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中国民俗学的学派、流派与门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1 次 更新时间:2020-11-20 1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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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可见仅从名称上看,“中国民俗学派”就等于“中国民俗学科”,学派在这里是一个自相矛盾,无法成立的概念。

  

   我们试想,如果朝戈金的口头传统研究是中国民俗学派,那么,吕微的实践民俗学、刘守华的历史文化学派难道就不是中国民俗学派吗?如果都是中国民俗学派,那所谓学派不就名存实亡了吗?再往前看,20世纪上半叶的民俗学诸流派中,谁又堪称中国民俗学派?如果将顾颉刚为代表的历史演进派定为中国民俗学派,那么,钟敬文为代表的民间文艺学派就不能是中国民俗学派;反之,则历史演进派不能是中国民俗学派。按照这种命名逻辑,无论如何都必须将中国民俗学的两大祖师爷之一排除在中国民俗学派的大门之外。

  

   我们之所以能够区分不同的学派,是因其研究纲领具有独特性、排他性,“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现在,我们看看中国民俗学派的研究纲领(硬核)有没有独特的、可识别的学派特征。钟先生在“建立学派的必要性”中开宗明义地说:“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并且将“旨趣和目的”归纳为四个要点:清理中国各民族民俗文化财富;增强国民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与感情;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文库。

  

   但是,这样的宗旨是很难作为学派硬核的。刘宗迪发明过一个“关键词替换法”,专门用以测试那些看似有道理,实则无关特定对象的学术命题: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必须看该命题是否经得起关键词替换;如果某个关键词被替换后,该命题仍然成立,则该命题与该关键词没有必然联系。比如考察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的,先进的,世界的,开放而与时俱进的。”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中国”替换成英、美、德、法、日任何一个国家,该命题依然能成立,于是,我们判断该命题没有意义。同样,我们将中国民俗学派的“必要性”“旨趣和目的”替换成日本的、韩国的、越南的,该硬核一样可以成立。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民俗学派的研究纲领不具备独特性和排他性。

  

   不同国家的民俗学之间本该是互相学习、相互交融的对话关系,可是,如果按照钟先生的学派逻辑,每个国家都可以有且只有一个“×国民俗学派”,彼此更换的只是国别名称,学术派别变成了国家派别。根据我们前面论述过的“学派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这样的学派建设,最终很可能演化为民族主义的学术对垒,而不是平等交融的学术对话。

  

   那么,我们有可能从理论和方法上对中国民俗学派做出国别区分吗?答案也是否定的。钟敬文将其“方法论”分成了三个层次:1.世界观或文化观的层次;2.一般的或大部分科学共同使用的方法;3.某种学科所使用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可即便是最具特殊性的第三层次,依然是“某种学科所使用的”,也即是“学科的”而不是“学派的”,这跟日本民俗学者菅丰所提倡的“普通的学问”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可能有人会举“芬兰学派”为例进行反驳,但是别忘了,芬兰学派还有另外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历史地理学派”:“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相关民间文化异文的比较,对题材模式的迁徙和流变状况进行探索,力图确定其形成时间和流布的地理范围,从而尽可能地追寻这种题材模式的最初形态和发源地。”该派有非常明确、独特的理论硬核、保护带和方法论,恰恰是用关键词替换法无法替换的。

  

   从学科发展纲要的角度看,“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若从学派建设的角度看,钟先生显然错误地理解了学派,他将学派建设视同于一国之学科发展。真正的学派生长所需要的,恰恰是自由的学术生态,以及对权威的反叛,而不是对预设目标和既定结构的填空,更不是以国家名义实行单一学术旨趣的学术垄断。

  

   事实上,在钟敬文时代,真正有个性的学派苗头恰恰都被抑制了。在“中国民俗学派”的威名震慑之下,谁敢、谁能另立一个“非中国民俗学派”呢?2001年由中山大学主办的“钟敬文先生百岁寿庆暨‘现代化与民俗文化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王文宝和贺学君在会上称赞叶春生正在建设一个具有区域特色的“岭南民俗学派”的时候,叶春生马上惶恐地表示了否认。

  

   放眼全球科学史,从没听说哪个学派是事先命名,然后按照定计划、分步骤的路线图建立起来的。更没听说过哥本哈根学派是因为玻尔振臂一呼,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学派”,于是,学派就立起来了。学派往往具有滞后效应,一般来说是这样一种情形: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做出了一定成绩,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规模,逐渐被学界同行注意到,这时,有一两位派内或派外的学者,从其学术特征中拈出一个标志性的学术符号,在论文或会议中使用,得到同行认可,逐渐成为共识。

  

   九、门派、学派、流派的递进路线

  

   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学派少,门派多。当学术的真理性、客观性、崇高性被悬置之后,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行业特征变得日益显著,学术行业的“经营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学者要在这个学术江湖上混出名堂,一般会在上中两层做好“合纵连横”,再在中下两层搞好“门派建设”。

  

