越的贡献,也是迥异于当时中外史学界眼光之处,是将北齐置于承先启后的关键位置,汉魏礼制传统经三种渠道在北齐形成结集。今日由于大量考古发现和史学视野的拓展,学界对北齐文化的多元和丰富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陈寅恪强调北齐经学和文学之深厚以及与河北世家大族之关系,这一点新出墓志提供了更多的证据。(33)但在陈寅恪的时代,北齐在中古史的大叙事中几乎没有存在感,留给人们的印象恐怕也是胡化导致的宫闱之乱。(34)陈氏将北齐从传统的史观中拯救出来,赋予其特殊的地位,这一创见在方法上可谓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的,需要极强的洞察力。这部论著发表时,唯独钱穆对北齐的重要性有类似的见解。(35)或许因为陈氏的这一概观(perspective)与常规之见是如此相违,以至于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甚至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魏晋南北朝通史类著作中,北齐仍不占有任何关键性位置。(36)但知音并非不存在,宫崎市定和黄永年属于能充分认识到陈寅恪的这一贡献的极少数学人。宫崎明确说《略论稿》是“一本论述隋唐制度多起源于北齐的好书”。(37)陈氏的判断对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是有清晰影响的。尽管黄永年在中古史一些重要问题上经常修正陈氏的观点,却给予陈寅恪的北齐观高度评价,并沿此路径继续研究。(38)

   陈寅恪深慨于东邻中国史研究之先进,《略论稿》可以说最能体现他在唐史这一领域里超越日本当时一流东洋史家的用心。稿中讨论都城布局和兵制时,陈寅恪选择的对手方分别是日本的那波利贞和冈崎文夫。此著虽草成于日军肆虐中华之际,文中却能心平气和地引用这些学人的观点并加以评析,体现了陈氏惯有的冷静和自信。但此种史学上的冷静不等于《略论稿》就是单纯的学术工作。在国家危难之际,陈氏拈出汉魏礼制传统作为强大的隋唐政治文化之渊源,其实有深意存焉。他举出的汉魏礼乐传承的三个渠道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从史料中辨析出汉晋大乱之后保存于河西一隅之华夏衣冠文化,辗转而最终进入北齐的系统。陈氏向来以关注胡化著称,而北齐又是胡化甚深之政权,《略论稿》却强调汉魏形成的礼制框架才是中华帝国的基础所在,而胡化甚深之北齐竟是传递这一制度框架的枢纽。《略论稿》显然暗示只要这一核心得到继承,则中华必不至于消亡。因此《略论稿》实际也是陈寅恪对他面临的历史困境的史学回应。笔者的这一看法可以从日本学者佐川英治近年有关中古都城建制的重要研究中获得进一步支持。陈寅恪在《略论稿》“礼仪”部分所附的都城建筑部分,是对于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城市布局模式来源的讨论。陈氏的讨论从反驳那波利贞的观点入手。那波利贞的研究认为,汉都长安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宫城“面朝背市”之理念构筑而成,隋代大兴城的布局却截然不同,这应该是受到鲜卑胡化影响,背离了华夏传统的宫城居中的做法,采用了宫城皇城居北、市场居南的布局。那波进一步认为,这一布局与“商业合理主义”有关,而且来源于“自由的鲜卑族想法”。(39)陈寅恪则认为隋代大兴城格局承袭北魏洛阳城到北齐邺都而来,且北魏洛阳城的布局理念非入那波所言是鲜卑化的结果,而是受到来自河西凉州都城的影响。凉州文化虽与原先汉长安城不同,却仍是汉化模式。陈氏不否认北魏洛阳城的设计有商业考量,但这一考量与其说是鲜卑化的结果,不如说是来自有河西文化背景而又主持洛阳设计的士人李冲的构想更符合实际情况。这一模式先影响了平城,随后又在北魏洛阳得到延续。佐川指出,陈寅恪得出的汉魏制度通过“河西系”得到保存的观点,其实也是一种需要论证的假说,但这种假说的背后恐怕有特定的时代因素。陈寅恪刻意强调这一影响来自粟特系的“西胡”,而不是像那波利贞认为的那样来自“东胡”(鲜卑)。陈氏在抗战最艰难时的西南中国完成《略论稿》的撰写,佐川推测“东胡”在陈寅恪的特定语境里,有可能影射当时的日本;而对河西系汉人作如此高的评价,或许可以说是陈氏的自我期许。(40)

