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中国民俗学的学派、流派与门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0 次 更新时间:2020-11-20 1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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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并且将之定性为民俗学的“初衷”。

  

   巧的是,历史学的“华南研究”也是从这篇《发刊词》中找到了自己的学术信念和理论渊源,但他们从中拈出的主要是“认识民众”“认识整个社会”的“认识目的”,而对“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的“自身体验”和“实践目的”视若无睹。他们继承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华南研究倾向及其人类学方法论的传统,其研究纲领的硬核之一是:“华南研究的目标在于改写中国历史,实质上是要探索如何从民众的生活和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其一再强调的,恰恰是历史学的“认识目的”。

  

   回到民俗学界,朝戈金的口头传统研究也是“认识目的论”的民俗学。“20 世纪末,肇始于美国的‘口头程式理论’经朝戈金等中国学者的积极引介、翻译与在地化运用,在进入中国后的20 多年中,不仅催生了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史诗学的学术研究范式转换,而且渐为民间文学以外的其他邻近学科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参照与技术路线”。

  

   可是,认识目的论的民俗学在实践目的论的话语系统中是被无视的、不存在的。我们以高丙中的长篇民俗学史论《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为例,作者首先在文中明确表达了民俗学新时代的标准:“研究民俗之‘民’,就是要让旧范式下的文化遗民转变成新范式下的文化公民,完成这个转换,才是当下的中国民俗学的学问。”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民俗学新时代的开拓者,自然就只剩下少数几位实践民俗学者了。我们可以通过文中出镜民俗学者的定量分析,依次列出一个出场名录:高丙中23次(包括特指作者本人的“我”17次)、吕微14次、钟敬文12次、户晓辉12次、刘铁梁6次、刘晓春6次、周星4次、韩成艳4次、刘魁立4次、王杰文3次、王立阳3次、杨树喆3次、安德明3次。出场10次以上的,除了绕不开的钟敬文,就只剩了高丙中、吕微、户晓辉。事实上,文中正有这样的表述:“无论就其哲学根基还是就其民俗学问题的针对性和系统性,(高丙中、吕微、户晓辉)这些著述都代表了中国民俗学者对于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对于哲学的民俗学化的最新高度。三人成众,中国民俗学初步具备自己的理论队伍,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论领域。”在上述13位民俗学者中,可以基本判定为实践民俗学派及其支持者的至少7人。而本文提到的另外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朝戈金、刘守华,出场次数均为0。

  

   问题是,诸如口头传统等其他学派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真的就毫无贡献吗?换个角度,就会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视野:“口头传统的研究,涉及思维规律、信息技术、语词艺术等诸多领域,其影响力也是多向度的。仅就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学术格局和理路,都在其作用下发生着改变……口头传统研究所涉猎的话题极为广阔,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其前沿属性和跨学科特点,赋予这个学术方向很大的生长空间。”

  

   所有的学派都是具有特定理论偏向的学术共同体,而所有的理论都是偏光镜。戴着理论偏光镜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被偏振过滤的世界,我们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以及能看到的。比如,过去我们一直以为“不喧哗”是西方人文明观戏的标准模式,可是站在美国民俗学者理查德·鲍曼“表演理论”的眼光来看,演员渴望得到观众的鼓励是很正常的,没有互动的表演反倒是不完整的。在中国,被誉为“当代坤生第一人”的王珮瑜也说:“京剧的叫好是一种文化。”那么,“观戏叫好”到底是文化还是恶俗?不同的理论视角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任何学派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有限的,但也是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学派是无所谓对错的,而是互为补充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和片面性,不能理解范式转换犹如乾坤挪移,不能理解人的认识永远无法指向全部的真实世界,不能理解别人看到的世界中包含着许多我们看不见的成分,我们就会自以为是地将其他学派的思想斥为“虚妄”“没有价值”,从而对别人的工作横加指责。

  

   科学发展从来都是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各自突破,从来没有一个学派能够促成科学事业“全面发展”。凡是声称综合研究的,基本上都是面面俱到的概论式研究。正如我们在评价一部文艺作品时,如果既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又基于魔幻浪漫主义的视角,那么任何作品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在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听得最多的意见就是:“如果能够加上××角度的论述,论文会更加全面。”可是许多学者直到退休也没明白,学术研究就应该钻牛角尖,好的论文从来都不是以“全面论述”为目标。

  

   学科之间的差距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学派之间的差距其实就是学科差距的微缩版。而学派与学科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一个学派的发展空间如果足够广阔,也有可能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事实上,美国的口头诗学在进一步拓展之后,就被弗里当做学科来经营:“口头传统作为一门学科,其边界超越了口语艺术的范围——从《旧约全书》的形成到当代黑人宗教布道,从荷马史诗的文本衍成到当代的斯勒姆颂诗运动,都成为口头传统的研究对象。”

  

   当我们将视线转入学派内部时,还会发现学派成员之间也经常强调个体观点的巨大差异。吕微就经常说他哪篇文章批评了高丙中,哪篇文章受到了王杰文的反批评,彼此差距很大。虽然在学派外部的我们看来,吕微对高丙中的批评都是歌颂式批评,而王杰文与吕微的观点差异也只是“一碗萝卜”和“萝卜一碗”没有实质性区别,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恰恰是内部的论争,对细微之处的修补和订正,有力地促进了理论的完善,丰富了保护带的建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群体性的事业,只不过它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由许多人共同完成一个课题,而是由对话与沟通、借鉴与批评的方式来从事的群体性事业。换言之,学术批评是学术团体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的方式,是学术团体共同完成学术使命的手段”。

