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从比较优势到规模经济——重新认识东北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9 次 更新时间:2020-11-28 2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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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省情和区情、所需的发展条件各异,都决定了不能指望用相同的发展政策促成同样的赶超效果,甚至也不应该用相同的期望值进行效果评价。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在解决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地区的职工安置、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一系列民生指标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在一段时间里也实现了合理的经济增长。从事后来看,如果我们从对于东北地区当年所遇到困难的特殊针对性出发,为其设定与其他地区不尽相同的目标函数,应该说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是差强人意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年来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的确不尽如人意。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减慢是正常的。东北经济引起人们关注,关键是其相对于其他地区,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更为严重。我们在讨论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时,通常是以东部地区为参照,希望其他地区能够取得更好的赶超效果,实现相对快的增长速度。如果东北地区不能保持其快于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甚至还持续慢于东部的增长,两者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则会扩大,赶超的目标就难以在中近期实现。

   以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基准,我们可以发现,从开始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直到2012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处于赶超东部地区的发展态势之中。只是在2012年中国经济整体明显减速之后,在中西部地区仍然保持较之东部地区更高的相对增长率的同时,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更为显著,相对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图4)。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新东北现象”的原因。应该说,对东北经济进行过认真研究的人们,并不是想得出东北经济衰落的结论,也不应该沿袭传统观念探讨东北振兴之路,而需要找到东北经济再振兴的新机遇和新思路。

  

图 4  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来地区相对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www.stats.gov.cn /

   无论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之前还是之后,从工业基础、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条件来看,东北三省都不能算是落后地区,但是,鉴于目前和预期的该地区经济增长表现,我们应该对其提出设立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对象的赶超要求。为达到赶超的目标,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战略性思考:第一,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大格局中,找准自身再振兴的新机遇;第二,把自身既有的积累和基础潜力挖掘出来,作为赶超所需的基本发展条件;第三,把自身与东部地区的关键差距找出来,充分利用赶超的后发优势。

   随着中国的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2004年第一次出现以民工荒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进而,随着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入负增长,长期支撑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制造业比较优势也迅速弱化。从2006年开始,在人均GDP刚刚达到3069美元(2010年不变价)这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水平、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43%的时候,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开始下降,从36.2%降低到2017年的29.3%。按照国际经验,制造业比重下降通常是发生在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因此,中国这个转折性的变化无疑来得太早,需要予以遏制。

   中国制造业比重之所以遭遇早熟型的下降,原因是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相对下降,与此同时,这一效应却尚未被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提高的市场份额所抵消。虽然由于中西部地区尚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加之该地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方面条件的改善,形成了一个制造业从东向西的转移趋势。但是,由于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是统一的,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并不能长期维持。可见,稳定中国制造业比重,需要另辟蹊径,即着眼于提升其价值链位置。

   一项研究表明,在1998—2008年期间,在中国制造业的区位决定因素中,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聚集效应(或称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下降了46.5%,同期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等成本效应(或称比较优势效应)的作用则提高了80%。这无疑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邻国转移的原因。就其性质而言,随着制造业在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该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将提高,规模经济效应将再度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恰好是东北地区的发展机遇。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先行者,东北地区的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基础并不薄弱。东北地区所需要的是找到突破口,投身制造业优化升级过程,在重塑自身并赢得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其基础条件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以人力资本为例,从每万人常住居民对应的大学本专科在校生数字看,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都占有优势,然而,从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企业研发活动频率看,东北地区却排在后面(见右表)。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不活跃地区,即便培养了人才也不能为己所用,不能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可见,把诸如人力资本流量这样的优越条件转化为提升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动能,需要一个临界最小突破力。

   这个临界最小突破力应该来自把既有优势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有利源泉。对于东北地区来说,以沿海地区为参照,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机制,可以作为后发优势帮助实现赶超。研究者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五个方面,为全国和各省构造了总体和分项的“市场化指数”,我们可以借此研究成果,找到东北地区在市场化水平上的短项。

  

注释:三个指标分别为在校本科和专科学生与本地常住人口的比率、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占企业就业人员的比例、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

资料来源: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9》、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省统计年鉴2018》、吉林省统计局《吉林省统计年鉴2018》、黑龙江省统计局《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18》、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3》

  

  

   虽然用于编制市场化指数的各项指标并非关于市场发育水平的充分信息,但是,这个成果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各地在培育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相对进展,找到瓶颈从而加以改善。特别是,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表明,后起国家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也具有后发优势,即可以取得比先进对手更快的改善。此外,中国聚焦自身短板有针对性地进行改善,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一年即提升46位的经验,也值得推崇和借鉴。

   总体而言,东北地区在市场化指数总得分中,在2008—2016年期间与全国一道获得很大的进步,在多数分项中也有提升,并且在所有的得分中均高于西部地区,有些也高于中部地区。但是,如果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下页图5)。这些差距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再深入一步看,前一项差距主要表现为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政府对企业实施了过多的干预,后一项差距则主要表现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

  

图 5  东北与东部在市场化指数方面的差距

资料来源: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4-35页

  

   市场化指数所反映出来的几个方面,虽然内容有限但具有代表性,标志着东北地区应该着眼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吸取自身长期以来积累的教训,借鉴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探索取得市场配置资源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的恰当平衡。一旦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激发起经济主体自身发展动力,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这一地区的历史、基础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都将成为赶超的有利条件。

  

   结语和政策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实施各种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分别针对不同地区的主要矛盾取得了应有的效果。然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课题,一定时期里的紧要问题解决之后,还会出现反弹,也不可避免产生新的问题。包括东北振兴战略在内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新思路和新作为。当前,应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下行趋势,需要从政策上澄清一些认识,抛弃历史遗产中的负面因素,将其中正面因素转化为赶超条件,借助新一轮振兴战略走出困境,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

   首先,从着眼寻找“比较优势”,转向立足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以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和相对价格为表征的区域差异,终究会随着各种要素跨地区充分流动而消失。因此,这个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不是国内地区之间的赶超和趋同的理论依据,不应成为各地区制定赶超战略的指导原则,各地更不应为了强调这个“比较优势”而妨碍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从长期看,保持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出路不是寻找传统比较优势的空间,而是挖掘规模经济潜力。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条件,都可以转化为有利于制造业升级优化、提高价值链位置的规模经济优势。

   其次,刷掉产业结构“锈迹”,实现制造业优化升级。国内外经验教训表明,包括国际上诸多著名“锈带”在内的经济困难地区,摆脱困境的“等”“靠”“要”传统思路都未能奏效。如资源枯竭型地区等待能源价格反弹,夕阳产业集中的地区依靠短暂的产业景气,历史包袱沉重的地区争取财政补贴,都不能自然而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对东北地区来说,把曾经有过的上述机会仅仅作为赢得时间的手段,主要依靠自身工业发展基础,刷掉“锈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避免产业空心化,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最后,从强调保护性的产业政策,转向营造“创造性破坏”的竞争环境。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型转向生产率提高型,而生产率源泉则从主要依靠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越来越依靠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在这个大背景下,产业政策必然包含越来越多的平等竞争因素,其实施方式也必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对地区经济来说,以获得政策性支持为取向而实施产业政策,不再是培育增长动能、形成现代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源泉。在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东北地区的发展必须全身心地依靠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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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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