   相较于《略论稿》,对《述论稿》学术贡献的评估更费斟酌。这部被杨联陞称为实际是三篇概论性文章的著作(41),既有极为宏大的视角和敏锐的长时段观察,又暴露出相当机械和粗糙的一面。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能略作分析。整体而言,《述论稿》阐述了一个由不同种族与文化交融后产生的特殊统治集团,如何通过上层政治的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内部的斗争造成中央政治的变局和统治阶层构成的变化,从而最终造成这一统治集团自身的崩坏,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新兴阶级。有学者指出,《述论稿》虽然以“政治史”为名,“实为半个世纪以来唐代(或中古)社会史研究的典范”。(42)其中提出的“关陇胡汉集团”至今仍是描述唐帝国缔造精英(founding elite)最具解释力度的概念,虽然对其具体内涵,如今的学界的看法已和陈氏不尽相同。陈氏由“关陇集团”引申出“关中本位政策”,并以此来解释终唐之世国家的种种策略及其面临的困境,仿佛宋史中的“祖宗之法”。这部论著能同时关照几条大的线索,比如南北朝以来族群的迁移与融合,内亚和中亚文化的渐次影响,隋唐等中华政权与亚洲其他政权的依存关系,华夏不同区域的社会传统及其精英的组成,交错构成唐代统治的历史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这在20世纪前期中国史研究中堪称独步。稿中具体的卓识也不少见,特别是将高宗武后之世定为唐代根本变化出现的年代,也就是“关陇集团”崩坏的开始,这一时期的变化最终导向天宝的局面,其中出现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是科举。(43)但《述论稿》在史学方法上的问题同样很多,比如将某一群体和某种文化取向的联系加以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为了论证此种本质化的情况在唐史上的作用,陈寅恪在史料证据上不得不做主观性选择,在论证过程中也时常出现时代错置(anachronism)。

   《述论稿》中最不具有说服力的部分,是对唐后期政治权力关系的分析,尤其对所谓“牛李党争”的辨析。其中原因很多,笔者只能另文讨论,简而言之,解读唐后期政治的关键,必须对两个最为重要的政治现象作出史学上的考察,这两个现象为:1.唐后期皇权的特征及其展现方式;2.藩镇的性质和权力结构,这两点恰恰是陈氏分析中完全缺乏的方面。同时陈寅恪过度强调将唐后期中央和藩镇的社会文化区别,将某一时期局部性现象推广至全体。陈寅恪也将晚清政治中清流浊流与战和之争的经验投射到中晚唐的政治分析之中。事实上并不存在单纯的所谓主战与主和派,更不存在作为某一种统治团体标志的主战或主和立场。晚清的清浊流与战和之争有一个华夷的背景,但在唐代士大夫统治阶层眼中,藩镇与朝廷的关系并非华夷关系。

今日对陈寅恪唐史乃至整个中古史研究贡献的评估,自不应限于中国学术史的范围,若将其放置于20世纪前半叶唐史研究潮流的背景下作比较性的考察,恐怕更能显现陈寅恪史学的相关性和特殊性。陈氏的学术生涯虽在巅峰期时面临战乱带来的严酷环境,然而常为今日研究者所忽略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其实并不封闭,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准国际化时代。陈寅恪的幸运之处或许在于,他的成果早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已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二战结束后,他的成果更是在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界产生持续性的影响,相对沉寂的反而是中国大陆史学界。比如现代西方唐史研究的两位奠基者,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和杜希德(Denis C.(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陈寅恪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908.html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