  

   对于学派之间的关系,既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均认为是竞争关系。如果从人才争夺和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竞争说当然有道理。竞争促使每个学派都得在理论和方法上筑牢硬核的逻辑结构,取得“进步的经验转换”,以便在学科格局中“争取更多的学术资源,获得更大的学术名望,占有更重要的学术话语权,掌控更多的工作岗位”。

  

   但如果仔细考察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史或学术格局,我们就会发现,与竞争关系相应,学派关系更加倾向于互补关系。狭义的学术竞争就像同一项目的竞标,或者同一试卷的数学考试,可以在同一领域、同一选题上分出高下。但是纵观科学发展史,我们找不到任何两个学派构成了这样一种单纯的竞争关系。以本文提及的民俗学派为例,无论是刘锡诚归纳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八大流派,还是刘守华的历史文化学派、吕微的实践民俗学、朝戈金的口头传统研究,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

  

   我们把视野缩小到故事学领域,假设刘魁立的故事形态学也壮大为一个学派,它与刘守华的历史文化学派之间会有竞争关系吗?刘魁立倾向于共时研究,刘守华倾向于历时研究;刘魁立倾向于结构分析,刘守华倾向于文化分析;刘魁立倾向于形而上的理论建设,刘守华倾向于形而下的个案研究。两者虽然同治故事学,但其研究视角和进路完全不同,我们与其称之为竞争关系,不如称之为互补关系。正如《牛津法律大辞典·法理学的学派》结语中说:“对法学家进行学派的分类不应模糊这种事实,即:在他们所有的观点和方法中都存在着一定的真理和价值,而且,这些观点和价值是互补的。”这就像现代医学中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一样,既相互独立,也相互促进。

  

   那么,有没有研究对象和研究进路完全一样,纯粹竞争关系的两个学派呢?科学史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两个学派。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其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惺惺相惜,强强联合;要么弱势一方改弦易辙,另辟蹊径。这方面最著名的学案就是顾颉刚与傅斯年之间“疑古”与“重建”的纠葛,顾傅两人本来都属疑古一派,其间傅斯年出国7年,回来后发现顾颉刚已经牢牢地坐稳了疑古领袖的位置,心高气傲的傅斯年“可能为摆脱顾颉刚的阴影,进而否定了北大时期‘疑古的傅斯年’,这时‘光武故人’就变成‘瑜亮情节’了”,他另组人马再起一灶,开辟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重建派”(史料重建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派双峰并立,成为史学革命最重要的两大学派。

  

   八、“中国民俗学派”的悖论

  

   学派是学科的进一步细分。假如将一门学科比做一棵树,那么,学派就是树上的枝杈,学人就是杈上的树叶,要想根深叶茂,就得枝粗杈壮,单一枝杈的树显然是孱弱的、没有竞争力的。正是不同学派的多向积累、互相补足,一个学科才能得到相对均衡的发展,不至于单调枯萎。

  

   只有一个学派的学科,一旦出现学术权威,没有其他学派的刺激、制衡和补足,很容易就会导致整个学科的偏执和钝化,最后流为只有一种权威性概论思维的没落学科。但是,中国学界从1981年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建设一派独尊的“中国学派”的动议。从早期的比较文学开始,再到民族音乐学、戏剧学、系统科学、经济学、考古学、文艺理论、世界史、国际政治诸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以“建设××学科中国学派”为主题的倡议文章更是汗牛充栋,数以千计,检索“中国知网”,依据口号提出的先后顺序,决心建设“中国学派”的学科还有翻译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产业生态学、法学、管理科学、工程哲学、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高等教育科学、风景园林学、可持续发展科学、财政学、非洲研究、传播学、经济管理、健康伦理学、科技术语研究、道教研究,等等。甚至国际象棋、动漫产业、芭蕾舞、美声唱法、单簧管、话剧表演、电影理论、油画艺术、远程教育、竞技体育、企业文化都要建立中国学派。而气魄最大者,是多位学者撰文提倡建设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但非常遗憾,建设中国学派的口号喊了40年,至今没有一个学科敢于宣称建成了可以称之为“中国学派”的学派,哪怕勉强建成的都没有。

  

   “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口号的提出始于1998年。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钟敬文做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主题报告,就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学派的特殊性格、旨趣和结构体系,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代表们围绕着该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学习,一致认为报告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段宝林在闭幕词中说:“这一重要报告,通过热烈的讨论,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这就使这次大会成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引导中国民俗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20多年过去了,“中国民俗学派”依然无影无踪,甚至可以预知,将来也不可能建成。建不成的原因是学理上无法成立。

  

学派不等于学科。可是,当一个学派以国家名义来命名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该学派的地域范围覆盖整个国家,这是该学科在该国一统江湖的唯一学派,学派的内涵和外延就在该国与学科达到完全重合。如果A等于B,那么,A和B之间就有一个是没有存在意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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