   学术行业的师承关系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1.直系师承关系。主要是导师及其名下的博士、硕士之间的关系。2.学制师承关系。一般来说,同校同学科的所有教师与所有研究生都是制度性的师生关系。关系确认的前提主要在于教师一方,一位名气足够大、学术资源足够多的教师,可以做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动吸附同学科的所有非直系学生。在钟敬文时代,所有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或进修过的民俗学者,无论由谁具体指导,他们一定首先使用“钟门弟子”的说法。这点在日本也一样,在福田亚细男退休之前,大凡神奈川大学的民俗学毕业生,多数都会对外声称自己是福田的学生。3.拟制师承关系。主要指通过社会性仪式确认的师承关系,类似于古代座师与门生的关系。比如某研究所所长与该所青年学者的关系、著名学者与著录弟子的关系。拟制师承关系的关键不在于传道授业与解惑,而在于对一种亲密关系的确认。4.同业师承关系。这是依据学者在行业中的地位、身份和辈份来确认的一种广义的师生关系。某学者创立了一套方便操作、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范式,吸引了部分同业者的追随模仿,他们自愿尊称该学者为老师,甘为后学、愿承学脉。

  

   学术门派中,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是直系门生。在校博士生因为没有自主选择的自由,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和选题必须尊重导师的意向,或者作为导师在研项目的一部分,导师的要求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学术指令。在民俗学界,“甚至我还从不同渠道听说,有个别知名学者居然要求自己的学生,除了钟敬文先生的著作和自己的著作,其他国内同行的著作都不用读、不许引”。但事实上,这种强势捆绑的学术团队是最不牢靠的,学生一旦毕业,可能远离学界,也可能“叛出师门”,所以,单一师门的学术团队只能是门派,不能被视作学派。没有学术选择自由的在校博士生也不能被视作学派成员。

  

   学术门派即使加上学制门生和拟制门生,依然难以被视作学派。一个掌握了学术资源的学术领袖,自然会有学制门生和拟制门生竞相依附,这种依附关系既可能是学术依附,也可能是资源依附。

  

   当代中国学界,学术门派的标志性特征是“师门微信群”。大部分师门微信群都是把导师的姓氏放在第一个字,最常见的群名是四个字的“×门××”。这样的微信群往往把联络感情放在第一位,社会评论放在第二位,几乎没有学术交流。多数师门微信群都有如下特征:1.师母当家,活跃气氛,有时传达老师想说而不便说的话;2.红包游戏,师兄弟之间实现“礼物的流动”;3.及时发布导师的新成果,及时学习,轮番称赞;4.对导师参与的社会活动给予高度评价;5.弟子们互相交流工作业绩,彼此相互点赞鼓励;6.活跃气氛的社会评论及插科打诨。

  

   在这种大家庭式的师门圈子里,肉麻的吹捧听得多了,导师飘飘然会觉得自己的确风采峭整、学问精深,大有独树一帜创立学派的必要,一俟时机成熟,就会在某次由本校主办的学术研讨会(有时是在行业年会)上打出“××学派”的旗帜。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地域名称,比如“三晋”“鄂西”“齐鲁”之类。因为他们既没有标志性的理论,也没有独特的方法,只有学科带头人和所在的地域/学术机构是独特的。如果导师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足够大,有足够多的话题资源,弟子们就会开发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不定期出版师门论文集,发布与该“学派”相关的论文和学术报道,以光大师门,强化身份认同。

  

   不过,这样的“学派”旗帜一般只能坚持十几年,大部分旗帜刚举起来就意味着将要倒下。我们可以算一下,要打出一面学派旗帜,基础要足够深、声势要足够大、学生数量要足够多,一般来说,导师差不多得年过半百才能经营出这样一种局面,事实上这时候已经临近退休了。而导师一旦退休,失去了学术权力或江湖地位的加持,弟子们除了在微信群里唱唱颂歌,剩下的也就是教师节到导师家里送束鲜花,导师生日时聚聚餐唱唱歌,平时都在各自的学术生涯中各归各位,课时、会议、论文、项目,折腾自己那摊子事,所谓学派也就名存实亡了。

  

   确立一个门派很容易,但要发展成一个学派,却还有漫长的道路。“一个学派、一种研究范式唯有在运用中得到学界的拥趸,才可能在学术圈、在整体学科意义上,成为学派、成为研究方式,而不是靠自诩、自夸就能够成事的”。但目前学术界的一种怪现象却是,被公认为学派的(如华南学派)不承认自己是学派,而一些门派特征明显的学术共同体,却急吼吼地想让学界认可它的学派身份,比如山西大学学者就撰文呼吁:“应当对‘语境论学派’(甚至直称‘郭贵春学派’)学者群体,或者具有语境论旨趣的学者群体, 响亮地给予符合国际惯例的‘学派’名号。”

  

   之所以说门派难以成长为学派,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死结:学术批评机制的缺失。越是显赫的师门,导师名气越大,学生就越是难以对导师的学说提出质疑和批评,而且,门派内部讲究论资排辈,小师弟在大师兄面前也很难取得平等话语权。可是,如果共同体内没有平等对话和相互批评的学术氛围,就不可能有学术的创新与发展。“满足于现有答案,不展开学术批评,就意味着现有学术成果没有问题。任何科学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科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门派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批评动力,学派就不可能生成。

  

在哲学社会科学界,一个门派若要培育成学派,除了导师必须具备学派领袖的各项特质之外,还得满足以下4个条件:1.确立一套开山立派的学术研究纲领,尤其是作为硬核的学术理念或研究范式;2.团结一批衷心拥护该研究纲领,热衷于学派建设的同业优秀学者;3.明确一个稳定的、专门的学术领域,或一套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从该领域的理论体系中拣选、发展出一系列共通、适用的学术符号;4.既有的学术成果具有良好的社会解释力或文本解释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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