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8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7: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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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沈仲九难以接受共产党的组织纪律,邵力子后来回忆说:“沈仲九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严密的组织生活。”

   于是,到了1920年的夏天,成立了不过一两个月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批原来志同道合的年轻知识分子,终于在要不要一个“刚性的主义”和搞不搞一个有组织纪律的政党这两个问题上,分道扬镳了。这是继“知识化主义”与“信仰化主义”第一波分化之后,激进知识分子内部继续分化的第二波。但这没有结束,待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将围绕着究竟是认同“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一元的列宁主义”这一问题,继续产生第三波分化。

  

   四、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一元的列宁主义?

   在中共的筹备过程之中,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显然扮演了核心角色。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何时成立的问题,学界有多种看法,但基本是两条脉络,第一条是从前述的以系列座谈会为组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了1920年夏天,研究会转型为中共的前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二条脉络是由维经斯基亲自主持和创建、有陈独秀等人参与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常设机构革命局。这两条中共建党的脉络,到了1920年7—8月革命局成立之时,合二为一,革命局的核心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基本成员。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激进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早期中共,是如何从信仰“复调的马克思主义”,逐步走向认同“一元的列宁主义”的?

   所谓“复调的马克思主义”,是包括了西方和俄国两大流派在内的多种思潮、多种流派的复数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柔性的主义”的特征。而“一元的列宁主义”,则具有前述的典型的“刚性的主义”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更为革命、更为激进的一支。十月革命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形成了“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两大阵营,基本的分歧在于两点;第一,是在议会民主体制下通过选票和平地争取政权,还是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第二,无产阶级政党是以争取选票为中心,广泛地团结各个阶级和阶层,党员只要承认党纲,而不必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还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党是由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先锋队组织,有高度统一的信仰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这两大分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共运当中就已经存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表现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两条路线之争。

   那么,决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共知识分子,究竟是选择哪一边呢?虽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维经斯基一手促成的,但在一开始,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并非是布尔什维克政党,依然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气息。简单地说,从1920年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到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这一年,中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小组更像一个半松散的“社会党”,接受的是“复调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早期还可以继续兼容其他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和人物。但以1921年11月《共产党人》杂志创刊和《共产党党纲》确定为标志,第二阶段的中共开始向“一元的列宁主义”认同,通过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场论战,净化思想基础和组织结构,逐渐转型为俄式的布尔什维克政党。

   早期建立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可以说是“双重复杂”:思想来源复杂,组织成分复杂。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详细考证了早期中共的思想源头,发现主要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丸山昏迷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等,但即使像对李大钊、施存统有重要影响的河上肇,他的思想更多地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吸收,更多地来自英文文献,主要是美国的《苏维埃·俄罗斯》杂志,但其中的思想既有列宁的,也有托洛茨基的,连复刊后的《新青年》第8卷封面,都是复制了美国社会党的党徽。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他1920年春夏在上海受到陈独秀很大影响,读了三本书,让他最后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三本书除了《共产党宣言》之外,是社会党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显然,这个时候的青年毛泽东,像其他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样,依然是一个“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距离列宁思想,要比社会民主主义还更远。正如德里克所说:“他们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

   据施存统回忆,在1920年6月陈独秀等5人最初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完全不了解俄国的列宁主义思想,只是根据几本看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草拟了党纲,其中有“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作为革命手段”等内容,“带有相当浓郁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7—8月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陈独秀等创党知识分子也一时无法确定党的名称应该叫什么,究竟是社会党呢,还是共产党?陈独秀还写信给在北京创党的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他们的意见。名称的背后,是走哪条路的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事实上,在“复调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他们对国际共运中的两条路线的区别,未必是很清晰的。

   这个不清晰,不仅是思想上所然,也是组织结构所然。维经斯基到中国的使命,一方面是组建共产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联合中国、日本和朝鲜各种激进的组织,组建社会主义者同盟,以配合苏俄,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这个大同盟里面,既有共产党人,也有社会主义者,更有无政府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又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要大得多。且不说社会主义同盟,即使在北京和广东的共产主义小组当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人数最多。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有确定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这表明,在“复调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充分的“柔性”,能够包容其他的“主义”,这既是思想意识的问题,也是统一战线的需要,“主义”的内涵越是模糊,不同“主义”取向的激进青年就越能够同屋相处。

