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与“大一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1 次 更新时间:2020-12-04 22: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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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益  
两宋偏安,儒者发挥“大一统”为正统之义,以为宋虽非“大一统”国家,却因文化“道统”所在而实为正统,辽、金、西夏等则为“夷狄”。辽、金、西夏等政权的统治者,也都自称“中国”,以己为正统。元明清时期,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局面。元代统治者以天下共主自居,不辨华夷。元末朱元璋在反对元朝统治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但稳定统治之后,又恢复以“华夷无间”“皆朕赤子”的观念安定天下。清朝建立了巩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为稳固统治,更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29

   第三,在地方和边疆治理中,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为前提,表现出严夷夏之防与重华夷之变等不同的政策导向。

  

   二、“大一统”下的“一道同风”与“因俗而治”

  

   中国自秦汉以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毫无例外都是多民族国家,包括各地方割据政权也大多是多民族的。历史上各个政权对于不同文化区域和民众,往往是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下,采取一些较为灵活的治理方式。秦汉国家建立后,在郡县(郡国)的框架下,对周边民族根据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如有“蛮夷”之县,设道以统治之,在法律上给予其一定宽容度;西汉平南越和西南夷后,在其地设立郡县,但仍令其君长治之,因其故俗,不征赋税;汉武帝击破匈奴,将其分为五属国以领之,又设“护乌桓校尉”以监领匈奴左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因故俗治之、封首领王侯、设官员监护等政策基础上,南朝有左郡左县之设,以当地民族首领为太守、县令等职;北朝有胡汉分治之制。隋唐统一之后,以民族首领为地方行政官员之职的羁縻府州大面积推广,各项相关措施也逐渐完备。宋辽金西夏时期,羁縻府州制得以延续。元统一天下,在对各地方以其旧俗而治理的大前提下,施行了制度化的土官制度,依据不同民族对元朝的忠顺程度、势力大小等,评品定级,给予职衔,任用其头领管理地方之事。清代的各项民族政策,可谓集前朝之大成,在边疆民族地区采用盟旗制、伯克制、土司制等不同方式进行治理,但总的来说,仍属于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其设立废止、官制、官员任用、适用法律等均受中央节制。

   此外,历代王朝也设立了管理“四夷”事务的中央机构。《汉书》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30汉初沿用,武帝后设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31另外,自西汉创立的尚书系统中,客曹尚书亦为管理“夷狄”事务的重要部门。南北朝以降,尚书台逐渐成为正式行政管理机构。隋唐设六部尚书,其中礼部的礼部、主客等属司掌“出蕃册授”“诸蕃朝见之事”。32宋辽金西夏时代,各国皆有礼部;辽朝在中央和地方专设北面官和南面官,对境内各族各因其俗而治。元朝统一后,在中央设立针对蒙古人的国子监和翰林院、管理回回历法的回回历法司、管理伊斯兰教事务的回回掌教哈的所,以及专管释教权力和吐蕃地区的宣政院。明朝除礼部外,还特设“四夷馆”,负责文书翻译事务。清朝出于其与蒙古的特殊关系,专设理藩院管理外藩事务,以尚书领之,雍乾以后,还负责八旗游牧地和回部事务。

   从国家法律层面,历代除对羁縻州县、土司等民族首领在法律上采取优容宽贷政策之外,还专门针对不同风俗人群制定或施行特殊的法律。《唐律疏议》中有“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的规定。33沈家本称:“唐有同类、异类之分,明删之,则同类相犯亦以法律论矣。今蒙古人自相犯,有专用蒙古例者,颇合《唐律》,各依本俗法之意。”34已明其演变和意旨。清代此种“各依本俗法”颇多,有针对蒙古族制定的《蒙古例》,针对青海藏族的《番例》,以及《回疆则例》《苗例》,还有通例性质的《理藩院则例》。这些法规不单纯是行政性的规章则例,而是包含有刑事和行政法规在内的综合性法规。35

   总的来看,历代针对各民族的“以夷治夷”之法,尤其较为制度化的各项政策,无论是汉之属国、唐之羁縻府州、元以来之土司制,皆是划入版图、纳入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灵活治理方式。历朝专门针对不同民族、文化、宗教所设置的中央机构和官吏,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框架之下,为维护统治、对特殊领域进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措施,而相应特殊法律的安排和施行也是“一体遵行”前提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从这些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各统一王朝对前朝制度皆有所借鉴、发展,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治理手段和治理强度也不断完善和增强。西汉置匈奴属国后,沿袭了前期对匈奴的和亲、互市等“羁縻”手段,同时对匈奴各首领封王赐爵。至唐朝贞观年间,将突厥、西北诸蕃及其他“内属蛮夷”的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36总体而言,令其“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37此外,还有定期入贡等义务,并给予册封信物等。元代草创之土官制度(后又称土司制度),在任命、升迁、管理民族首领等方面又更加严密,最著者是土官品级之规定,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等官名,土官可在此序列中升转,如流官之治。明代土官设置更为严密:土官文武分途,各有品级,以加强中央管控;土官袭职须由朝廷勘验印符;在不少地方,亦在土司中参用流官。清代之土官制度又有完备,尤其是承袭之法,将印信号纸统一格式,勘验过程更为正规。随着中央控制的加强,自明以来,尤其清朝,又有各种限制土司权力的做法,如划定疆界、缩小权力、众建分封乃至改土归流等。