   一个政党的理论取向和精神气质,取决于领袖。中共早期的创党知识分子,大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他们的老师辈,无疑是一南一北两位思想领袖。那么,在1920年夏天到1921年期间,他们两位的思想取向究竟如何呢?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大知识分子李大钊,却始终没有完全认同列宁主义,而比较晚才皈依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却是最早认可列宁主义的党内第一人。

   先说李大钊。李大钊虽然是最早拥抱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他的历史观不是目的论,而是调和论。1918年7月1日,他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同时发表4篇文章,如果放在一起阅读,便会明白他的思想原点。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都是讨论调和的,他认为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新旧文明、政治生活,调和二种相反的元素乃是美德。第三篇文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比较了东西文明,结论是“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澈底之觉悟”。第四篇是《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遵循同一的调和论逻辑,李大钊将俄国革命视为双重的调和与超越,一方面,从空间关系来看,俄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将创造一个“兼东西文明特质”之新文明,另一方面,从时间关系而言,20世纪俄国革命又将超越19世纪的法国革命,从追求政治独立的“国家主义”革命,发展为表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想象中,这种全新的第三种文明将东与西、19世纪与20世纪连接与融合为一体,代表人类未来的光明。

   找到了未来文明的方向,李大钊自然要寻找这背后的“主义”,但他没有找到列宁主义,却从十月革命那里回溯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源头马克思主义。这自然与他的阅读文献有关,李大钊主要是通过日本的河上肇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而河上肇在理论上的倾向,更多地不是东方的列宁主义,而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解释的元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受到了河上肇的影响,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1918年10月他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将欧战的胜利,既视为公理的胜利、自由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也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作为一个调和论者,他将19世纪的民主主义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等同为一体,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想是要“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显然,李大钊在这里是以他最钟爱的民主主义精神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让十月革命染上了鲜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虽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列宁的想象性的误读。

   李大钊毕竟是早稻田大学法政学科班出身,早年还是一个立宪党人,民主主义和宪政主义是他学理上的底色,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重视“民彝”的中国式民粹主义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了李大钊独特的政治观,既是立宪的、民主的,又是平民的和民粹的,他试图将二者调和起来,这也构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在他看来,民主主义、民粹主义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对立与冲突。很有意思的,即使到了1921年3月,李大钊已经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袖,在分析俄国革命的时候,依然将俄国民主工党内部的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等量齐观,认为“无论何派,皆具有共同的目的,想法去发言保持俄国的精神,再用俄国精神来建设新鲜的世界”。

   不过,李大钊虽然思想比较复杂多元,偏好调和,属于典型的“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取向与社会民主主义更为接近,反而与列宁主义比较疏远。按照列宁的经典理论,作为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有统一信仰、严密组织的刚性政党,但李大钊对平民主义的直接民主有强烈的偏好,对列宁强调党应该代表无产阶级实行党的专政这一点,显然没有太大的兴趣,迈斯纳对此分析说:“李几乎完全不关心组织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中国社会内部自发的革命力量上,根本不考虑革命过程中党的作用。”“李大钊不同意用组织观念约束群众的自发习惯,他正是带着这种民粹主义观点开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生涯,民粹主义成为他的革命理论的基础”。

   相比较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晚,但他几乎是跳过了“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环节,直接认同了列宁主义。1921年9月1日,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在复刊的《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1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谈政治》,正式宣告了他对列宁主义的皈依。在该文中,陈独秀首先与昔日的盟友实验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五四运动中的这些最为流行的“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吸取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制失败的教训,回避政治运动,注重社会改造,试图为新的理想社会打造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但陈独秀开篇即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其次,在国际共运当中,陈独秀又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指出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而且说“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最后,陈独秀通盘接受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思想,宣告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就一反晚清民初流行的国家有机体说,将国家视为实现人民福祉的工具,但那个时候的他有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对作为工具的国家是颇为鄙视的。当他接受了列宁主义思想之后,对作为工具的国家突然大感兴趣,认为“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他相信,通过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路,将比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更有效地达至乌托邦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李大钊是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回到经过考茨基等人阐述的“元马克思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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