   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央管理机构的变迁体现出专门化的趋势,其管理也更加深入。礼部和鸿胪寺,其主要职能是礼制的施行和宾使迎往,“夷狄”之使节、贡献、盟会只是其职能的一部分,而南北面官、宣政院、理藩院之职能则更有针对性。元代以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宣政院成为专管藏传佛教以及西藏地方的中央机构。至清代的理藩院,更逐渐成为与六部并行之机构,设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笔帖式等官,“官制体统”“与六部相同”,理藩院尚书“照六部尚书,入议政之列”,38其职能也涉及朝觐、封赏、会盟、驻防、驿站、贡赋、耕牧、刑罚、文书、翻译等,可以说涉及满、蒙古、藏、回部事务的方方面面。

   在古代中国,治理中的“齐其政”和“修其教”是并行的。思想的统一、礼义文化的教化始终是历朝历代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一统”和稳定所依靠的重要手段,也是郡县官员抚绥地方的重要职责。对于“四裔”地区,也须在“夷夏之防”的前提下,于“武功”之后,或与“武功”并行德化之治。正如明太祖所谓:“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39对边疆民族地区,“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后,皆为良民”。40除了皇帝以德化“怀柔远人”、笼络“夷狄”之外,具体实施教化的手段在儒学兴起之后,更多以教授“礼义”的学校为重点。早在汉代,即有儒者在西南地区兴办私学。唐太宗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后,依彦博之策,“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欲其“数年之后,悉为吾民”。41盛唐时代,在国子学中广泛招收四方子弟,教以“中国”之学。宋则在熙州、广州等地设“蕃学”,以“中国文字”和佛经等教授“蕃人”。明代,与土司制度配合,“谕其部众,有子弟皆令入国学”,42接受儒家教育,并在土司地区设立学校,“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43清朝实行的则是针对不同民族的教育政策:八旗以“骑射”为根本,亦重儒学;南方土司地区以“文教为先”,在其地设义学、社学、书院等,广招土司子弟入府州县学,并在学校科举中专设土司名额。除此之外,清代雍正、乾隆以后直至清末,还颁布以封建正统道德为核心的“圣谕”,定期宣讲,以示化民成俗之意,要求各八旗和州县一体遵行,后来又令颁发土司各官。在实际执行中,亦将“圣谕”作为“化导”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

   历代统治者施行的德化政策,其目的在于“醇化风俗”,达成“九州共贯”“六合同风”“一道同风”的“大一统”目标。但在“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中,“因俗而治”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这在古代国家治理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就古代国家的治理能力而言,无论是在行政技术还是在组织能力方面,都需要以“德化”政策来补充治理的不足,但“德化”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故虽有“六合同风”的目标,实际仍只能行“修其教不易其俗”之实。秦以急政而亡,汉儒发明服制说、三世说,或排列文明之等级秩序,或将“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放至将来,作为反省秦政的重要资源。宋明以来,理学中又出现了“理一分殊”这样的观念,成为国家治理中“大一统”思想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关系的哲学基础。44

   明清以来,统治者在保持边疆稳定、调节各民族关系的手段和观念中,一方面是强化中央集权和教化,另一方面也在民族和边疆治理中使用了更为灵活的“华夷”话语,其核心即是对周边民族的“生/熟”分类。45例如,清朝官员对台湾少数民族(“番”)的认识,便是将其分为“生番”和“熟番”,“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46对“生番”“熟番”和“民人”,应分别定不同之“课则”以治理之。其分类治理的目的是“欲其渐仁摩义,默化潜移,由生番而成熟番,由熟番而成士庶”,47可见其分类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对“番”依据其不同风习进行分类统治和“教化”,实际上是更为精细的管理方式,更有利于统治秩序之稳定,也有利于朝廷为稳定治理而在“民人”“生番”“熟番”之间做利益和资源的分配。而分类界线的不固定性和“生—熟—士庶”的转换通道,亦为进一步巩固“一道同风”预留了空间。直至晚清,改良派中比较开明的郭嵩焘在评论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时,仍以“盖自天地有生以来,种类各别,不能强也”为依据,强调“开辟郡县,仍须审量村、社以立法程,分别民、番以定课则”,不失为比较稳妥有效的治理之策。48

   另外,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扩大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强,各民族的统一实践、不同的国家治理经验、多元化的管理制度也都推动了中国“大一统”的巩固,体现出各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创造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之道的内在逻辑。

  

   三、各民族的紧密联系与“大一统”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统一政权和地方性政权,其中由汉族以外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在少数。民族政权因其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形成与汉族统治王朝不同的特点,无疑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政权之间长期、紧密的互动和联系,不仅使得“大一统”的外延不断扩大,统一规模和深度得以伸展,也使得“大一统”的观念内涵和治理方式更为丰富,进一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统一格局。中国历史上多元互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局部统一造成的交流交往交融的扩大,以及“大一统”在范围与观念上的扩展,共同推动了从局部统一走向大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可以从局部统一为更大范围统一奠定基础、各民族对“大一统”观念的接受,以及元朝和清朝统一与中华一体国家治理格局的形成等几个方面分别阐明。

   (一)民族政权的局部统一为更大范围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局部统一政权,以各地区经济、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为基础,将分散的部落组织统一起来,形成适合于各自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政权组织,这实际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又由于这些政权建立以后,和周边各政权形成或对峙或依附的关系,亦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推动了原本就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例如,匈奴强大以后,虽与西汉王朝之间有侵扰、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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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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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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